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纳妻妹为妾，惹怒妻子用背叛报复，他死后姨太太们结局如何

说到张宗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奇葩军阀”，不光打仗凶，纳妾更凶，光姨太太就收了二十多个。

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居然连自己老婆的亲妹妹都不放过，硬是把小姨子娶进了家门。

这也导致妻子愤怒不已，直接用“背叛”来反击。

可张宗昌这辈子再风光，最后还是落了个被暗杀、连尸体都没人愿意抬的下场。

那他死后，那些姨太太们又过得咋样？是继续享福，还是颠沛流离？

“山东王”

1881年，张宗昌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一个饱受饥寒的家庭中。

他父母皆是地里刨食的农人，家徒四壁，屋内连张像样的木床都没有。

这样的家庭，自然不可能供得起儿子上学堂，因此，张宗昌的启蒙，大多是在私塾蹭来的那点残汤剩饭里学来的。

可这小子天生皮糙肉厚，眼里透着不服输的狠劲。

从十几岁起，张宗昌就开始在外闯荡，他先是闯关东。

在东北，他扛过麻袋、挖过煤矿，甚至为一口热饭干起了扒手边上的“掩护”，而真正让他脱胎换骨的，是那一段“异国漂泊”的岁月。

彼时的俄国正值剧烈动荡，张宗昌在逃荒途中辗转进入海参崴。

由于身形高大、体力出众，他被看中做了铁路工人，没多久便靠着打得一手好枪法，被选入俄国华人雇佣兵团。

那是个什么地方？白俄兵、盗匪头子、地下军火贩子混杂其中，想活命不仅要狠，还得有点“疯劲”。

也正是在那段日子，他学会了兵痞的种种伎俩：如何操弄枪械、如何一眼识破埋伏、如何靠三寸不烂之舌换来军饷和饱饭，

最重要的，是学会了“以命搏命”的底层生存法则。

他不仅成了海参崴一带小有势力的“头儿”，还得到俄方军官的点头称赞。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俄国边境，张宗昌意识到自己也许可以乘风而起。

