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慷慨赴死时年仅36岁，建国后毛主席为何说：以后要少纪念他

1962年7月，北京的酷暑尚未褪去，中南海里一次关于烈士纪念的内部会议刚刚结束。与会者从会议室里走出，神情各异，因为主席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还回荡在耳边——以后要少纪念瞿秋白，多宣传方志敏、刘胡兰。

一句话，在不少老同志心里掀起了波澜。瞿秋白1922年入党，1927年“八七”会议上力主武装斗争，1935年从容赴死，这样的资历与牺牲足以列入革命史册，为何却要“少纪念”？疑问迅速在党内外传播，社会上也议论纷纷。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55年，答案似乎又截然相反。那一年，政务院正式追认瞿秋白为革命烈士，中央主流媒体刊发悼念文章，称他为“早期党的旗帜”。七年之间态度出现反差，关键不在于对英雄本身的评价是否变了，而在于时代环境骤然不同。

先看瞿秋白。1920年代，他在莫斯科翻译《国际歌》，回国后又赶赴广州、武汉，为国共合作奔走。那个年代的青年大多信仰激进，而他的笔锋敏锐，文章里却常带冷静与质疑，这种“自我解剖式”写作为同辈所少见。

1931年，王明回国掌握中央后，左倾路线盛行。瞿秋白因坚持独立思考，被撤销一切中央职务，转而到中央苏区做文化工作。自此他被边缘化，却没有脱离斗争。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他因肺病留苏区坚持游击，条件极度艰苦，药品断供，营养不足，伤病员背着枪行走不足十里就口吐鲜血。

1935年2月，陈毅与项英安排瞿秋白化名林琪祥，准备北上就医。途中保安团围捕，同志牺牲，他被俘。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曾奉蒋介石之命劝降，多次软硬兼施。一次夜谈后，宋低声叹道：“先生何苦如此？”瞿秋白淡淡回应：“革命者只能向真理低头。”短短十个字，让在场警卫无不动容。

6月18日深夜，宋希濂最终接到枪决令。他犹豫再三，仍难违军令。翌日清晨，瞿秋白步行至刑场，边走边高唱《国际歌》，甚至指着晨光中的松林说：“这里不错，给我照张相吧。”枪声响起，他定格在36岁的年华。

英勇不容置疑，可在临刑前数月，他写下一卷狱中文稿——《多余的人》。文中他回顾早年理想，也坦陈迷惘：“革命浪潮滚滚，个人往往显得渺小。”这段自省后来被一些人误读为动摇，甚至被贴上“软弱”“退却”标签。

进入60年代，国内外形势趋于紧张，意识形态斗争尖锐。领导层担心少数人借“瞿秋白式犹疑”做文章，动摇社会信心，因此决定淡化宣传。相比之下，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刘胡兰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句句铿锵，更符合当时需要的鼓舞力量。

从宣传策略角度看，主席那句“以后要少纪念”并非贬低瞿秋白，而是出于整体考虑：一，避免让外界抓住“动摇”字眼；二，突出在文字里始终坚定的典型，方便统一社会情绪。换句话说，这是政治层面的轻重缓急，并非历史评价的高低。

“少纪念”并未等于“被遗忘”。1970年代末，档案逐步解禁，学者重新梳理他在莫斯科的译作、在上海的报刊文章，发现瞿秋白一直在寻找中国现实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结合点。《多余的人》不是认输，而是冷静的理论反思。更多资料面世之后，早年误解逐渐消散。

如今，在江苏常州瞿秋白纪念馆，来访者能看到他翻译的旧书、刑前所穿的蓝布长衫，还能听到未修音的遗嘱录音。讲解员总会提醒参观者：方志敏坚定，刘胡兰无畏，瞿秋白则弥足珍贵地保留了知识分子的思辨与赤子之心。三种精神，共同塑造了革命群像。

时代背景变了，宣传重点会随之调整，但血写的历史事实不会改。瞿秋白死时年仅三十六岁，留下的思考却远超三十六年寿命。今天读他的文字，不难发现他与枪口对峙的姿态：枪声可以结束肉体，不能杀死问题，更不能扼杀探索。

也许正因此，历史对他的定位反而更为立体：既是烈士，也是思想者。的确，纪念不是堆砌仪式，更不是简单标签，而在于理解那一代人为什么上路、如何走到最后，以及他们留给后世的复杂信号。新中国探索的每一步，都在这些信号里闪烁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