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部队里的2岁“红小鬼”，失散于草原寻亲数十年，结局如何？

1935年，湖南大庸县里，侯家老小挤在一间漏风的土坯房里，远处时不时传来枪炮声，听得人心里发紧。19岁的侯清芝攥着媳妇刘大梅的手，手心全是汗，他俩早前在地主家当长工，天天干重活还吃不饱，早尝够了苦日子。

其实早在前一年11月，红二、六军团刚解放大庸时，侯清芝就和兄弟、叔叔一起参了军；到1935年9月，家里的老人、媳妇这些家属，也被编入了红军家属连。眼瞅着部队要从桑植出发长征，爷爷侯昌千拄着根磨得发亮的旧拐杖，找到家属连指导员反复求情：

“没有红军，俺们一家子早饿死了，俺们想跟着部队走！”

最后军团政治部批了他们的请求，还调了匹老马给家属连，专门驮行李和老人孩子。那会儿侯德明还没出生呢，直到第二年3月部队过雪山，刘大梅早产，才生下这个后来流落在草原的孩子。

1936年，日干乔大沼泽里满是没脚踝的烂泥，冷风裹着雨丝往人骨头缝里钻。红二军团的队伍踩着泥沼慢慢挪，侯德明的母亲刘大梅走在队伍中间，怀里揣着刚几个月的侯德明。

那会儿她不是啥专门的文艺宣传员，就是帮着队伍缝缝补补，闲了就教战士们唱几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调子不高，却能让累得直不起腰的人多走几步。

那天队伍刚过一片烂泥塘，刘大梅正扶着一个腿伤的小战士往前走，脚下突然一滑，整个人瞬间陷进了黑黢黢的泥沼里。她下意识想把怀里的孩子举起来，可泥沼拽着她往下沉，只露个手在外面抓了几下，就被泥水吞了进去。

侯德明的父亲侯清芝就在不远处，看见这一幕疯了似的冲过去，却被身边的战友死死拉住，谁都知道，陷进这种泥沼，再冲过去就是两个人一起没。他没喊出声，只盯着那片冒泡的泥地，手指抠得掌心流了血。

没了娘的侯德明当天就发起了高烧，小脚丫烂得能看见嫩肉，一碰就哭。部队要赶路程，带着这么小的娃娃根本走不动，指导员找了半天，才找到附近草原上的藏族老乡丹增桑珠。丹增桑珠是个40来岁的牧户，家里养着几头牦牛，听说是红军的娃娃，没多问就把侯德明抱回了家。

他把这孩子裹在自己的羊皮袄里，用酥油茶泡了糌粑，一点一点喂进娃嘴里；娃脚上的烂疮，他就每天上山采草药，捣成泥敷在上面，还念叨着“汉族娃娃要好好长”。后来他给娃取了个藏名，叫“甲洛尔吾”，草原上的人都知道，这是“汉族的宝贝”的意思。

侯德明长到能放牛的时候，丹增桑珠就教他认草原上的路，教他说藏语，还把刘大梅留下的那截红缨枪头交给了他，说：“等你长大了，拿着这个能找着家里人”。

他记着这话，每次放牛到最高的山坡，都要往东南方望一会儿，他不知道家在哪，只知道丹增桑珠说，那边有他的亲人。

另一边，侯清芝跟着队伍到了陕北，后来又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才回湖南，在人武部当干部，又成了家，有了几个娃。可他心里总空着一块，没事就坐在院子里往西望，抽屉里锁着一张泛黄的纸，上面写着“德明，1936年夏，红原”。

孩子们问起，他就说：“你们还有个大哥，在草原上”。1987年他快不行的时候，攥着二儿子侯德长的手，声音轻得快听不见，却反复说：“一定要找着你们大哥，别让他在草原上孤零零的……”

