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 如何识人与用人

我对博士生的挑选也是不拘一格，看重的不是考试成绩，而是其总体 素质与学术禀赋。例如何建明与郭国灿原来是攻读哲学史的，张富强 原来攻读世界古代史，毕业论文更是有关地中海考古，与中国近代史 相距甚远，我都看好其各自潜在优势，优先给予录取。何建明为萧萐 父的硕士生，受过良好的哲学史训练，其师亲自推荐从我攻读博士。 哲学史重总体把握，但容易流入空疏，他来华师后在考据实证上狠下 功夫，所以对中国近代佛、道两教的历史研究很快就崭露头角。

国灿是我亲自指导的年龄最小的学生，但天资聪颖，又有哲学理论的底蕴，所以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也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可惜他分 配到深圳以后却被省市政府看中，并委派负责驻港办事处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港通。最后又担任深业集团党委副书记。但他虽厕身商 海，仍继续撰写关于香港研究的著作。张富强在学科转换方面跨度更 大，他调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未久，就被安排到哲学所担任所 长助理之类职务，不久又奉命筹建法学所，从此转入法学界，但也做 得有声有色。

我把这些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才俊汇聚在一起，虽说是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研究生，但同学之间已形成多学科的经常交流， 相互碰撞、融会、补益，更有利于他们的专业知识增长乃至就业的多 元适应性。张謇有一个侄子（似名慎武），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大学执教数十年，他对我们不拘一格选英才就很称赞，说美国无论是本科转 系或就业换行都属司空见惯，他自己执教专业就交换过四次。

学生中比较奇特的一个是何燕生，他出身于佛教徒家庭，父亲作为居 士长期在汉阳归元寺协助昌明长老做文字工作。燕生曾经出家，作为 幼僧在中国佛学院学习并被选往日本佛教大学深造，回国后担任过赵 朴初的助手。但他俗缘未尽，放弃追随朴老献身佛教的大好机会。他 想从事学术研究，亦经由萧萐父的介绍，破格录取，随我攻读中国近 代史，接受初步史学训练。随后又到日本随著名佛学学者攻读博士学 位，毕业后留在日本大学担任教授，现已成为日本佛教史的大家。我 与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并经由其父介绍与佛学界也有若干交往。

我还很注意在社会底层发现才俊。如陕西下乡知青张应超，对当地辛 亥革命历史人物井勿幕等很有兴趣，曾经写过几篇文章并通过《光明日报》向我请教。我利用到成都开会的时机，途中在西安下车前往探 视。当时他与妻、子一家三口，租住郊区农家一间小房，好像不到十平方米，土炕就占了大部分空间，只能靠一台缝纫机当作方桌，连椅 子都放不下。好在住房面对一座牛棚，倒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白天牛下田耕作，他得空就在牛棚下摆张折叠小桌，坐在小凳上埋头写作。 我看了非常感动，戏称为“牛棚作家”。以后我们经常书信往还，帮助他修改论文。198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隆重举行，他 的处女作《辛亥革命时期井勿幕的活动》居然经过评审入选，而参与 此会的学者只有他与唐文权不是大学与研究所的专业历史学者。由于陕西全省只有应超一人能够参与此次规格极高的盛会，会后被西北大学历史系破格录取（与王岐山同班），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多年勤奋工作，在道教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曾担任该所所长。

