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回忆录摘选5：蔡孝乾从逃亡到落网的戏剧性转折

张清杉二次活逮蔡孝乾

自从民国三十九年元旦蔡孝乾第一度落网，留下了许多具体线索，使侦防组得以在短短时间内，连续破获吴石、刘晋钰、朱谌之、严秀峰等人的案子之后，所有台共成员因而陷入一阵大恐慌。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花坛，青年时代前往大陆参加共产党。抗战胜利初期，蔡孝乾由延安潜往上海，筹备返台领导，发展组织事宜，在这段时间里，他和一名上海女工结婚。民国三十五年，他带著妻子和她的妹妹巧巧返回台湾，正式接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党务领导。不久之后，他的妻子病死，于是他和同居一室的小姨子渐渐发生恋情，当时，巧巧才不过十四岁而已。

在蔡孝乾脱逃后的逃亡过程中，他起先与巧巧寄居于台北中山市场黄天家中。黄天是一名死硬派的老台共，是我所遇见过立场最坚定的一个，因此，他成为我这个采用智取原则办案的人仅一、两次使用暴力逼供的受害者。

但是台北的风声实在太紧了，蔡孝乾在黄天家里躲得不安心，他决定到山区隐匿一些时日。三十九年二月中，他带著巧巧前往嘉义粪箕（奋起）湖投靠林医生。

另一方面，蔡孝乾的脱逃，也造成保密局，尤其是局长毛人凤相当大的压力。民国三十九年初，蒋介石尚未复职，但每个礼拜三，他都会以总裁名义在士林官邸召开会议。“脱逃的那个奸匪叫什么名字？抓回来没？” 蒋介石常常这样质问毛人凤。

为了减轻毛人凤所受的困扰，我建议他写一分报告，说明蔡孝乾脱逃对瓦解在台共谍组织其实利多于弊。这分报告的大意是：逃亡者有如行走于沙滩之上，经过必留足痕。蒋介石看了这分报告，以后开会，果然就不再提蔡孝乾的事了。

当然，蒋介石也不是无条件对毛人凤特别宽容，他之所以相信毛人凤的报告书，主要是保密局迁台后的办案能力让他非常放心。我在此回忆录所提的，只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案子。事实上，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至三十九年三月，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抓人。蒋经国曾经在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那几个月之中，所破获的共谍案共达八十余件。

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九日，我们一行大约十名干员依张志忠的口供前往中山北路、长安西路口（台北市政府附近），部署搜查蔡孝乾的行踪。

我在黄天家门口徘徊监视，却末见蔡孝乾的踪影，直到晚上十点钟，黄天的家除一名学生模样的少女出入外，别无其他动静。我们十点零一分越墙进入黄宅搜查，才一落地，迎面就是一道快速的黑影向我扑来，紧咬著我的小腿裤管，打喉头发出充满敌意的低沉怒吼声。这时，在监视中出现过的那名少女听到骚动，出来查看。

“库洛！” 她喊住那条狗，然后以相当平静的口气问：“你们是谁？”

如此镇定的态度使人感到相当讶异，因此，藉著屋内透射出来的昏黄灯光，我仔细朝她打量了一番。“黄天在吗？” 我问，同时示意组员进入屋内搜捕。

黄天不在，根据少女供述：“阿爸出门多日，不知什么时候回家，你们改天再来。”

“我们不怕等，或许晚点他就回来了。” 我说，并指示少女按照平日生活习惯，熄灭灯火，然后把土狗放回院子活动。

深夜十一点十分，我们听见守候屋外的干员所发出的暗号，这表示有人接近黄宅。不过，我们并不认识黄天，因此，院子里的库洛就显得很重要，假如是访客，狗必怒吠，但如果是黄天，牠将会亲热地缠著主人。

门开了，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略带紧张地走入院内，库洛静静跟在他的脚边摇动尾巴。男子把客厅的灯点亮，看见站著许多彪形大汉，脸色霎时便沉了下来。不过，他忽然灵机一动客套地问：“怎么这么热闹，你们也来找黄先生呀？我姓张。诸位大概也是来这里打牌的吧？”

“黄先生，咱们别装蒜好吗，你们家库洛都要纳闷你为什么改姓了。” 当时，我坐在一张矮凳上说，然后点燃一根烟。

男子一听，朝库洛便是狠狠的一脚，可怜的狗儿张著一双惊惧的眼睛缩在墙角哀号，牠不明白为什么向主人示好，还要挨受踢打。“这条狗真不长眼睛，我也不是第一次来打脾，还不懂得辨认，一进门就咬我一口。” 男子讲话的神气，好像自己真的就是黄天的脾友。