侯德长记着这话，跑遍了湖南、四川的民政局，翻遍了失散红军的档案，可那会儿没网络，写出去的信要么退回来，要么石沉大海。

侯德明也没闲着，长大以后他知道自己是汉人，每年都给湖南的民政部门写信，可他只知道“老家在大庸”，名字也记不清，信寄出去就没了回音。有好几次收到退信，他就坐在草原上的石头上，把信叠好放进木盒里，眼泪掉在草地上，很快就被风吹干了。

直到1984年，国家开始给失散红军办证明、发补贴，草原上的老乡们都去帮侯德明作证，说他是当年红军留下的娃娃。民政部门查了大半年，终于给了他一个红本本，上面写着“失散红军亲属”，每个月能领30块钱。

拿着红本本那天，侯德明去了丹增桑珠的坟前，把本子放在坟头，说：“阿爸，我能找着家里人了”。

2004年春节的红原，草原上还积着雪，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解放军画家敬庭尧裹着厚棉袄在瓦切乡写生，听牧民老乡说：“村里有个叫甲洛尔吾的老人，是当年红军留下的娃娃。”敬庭尧来了兴致，跟着老乡找到侯德明家，藏式小楼的烟囱冒着烟，侯德明正帮着儿媳晒牦牛肉干。

听侯德明用不太流利的汉话讲完身世，敬庭尧红了眼：“老人家，我帮你上回电视，说不定能找着家人。”

侯德明一开始还犹豫，怕希望落空，后来想着丹增桑珠生前总说“你家人肯定在找你”，才点了头。上央视《老敬过年》那天，他穿了件新藏袍，面对镜头紧张地攥着衣角，说“我是湖南大庸的，爹叫侯清芝”时，声音里还带着草原的调子。

远在湖南益阳的侯德长，那天正和家人吃饭，电视里突然传出“大庸”“侯清芝”。他手里的碗“哐当”一声砸在桌上，菜汤洒了一裤子，伸手去抓遥控器，没拿稳摔在地上。“是大哥！肯定是大哥！”他顾不上收拾，连夜给张家界的兄弟姐妹打电话，第2天一早就凑了好几个人，开着辆旧面包车往红原赶。

2004年的川藏路不好走，翻折多山时雪下得大，车胎陷进雪窝子，几个人推着车走了二里地；过马尔康时车胎又破了，在路边补胎等到天黑。开了几天几夜，终于到瓦切乡。

一进侯德明家，侯德长盯着老人的脸看了半晌，突然扑过去抱住：“大哥，你眉眼跟俺爹年轻时一模一样！”侯德明也红了眼，伸手摸侯德长的手：“你手上的老茧，倒有点像我藏族阿爸（丹增桑珠）。”

转年4月，侯德明终于踏上回张家界的路。火车到站时，站台上挤满了人，有的举着“欢迎红军后人回家”的红牌子，有的捧着自家种的橘子。小学生们跑过来献花，他弯腰摸了摸孩子的头，眼泪掉在花瓣上。

到了侯家老宅，堂屋里摆着父母的遗像，旁边还放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小布衫，是侯清芝当年给没见过面的儿子留的。侯德明跪在蒲团上磕了三个头，声音发颤：“爹，娘，我回来了。”

家族长辈翻出泛黄的族谱，按“德”字辈给侯德明的三个孩子取了汉名：大儿子叫侯德康，盼着全家安康；小女儿叫侯德梅，念着她奶奶刘大梅。侯德长把孩子们的名字一笔一画写进族谱，边写边说：“这下咱侯家的根，算是接上了。”

可住了不到一个月，侯德明就说要回红原：“我娘埋在草原，阿爸（丹增桑珠）的坟也在那儿，藏族老乡们还等着我喝酥油茶呢。”走那天，瓦切乡的老乡们牵着牦牛来送，有的塞给他装着奶豆腐的布包，有的帮他拎行李，跟着车走了好几里地，直到看不见车影才停下。

如今侯德明家的门框上，挂着块村里木匠做的木牌，上面用藏汉双语写着“长征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