唐文权当时尚在苏州市立一中任教，是“文革”后期与我经常就章 太炎研究通信探讨结识的。 文权的“西行求法”，起意于1980年初，其时我从上海到苏州档案馆查 阅相关文献，本来托他代订旅馆，但他却执意安排住在其家。那是中 学教工宿舍，离档案馆很近，一日三餐比较舒适方便。但房间却并非 宽敞，一家四口挤住在二楼一个长条形卧室里，靠楼梯口是他们夫妇 的“主卧”，临街是两个儿子的住处，能够待客的只有过街楼那面所谓 “书房”。由于时间比较紧迫，我也不好推辞，只有增加他们很多麻烦。 通过朝夕相处，叙谈甚多，彼此都增加了解。临别时，他表示很想从 我继续研究章太炎学术思想，我当即满口答应。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学术讨论会上，他提交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佛学思想》，获 得许多中外知名学者的极大关注，因为他对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从早年 的“不能深”“不甚好”，到中年以后的“乃达大乘深趣”，乃至其后提倡建 立“以唯识为宗”的新佛教，并与无政府主义及老庄思想汇合形成的浓重 虚无主义，做了全面系统的条分缕析，自成一家之说，显示功力极 深。这样更增添了我引进这位青年才俊的底气，第二年便正式向学校提出建议。学校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发出商调函，但由于是隔省商调 必须经过省市教育厅（局），苏州市教育局欣然同意，但湖北省教育 厅却多方留难，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文权没有大学本科文凭。我们虽然 再三申辩，但也无可奈何。幸好1983年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到武汉检查我校工作，临走时特别邀见张舜徽教授与我，询问有什么困难需 要帮助解决。我脱口而出，改革开放已有好几年，为什么到现在还只 重文凭不重水平，并且特别以引进唐文权受阻为例。舜徽先生本身就 是自学成才，当即愤然起立，大声说：“我连中学毕业文凭都没有。”当 时，司长也觉得有些离谱，他明确答复：“我个人完全同意你们调入唐 文权，但部属院校在组织人事方面仍归省教育厅管辖，隔省商调还得 他们出面，我可以与他们认真沟通一下。”毕竟，教育部是教育厅的上 级，没过几天商调函便正式发出，文权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来到武汉， 夫人就在华师一附中教英语，两个孩子读华师一附中，彼此皆大欢 喜。文权来华师历史所后，很快取得诸多研究成果，可惜仅同事十年 就英年早逝。

1984年担任院长以后，引进人才方面更趋宽松，有许多事根本无须经过教育部（厅），只要经过校务会议或党委常委会通过就可迅速办 成。例如教育系引进谢小庆就轻而易举。小庆因为父亲曾被划为“胡风 集团”成员，下放内蒙古牧区劳动多年。“文革”结束后，在北师大教育 系毕业并留校工作，教学与科研均属上乘，可惜因家庭纠纷引发刑事 问题，无法继续在本单位工作，后经熟人介绍来我校任教。此事好像 未经过我正式批准，只是由保卫处处长朱斌向我通报，因为小庆有“前 科”，照例由保卫处“内控”。朱斌作为保卫处处长当属“另类”，思想颇为解放，且能顺应改革潮流，特别是关心引进新人，经常向我提供有 益建议。他说我应该与小庆面谈一次，既是考察也是鼓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怀疑，他带我到小庆宿舍会晤。 当时教工宿舍非常紧张，连来校好几年的音乐、美术两系年轻教师， 也只能住在已被弃置的破旧老招待所里，没有公用厨房，就在走廊里 做饭。所以小庆这些刚刚报到的年轻教工，只能住在临时借用的大教 室里，比本科生宿舍还要拥挤。谢小庆拥有的空间就是一张双层床， 下铺睡觉兼座椅，上铺放置衣箱与书籍杂物，还有床前一张小课桌。 我一进房便见他床架上贴张纸条，“谈话不要超过五分钟”。我笑问： “我们现在的交谈也只能是五分钟以内吗？”他抱歉说：“由于有些不相 干的人好奇，常来不着边际地闲聊，所以才贴这张纸条，免得浪费宝 贵光阴。”我点头称是，开门见山就与他讨论今后的教学与科研设想。

小庆个头不大，尽管在内蒙古放牧多年，完全没有那种牧马人的剽悍 风度，仍然保持着斯文一脉的本色。我们一见如故，他也宾至如归， 很快就成为我谋求改革与发展的学术骨干，并且较早经过学委会评审提升为副教授。 小庆与我交往较多，但始终没有向我谈家庭情况，我怕引起他的不愉 快回忆，也从未询问。直到他父亲谢韬平反并恢复原来职务，为华夏 研究院（民办）在武汉筹建分院，首先找金陵大学武汉校友会（我是 会长）合作，我才知道他是在成都时期就读金大的学长。所以我对小 庆的赏识与关切完全是出于公心，并无任何私人请托。我与谢韬意气 相投，一见如故，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追求，与小庆在华师工作也 毫无关联。小庆从来也没有以所谓“红二代”“官二代”自居，敬业乐群， 不仅努力做好工作，而且非常关心华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