于是，带着一帮旧部，他跨过国境线重返中国，投靠了山东民军都督胡瑛。

而他在国内的第一仗，不是打仗，而是站队。

他从倒戈投靠冯国璋、再到攀上张作霖这根粗壮的大腿，张宗昌一边打仗一边上位，一步步从基层军官爬升到奉系军中的台面人物。

但他始终未改那股“土匪气”，他治军如匪，讲话粗俗，办事直接，表面看是个文盲，其实算盘打得比谁都精。

张作霖任命他为山东督军之时，外界议论纷纷，但张宗昌却靠手中的枪杆子和一帮悍将死士，牢牢掌控住局势。

只是，张宗昌身上那层“草寇底色”，始终未曾洗净，他既不像段祺瑞那样懂得政治平衡，也没有阎锡山的深谋远虑。

他的强，是“硬强”；他的狠，是“赤裸裸的狠”。

这一点，从他如何处理感情、如何纳妾娶妾，乃至最后死于人算的暗箭，都可窥见一斑。

姐妹共侍一夫

在张宗昌的感情世界中，如果说他对哪个女人动过真情，那一定是袁书娥。

这个沈阳姑娘生得标致，个子也高挑，两人初见时，他是个在外奔命的穷小子，她是个养在深闺的千金，却不知怎的，看对了眼坠入爱河。

婚后多年，无论外头战事多紧、女人多少，他每次一回家，张宗昌总得先紧紧抱袁书娥三下。

张府上下早已见怪不怪，连下人都戏称“将军的三抱比开饭还准时”。

接下来的日子里，六个孩子，三男三女，袁书娥一手带大，操心管教，毫无怨言。

她并不漂亮到倾国，却赢在一个“稳”字，这个“正室”的位置，她坐得住、也坐得稳。

直到有一天，小姨子袁中娥插了进来，把这张家头顶上的天，搅得风雷大作。

袁中娥，比姐姐小三岁，样貌虽不及袁书娥端庄，但胜在年轻活泼，总爱往姐夫跟前凑。

开始时，她只是借口“串门”，但来得越来越频繁，哪怕张宗昌不在家，她也要来坐一坐，说是“陪姐姐”，其实一双眼睛总跟着张家的大门，像只猫蹲守老鼠洞。

袁书娥起初并未察觉，只道小妹贪玩热情，却没想到，这“热情”背后，是早已蓄谋的觊觎。

张宗昌并非省油灯，面对一个年轻姑娘频繁靠近，哪怕有心自持，也难抵色心蠢动。

事情终于在一个夜晚爆发，张宗昌喝了酒回来，恍惚中见到袁中娥端着汤进屋。

他只觉脑袋轰的一声……从那以后，什么姐夫、什么道义，全都成了笑话。

张宗昌陷入情网不可自拔，袁书娥也终于察觉异样，小妹越来越不避嫌，家中仆人开始窃窃私语，连孩子们都问：“小姨怎么住得比咱们久？”

一切像明火执仗的挑衅，让她气得心肝颤抖，但她没有哭闹，也没有吵架，只是让妹妹别再进这个家门。”

但袁中娥也不是省油灯，哭天抢地，用绝食逼迫张宗昌妥协。

终于，一纸“妾位”，将她名正言顺地塞进了张府。

两个女人从此势同水火，整日口角不断，袁书娥也在背后悄然酝酿着一场报复。

她故意勾搭府上一名跛脚仆人贾瘸子，两人来往越发频繁。

她甚至不避嫌地带他出入后花园，在府中闲庭信步，好像在张宗昌面前亮起了一面挑衅的旗帜。

消息传到张宗昌耳中时，他气得差点掀翻饭桌，他这个人一向以“妻妾成群”为豪，却绝容不得妻子红杏出墙。

于是亲自守在府门，等贾瘸子再敢靠近时，他拔枪就朝背后开了一枪，虽没打中，却吓得那人落荒而逃，再也不敢回来。

奇怪的是，这场闹剧后，反倒让两人渐渐有了对话，张宗昌或许出于内疚，也或许是对“敢反击的女人”重新燃起兴趣，开始频繁出现在正院。

而袁书娥，也许是厌倦了争斗，慢慢放下了敌意，夫妻两人竟在这荒谬的角力后，再度走近。

姨太太们的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宗昌的世界里，女人从来不是感情的寄托，而是权势与面子的附属。

他娶妻纳妾的标准很简单，漂亮，乖巧，识趣，最好还能来点“背景”。

于是，在张府中，陆续住进了二十多个姨太太，有人凭姿色上位，有人靠家世入门，有人只不过是走投无路的赌注。

安淑义是第八个进府的姨太太，她原是府中一个端茶递水的侍女，沉静寡言，长得不算艳丽，却有一股说不清的书卷气。

但她竟是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的亲侄女，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安淑义从众侍中被提拔为妾。

