12岁刘玉璞洗澡，醉醺醺的父亲踹开门:“以后洗澡，不要锁门!”

1975年，12岁的刘玉璞正在洗澡，醉醺醺地父亲发疯般地踹开门，冲进浴室里，死死拽住她的头发，对她拳打脚踢。事后，又亲吻着刘玉璞的伤痕，对她说“以后洗澡，都不要锁门！”
12岁那年，她在浴室里被父亲一脚踹开门的那一刻，大概就明白了，“家”这个词，不是港湾，是围栏。
没有人会来拉她一把，甚至门外那个走得很轻的女人，她的母亲，也没有停下来问一句“怎么了”，从那天起，她学会了一个词：闭嘴。
1984年，电视上那个灵气逼人、眼神里满是锋芒的赵敏，是刘玉璞，可你不知道的是，那个角色她演得太好，不是因为演技，而是命中注定。
刘玉璞早熟得惊人，18岁那年，有星探在街头看见她，说她有镜头感，她答应得很快，因为她知道，这是逃出去的唯一机会，她不是为了红，是为了活。
别人怕吃苦，刘玉璞不怕，替身不来，她自己上；打戏太猛，她照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甚至吐过血，但她从不喊疼。
因为她早就把疼当成日常，比起父亲的拳头、母亲的冷眼、丈夫的控制，这些真不算什么。
镜头关了，她常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发呆，那时候她红极一时，金庸都说她是“最贴近原著的赵敏”。
可赵敏敢爱敢恨，她却连“爱”这个字都不敢轻易说出口。她怕，爱上谁，谁就会变成父亲。
后来刘玉璞遇到了张建中，一个教堂里的牧师，温文尔雅，听她倾诉，不打骂她，还说她值得被爱，她信了，22岁时她嫁了他，放弃了演艺圈，放弃了自由，换来一个看似安稳的“家”。
但第二个牢笼，比第一个更难挣脱。
婚后，张建中变了，他不再温柔，他开始控制刘玉璞，从穿什么衣服、走哪条路，到能不能出门见朋友，他说：“你是牧师的妻子，要有样子。”
“样子”，成了刘玉璞被绳索捆住的借口，她想求医，说自己精神不太对劲，他冷笑：“你要让教会蒙羞？”
她回娘家试图求助，母亲说：“你少拿死来威胁人。”父亲更干脆，直接动手，她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出口，都被关上了。
绝望成了她的日常，她多次自杀，最严重那次，她吞了上百颗药，走向海边，警察发现了她，她被救回来了，但她哭着对朋友说：“我是真的病了”不是矫情，不是作，是病了。
可没人把她的痛苦当回事，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她的社会角色，都只希望她“正常”，希望她“识大体”，希望她“不要丢人”。
2007年，她终于决定离婚，没有财产，没有孩子，净身出户，她提着行李回娘家，门还没开，就挨了一顿打。
刘玉璞以为自己长大了，能反抗了，结果她错了，在原生家庭面前，年龄从来不算数，她那时候账户里只剩87块钱。
87块，换不来尊严，也买不起未来，但她还是咬牙活着，靠着教画画、写书、接小角色，她撑了下来。
她写书，是为了告诉别人：抑郁症不是“想开点就好”的事，她说：“我试过了，我真的试过了。”她的书《打开心飞》里，满是求生的痕迹，她不是不想活下去，只是太累了。
2009年母亲节，她主动打电话给母亲，聊了很多往事，还寄了一幅画过去，那是她最后一次试图修复关系，她还是没能彻底放下这个家，哪怕它一次次让她失望。
几天后，她因心脏病突发离世，没人知道她走了，直到三天后朋友报警，床边是没吃完的抗抑郁药，还有一本密密麻麻记录药物反应的日记。
她是认真地在跟病拼命，只是没人陪她一起抗，刘玉璞不是输给了命运，是被命运耗光了力气。
从浴室到镜头，从教堂到病房，她一生都在逃：逃离父亲的拳头、母亲的沉默、丈夫的控制、社会的偏见，甚至逃离她自己。
她的人生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不是为了赢，是为了不死。
她演过最成功的角色，是赵敏，可赵敏能策马江湖，她却连锁上浴室门的权利都没有，她曾经那么努力地想成为一个“正常人”，但这个世界从没给她“正常”的起点。
她在书里写：“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会爱我。”这不是悲伤，是结论，是她被一次次推开的手、一次次冷漠的眼神、一次次不被理解的病痛，推出来的结论。
不能疯、不能懦弱、不能喊疼，连痛苦都得藏着掖着，还不能影响别人，你活着要有用，不然就别活。
但刘玉璞已经很“有用”了，她美，她红，她拼命工作，她隐忍，她配合，她甚至连病都不敢被人知道，可最后，她还是孤零零地死在了公寓里，三天后才被人发现。
有研究说，人在童年时期受到的心理创伤，会改变大脑结构，这不是玄学，是科学，父亲的一脚、母亲的沉默，不会随着时间淡去，而是变成在你心里反复播放的监控录像。
你越想忘，它越清晰，我们总说“家是最安全的地方”，可对很多人来说，家是第一个让他们想死的地方。
刘玉璞没有等到“被理解”的那天，心理创伤不是软弱，而是病；原生家庭不是私事，而是社会议题；女性不是“该忍”，而是“该活”。
愿每个孩子都能锁上浴室的门，愿每个成年人都不用再演赵敏，愿这个世界，少一个刘玉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