“既是来打牌的朋友，怎么会有钥匙进门？” 李汉一故意挖苦他，屋里的干员都笑了起来。

这时，男子拔腿就跑，却被韩剑堂一只大脚绊个正著，扑倒在地上。张清杉顺势俯身用手铐将男子和自己铐在一起。男子在延平南路的讯问室里，很快就承认自己是黄天。但他否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

“我不认识老邓（他故意把老郑讲成老邓）。”

从他这句话里，我便认为他和蔡孝乾关系深厚。而且，他不在家（根据他女儿的话）的这一段时间，一定跟蔡孝乾在一起。可是，黄天的立场实在非常坚定，我在他身上试遇了各种侦讯的办法，就是无法让他吐实，这时，我可火了。

「带进去打一打。」我下达刑求的命令。进入保密局工作，这还是我第一次决定使用暴力办案，我的组员听到这样的指令，一个个目瞪口呆。“动手吧！” 我不耐烦地催促著。

谷正文

黄天被拖进组长办公室后面的空房间，霎时间，只听见拳脚声和惨叫声令人不忍卒闻。十五分钟之后，黄天被架回讯问室，奄奄一息地侧趴在桌子上，血水从发丛间、眼角、鼻孔和嘴角汨汨流出，身子抖得厉害。“老郑躲在嘉义粪箕湖林医生家里。” 说完，他便昏厥过去。听到这几个字。最兴奋的，莫过于张清杉，他站在黄天身边抿著嘴笑。

这是民国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事，三月一日，全台湾公民必须换发新身分证。因此，如能赶在三月一日之前，抵达嘉义采取搜捕行动，成功的机会将比较大些。

二十七日晚间十时，我们的行动兵分两组，一组由我亲自率领八名干员，搭乘铁路夜间末班快车；另一组则由两名干员驾驶吉普车取道公路南下。班车在清晨四点钟抵达嘉义市。我们在车站前方大约三百公尺的一家小旅馆，租了三个房间住下来。我嘱咐大家睡眠养神，然后才开始构思行动的方法。

天色渐明，我还没想出一个具体而有把握的主意来，忽然，张清杉出现在我的眼前。张清杉表示，他打算天一亮，便单独前往粪箕湖探查环境。

“好是好，可是老郑认得你，怕会打草惊蛇。”

张清杉说，这点他也想过，不过，只要装扮成当地人的模样，就不会引起注意。这个年轻人，做事情到底很投入，我没有更具体的办法，于是拍拍他的肩膀，等待天亮。

日光从旅馆东边木格玻璃窗照射进来，张清杉立即向旅馆老板借了一双木屐、一顶斗笠和一辆脚踏车。张清杉跨上脚踏车，朝旅馆老板指出的粪箕湖方向骑去，那一个头戴斗笠，脚著木屐的背影，可像极了乡下人。这是一个好天气，因此虽是初春微寒，可是张清杉却骑出满身汗。为了忘记疲劳，他一路哼著歌谣。

张清杉说，那时他正好骑在一条没有石子路面的泥土路上，由于许久没有下雨，骑起来还算顺畅。正当他回头观望已经远远落在背后的嘉义市，盘算自己的里程时，忽然看到前方路上出现一个人影。这个人头上虽然戴著斗笠，身上的西装却表明了他不是一个乡下人。两人愈来愈接近，张清杉好奇地向著来人斗笠下半个脸孔看，对方也忍不住朝张清杉看了一眼。四目相交，两人都觉得十分面善。

“真有这样巧的事？” 张清杉心里想，车子已经和来人擦身而过了。他把速度放慢，回头望望那个人，刚好，那人也回过头来。

“没错，真的是老郑。” 张清杉调了头，那人不再走动了。他静静站立在路边，等到张清杉骑到自己跟前的时候，他苦笑著，勉强说出一句话：“怎么又是你？” 然后，他自动把手伸出，让张清杉将自己铐锁起来。

张清杉骑著脚踏车，颠颠簸簸地把蔡孝干载回旅馆。这时候，那些晚起的干员正围著一张桌子打扑克牌。当张清杉、蔡孝乾两个人戴著斗笠，一前一后出现在旅馆门前时，大家不免吃了一惊。

“谷组长，我把老郑带来了。” 张清杉说著，然后很潇洒地登上楼去，在二楼楼梯前满足地说：“我想，我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蔡孝乾