她没有反抗，也没有欣喜，只在府中谨言慎行，甚至张宗昌也很少去她房中。

但就在这样若有若无的关系中，她怀孕了，诞下一女，这是她在张府唯一的“筹码”，也是她后半生唯一的牵挂。

可惜好景不长，新宠频频进府，她的存在愈发边缘，到最后，连仆人见了都不再行礼。

张宗昌死后，她得到了一笔五千元的抚恤金，却在短短几年内因误信银行而血本无归。

她和女儿被迫迁往租界，以针线度日，过着“衣衫整洁但饭不果腹”的日子。

比起安淑义的冷淡人生，九姨太富贵儿的轨迹，则像一场命运的过山车。

她原是街头卖艺的杂耍女，张宗昌第一次看见她，是在一场庙会演出，那天他喝得醉醺醺，富贵儿站在高台上笑得风情万种。

他当场扔出一沓钞票，几天后，富贵儿穿着新买的绸缎进了张府，成了新任九姨太。

张宗昌对她极好，甚至一度想为她修建独院，可惜富贵儿不懂“分寸”二字，她仗着宠爱，整日在府里搅风搅雨，与其他姨太太针锋相对，连袁书娥都头疼不已。

张宗昌的新鲜劲不过三五月，转眼便腻了，再无人搭理她。

她试图挽回，甚至借机怀孕，却最终还是“无果而终”。

张宗昌死后，她拿到了三千多元遣散费，加上平日里自己藏下的金饰，日子本可过得体面。

谁知她命里不缺戏，偏缺个好人，先是被一个赌徒男人缠上，对方只想掏空她的钱袋，富贵儿发现后果断断绝来往。

后来遇见一位斯文大学生，两人志趣相投，竟擦出火花，本以为终于等来良人。

谁料那个赌徒旧情复燃，不甘心被甩，一瓶硝锻水泼得她面目全非，还卷走她最后一笔积蓄。

那段时间，富贵儿以纱布遮面，闭门不出，只有那位大学生不离不弃，甚至割皮救她，替她做整容手术。

富贵儿从此心甘情愿，放弃浮华，与他携手过平淡人生，若说张府的姨太太中，谁最终得了善果，非她莫属。

至于十一姨太的故事，则更像一个荒唐笑话。

她是东北某地富农的闺女，天生长得丑，二十七岁仍待字闺中。

老父亲为了她的婚事，竟三次带她登门拜访张宗昌，还放出谣言，说女儿已经“被玷污”。

张宗昌听后啼笑皆非，却又顾忌名声，只好收了她，可他从头到尾都没真正碰过她，只安排她在府内偏院住下。

张宗昌死后，她回到东北老家，领着三千元抚恤金，住在村口那栋老宅里，不婚不嫁，终其一生无声无息。

这些姨太太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谈什么爱情。

她们靠张宗昌换来衣食无忧的安稳，也许从未奢望被爱，只有一个念头，能活下去。

命丧黄泉路

说起张宗昌的死，也是颇为戏剧。

1932年9月3日，一列绿皮火车轰然驶入车站，张宗昌大腹便便地从车厢上下来，身边只带了几名随从。

站在月台边上，他不知道，几天前韩复榘早已布好天罗地网，只等这条“老虎”自投罗网。

那封“中央银行四十万元即将作废”的电报，不是通知，而是引信；那场“好兄弟共谋大事”的晚宴，不是叙旧，而是送别。

张宗昌并非愚笨之人，他自然懂得“请君入瓮”背后的意味，但他终究赌了一把。

可他忘了，那些年，他得罪的人不计其数，欠下的血债更是罄竹难书。

他刚步入月台，身后一声怒喝：“张宗昌！你还敢回来！”紧接着几声枪响，他还来不及转身，膝盖已中弹，整个人扑倒在地。

随后几枪补射，他彻底死亡。

张宗昌倒地的那一刻，周围的围观百姓却没有一人伸手相助，甚至有人冷笑。

而远在沈阳的袁书娥，收到噩耗时没有惊叫，只是整日闭门不出，饭不思，茶不饮。

一屋子的孩子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一点点枯萎下去，她拒绝赴任何吊唁场合，也不愿参与张家后事。

1944年，她于沈阳一间老屋内离世，终年不过六十。

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欠我的，这辈子算清了。”

与她同时期没落的，还有那些昔日风光无限的姨太太们。

张宗昌死了，张府散了，而那些陪他走过风月的女人，有人苟且生存，有人苟且得幸，有人一生哀怨。

她们的人生，被张宗昌短暂点燃，最终又被抛入黑暗，各自沉浮，皆无例外。

如今再回望这段故事，尘埃落定，张府早已不存，人去楼空，剩下的，唯有后人一声叹息：

荒唐一世，终是黄粱梦醒；英雄美人，皆作过眼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