“给我一杯水吧，我很渴。” 蔡孝干说话时，眼神已不复往昔一般机伶，三个月的逃亡生涯，似乎相当疲惫。我深信，蔡孝干这一次跑不掉了，因此，我并不急于问讯，我在旅馆设了一桌上好饭菜，众人不分敌我大快朵颐一顿。

餐会将尽，蔡孝乾突然感慨表示，政治局势，真的是变幻莫测，早三、五个月，他还满怀信心认为共产党必将挟席卷大陆的余威，迅速解放台湾，“怎么忽然间，我们的组织就整个崩溃了。”

囚车到傍晚五点钟还没赶到，我决定不再等侯，于是责成牛树坤先行搭火车将蔡孝干押返台北。牛树坤接获这次任务，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能代表行动小组将蔡孝干送到毛人凤眼前，面子十足；忧的是，一个人押送，若叫犯人逃去，恐怕负不起责任。

“这不是问题。” 我一面说，一面将蔡孝干和牛树坤铐在一起，然后又说：

“树坤兄，就算你在车上睡大觉，老郑也跑不了。”

任务结束后，每个人获得两百元奖金，各自安排了一个难得有钱又有闲的嘉南假期。我透过保密局台南站黄姓站长的介绍，前往布袋一名廖姓地主家做客。

第二天，毛人凤打电话到台南站，催促我火速北上。他说，老郑真正的名字叫做蔡孝乾，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他除了详细供出如何参加长征，如何争取潜返台湾发展组织外，还供出了省工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偷渡离台的秘密。“后天傍晚，洪幼樵将在基隆登船，你快回来抓人吧！”

三月四日傍晚，基隆码头下著不大不小的雨，空气冰冷潮湿，和嘉义市的干爽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气候形态。或许是因为我出身黄土高原的缘故，我十分不喜欢基隆的雨水。我们把车停在码头左面一座仓库边，等候洪幼樵。

八点三十五分，洪幼樵撑著伞出现在码头上，我突然灵机一动，改变了原来强力逮捕的计划，转而采取较具戏剧性的诱捕行动。我冒著雨，向洪幼樵急奔过去。

“洪先生，多危险呀，你不知道国民党特务很快就要来了。动作快，我的车在那边等着。” 我拍拍洪幼樵的肩膀，故意以相当急切的语调警告他，然后，未等他反应过来，便拉着他回到车内。雨水打着车窗，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我和洪幼樵都不讲话，车内的气氛，对洪幼樵而言，是诡异的、紧张的；对我而言，则是相当滑稽。静默中，我可以感觉出洪幼樵急促的呼吸；大约十分钟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开口问我：“你不是说国民党特务就要来了吗？怎么过这么久还没动静？”

“其实，他们已经来了。”

“在哪里？”

“在这里。” 我指着自己说：“就在这里。”

洪幼樵为客家人，为人好学深思，宁静诚实。被捕后自觉倒楣，遇上不良的上级领导；出狱后任情报局研究员，著作甚丰。他是老蔡等台共中，活得最久的一人，最后得癌症死于一九九○年，这其间我三度探望他，皆握手无言以对。

台共四大头目狱中互斗逼疯老大蔡孝乾

到了民国三十九年三月底，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这四位台共组织的领导人物均已落网，如果把肃谍工作看成是一盘棋，胜负其实已见真章，至少我的看法是如此。在当时，不论是毛人凤也好、是彭孟缉也罢，甚至是我的同僚、部属等等，都在期待著这些台共干部遭枪决，然后扫荡棋盘上所有的棋子；只是我另有打算，所以我开始以这个下棋的比喻说服毛人凤。

“这盘棋下到这里，输赢已成定局，剩下的棋子，既然成不了大事，又何必急著去清理它们。” 说完之后，我向他表明，留著这些无害的棋子，等著它们慢慢发霉，再下手也不迟。

毛人凤自然明白我的用意，说他也深知在这些小棋子发霉前、后逮捕它们的差异，无疑是后者较为人注目，当然功劳也就大多了。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自然仍得建立在我必须掌握每一颗棋子状况的前提下，于是毛人凤同意给蔡孝乾等四人一条活路。

接着，蒋介石也对化敌为友、借敌歼敌的做法表示同意。得到老先生的首肯之后，我着手策划四大头目自新。这一类工作，对我来讲并不陌生，不过，由于此次对象特殊，在执行上，我遇到了较多的困难，也费了较多的心思。在几经辩论之后，众人才接受我的做法，因此，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在“南开大学”（保密局看守所位于延平南路，当时社会大众多以此名谵称。而位于延平北路的看守所则有一个“北洋大学”的浑名，北洋大学是由辜家的“高砂铁工厂”改建）进修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了。

南开大学在日据时代原是犯罪之日本军官接受悔过处分之用，建筑可说十分考究，寸余厚的桧木地板，配上工整的砖砌厚墙，除却隔间狭隘不说，与当时社会的居住环境相比，可谓水准之上，所以四大头目在居住环境上，大约没什么怨言；在生活方面，我也尽量给他们最大的优待，除了正常的伙食之外，每天另有五元的餐费。

这是我一贯的作风，当然，我对他们四个人的态度各有差异也是我一贯的作风。这原因归结起来，又要落在他们本来就不一样的道理上。在我与这些人的交手经验里，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后来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至于洪幼樵则是一个温和的书生；而原籍厦门的陈泽民，则给我深刻的好印象。

这四个台共灵魂人物，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特务会以共产党的斗争手法来让他们互相斗争。记得那是四月分的一个中午，我将他们四个人集合起来，叫了几道酒菜，说是请他们吃饭。

吴石

“你们承不承认失败？” 我在开场白就说，气氛顿时陷入了更深的胶著。在沉寂了许久之后，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先承认失败，不过，在当时我一见有人点头，便接著说：“我们胜利并不是因为人员比你们多、比你们强，但是，你们还是失败了，共产党不是最喜欢检讨吗？我们现在就来检讨检讨。”

之后又是一阵死寂，不久，陈泽民首先发言：“我们的失败都是蔡孝乾你一个人造成的！回台湾之前，你从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分，但到处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办法发展新关系。”

“这不能怨我，是上级指派我。” 蔡孝乾急着辩解。

“是上级指派你，但你也没交代！” 张志忠指着蔡孝乾拍桌大骂：“今天我们要是被枪毙了，全是你害的。” 当然，张志忠还一一数落了蔡孝乾如何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万美金的经费，如何四处炫耀其共党负责人的身分，以及生活是如何地糜烂，天天在波丽露西餐厅（位于民生东路，是当时最有名、最时髦的西餐厅）吃早点，在山水亭（位于延平北路，为著名餐馆）吃饭、在永乐町看戏。

其实今天的“公开”斗争，早在民国三十六年间，香港举行的台湾工作检讨会便已揭开了序幕，不过今天这整个内容仍是大谈自己多卖力工作，而老蔡是如何在享受“衣锦还乡”的快乐。说着说着，甚至有人当场哭了起来。

一餐饭吃下来已过了下午五点，却没有人动过筷子，当晚我就带着他们四人到西门町逛了一下，洪幼樵的妻子许小姐甚至带了小孩同行。回到看守所时，便有好些个好事者跑来问我，今天下午到底怎么回事，这一问把我的脾气又给惹上来了，我怒着答道：“去告诉大家，我还有很多动作，叫他们等着看戏！”

之后，我又带他们出去了几次，每次总能拉近我与四大头目的距离，他们也大多能承认错误，唯独张志忠至终不肯接受，甚至在枪决前，仍向我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往后蔡孝乾在看守所的日子大抵如此。不过，随著他所供线索的涉案人一一落网后，他所面临的责难就越来越多了。囚室内只要听见老蔡的声音，就会被大吼著：“你不要再害人了，你一吃好的，就又要死人啰！”

渐渐地，老蔡变得沉默了，每天只拼命照我拿给他的自白书大纲写著，一直到我觉得他精神恍惚时，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他还是不爱说话，其他的干部也发现老蔡有问题，我只得把狗头医官王勉找来同老蔡谈一谈，结果证实他的精神状况确实有问题。“老蔡是精神病！” 王勉说。

我连忙与台大医院连络，把老蔡送去检查，两天后，医生告诉我病人得了“幻想症”。这病的症状是如何我不清楚，倒是既然有病，也只得让他住院。当时台大只有一间精神病房，老蔡便在那儿住了下来。这一住又是七个月，一直住得我耐不住性子，跑到医院去找老蔡。

“你这病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那就回去吧；如果是真的，那也得有些事做啊！总不能老闲著。”

“我还能做什么呀！你叫我做的我都做了，我现在就跟牙膏一样，已经给你挤完了啊！住在看守所，天天挨骂。” 墙角果然又是一大堆自白书。

“好吧！那还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你的？病总得赶快好起来。”

“我吃、穿、住、用都没问题，不过我希望能把我小姨子接来一起住！”

我一听不禁笑了起来，反问他：“那为什么不早讲？” 他则答说他不敢，我再度大笑道：“早说嘛，人有『各取所需』的权利！”

三天之后，我从外岛管训队把蔡孝干的小姨子巧巧找回台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