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当民办教师时，每月工资12元，其中10元要交给生产队

我的爷爷名叫袁石，1936年生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得以进入私塾学习了两年。

1948年秋全县解放后，进入到人民政府新办的高等小学堂读书，虽然离家较远，但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53年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负担太重，没有选择继续求学，而是回乡做了一位农民。

1958年秋收后的一天，生产队长通知爷爷到大队部，让他到刚刚办起来的小学做一名民办代课教师，由于刻苦努力，有敬业精神，上进心强，且教学上有业绩，后得以一直留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历次清理整顿民办教师队伍的过程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淘汰，但爷爷因为教育教学成绩突出，且每次考核均为优秀，最终得以坚守在三尺讲台，1987年底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1996年圆满退休，教龄38年。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是如何当上一名民办代课教师的呢？

据相关资料记载，原民办教师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也称为耕读教师或临时代课教师，后盛行于1970-1976年，八十年代初期达到鼎盛。

当时的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大多就一处中学，还有若干处小学，师范毕业的公办教师极少，很难满足教育教学的需要，这时候民办代课教师即应运而生，开始走向教育的前台。

谁去当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呢？当时的大队党支部说了算。

村支书很有话语权。他们大多从本村青年中选择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来担任。爷爷虽然是高小毕业，但在那个年代就是“高学历”了。所以被选为一名临时代课教师，走马上任了。

最初的校舍是生产队里三间废弃的牲口屋，在这里，爷爷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从最初的只有九名学生，到第二年的15名学生，再到后来的26名、37名学生，人数越来越多，爷爷的干劲也是越来越大。

民办教师的待遇是很低的，最初没有工资，生产队里给计工分，后来，每月发放工资12元，其中10元要交给生产队，才能给一个整劳力的工分，自己只剩2元的零用钱。

再后来，大队部勉强建起了一所学校，但房子仍是破烂不堪，有几口还是茅草房。没有大门和围墙，教室内的课桌就是在两个泥墩上面放置一块粗糙的厚木板，板凳要么是学生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要么便是一个个泥墩墩。

但那时的学生人数还挺多的，每个班级40-50人的不在少数。当然也有人数较少的班级，但大多实行复式班教学。任课的老师也从老袁一人慢慢地增加到3人，到七十年代后期这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有九位任课教师，学生220人的完小了。上级派来了两位公办教师，一位担任校长，一位担任教导主任。

有几位民办教师，一人包揽了一个班的全部课程，也称为包班制。这也就意味着他每天都要写两门主课教案，还要批阅至少4门主副课的作业，当然带中高年级课程的还要批改作文。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能胜任小学一到五年级的各科文化课，外加体育、音乐和劳动课，还有家访，督促适龄儿童及时入学，甚至学生家庭有矛盾，都要找老师调解。

所以想有点空闲时间都很难。担任班主任的老师就更辛苦了，每日天刚蒙蒙亮，学生们就陆陆续续进教室了，作为班主任岂敢怠慢，便也急匆匆地洗漱完毕，走进教室，陪着学生进行早读并维持秩序。

可脚一踏进教室，就别想离开了，上课、出操、辅导、自习课、午休等都得紧跟着学生，这既是学校的要求，也是每一位任课教师的职责所在。

那个年代实行的可是三晌制，一天三次放学，班主任都要集合队伍、清点人数，然后护送学生离校，饭后还要立即返回。

晚上还有教师会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教师会上领导们不是读报纸，就是领着学习文件和社论，每位任课老师都要记笔记，还要谈心得，写体会，做表态发言，或者点评某位教师的公开课。

会议结束已是9点以后了，还不能上床休息，因为还有几摞学生作业没有批改。改完作业，大多都是晚上11点之后了。

离家较远的老师都是吃住在校，学校里的伙食标准很低，只有一位做饭的师傅，往往都是在校园的某个角落种些蔬菜，如南瓜、茄子、萝卜、辣椒之类，随便采摘一些，做成饭菜，就是老师们的一日三餐了。

学生都是本庄上的或邻近庄上的，不住校，也不在学校吃饭，全部走读。

好不容易等来个星期天（那时候还是单休，只有周日一天休息时间），想帮助妻子干点家务活，或侍弄一下地里的庄稼，可隔三差五又被公社的教师大会给耽搁了！

爷爷的字写得比较好，乡里的领导还经常抽调他去写墙字、刷标语，晚上有时候还帮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们写点计划和总结之类的，忙得是不亦乐乎。

那时候的民办教师队伍很不稳定，有许多人因为招工、嫁人等原因，随时可能辞职不干了。

能够坚持下来并依据国家政策转为公办教师的，都是历尽千辛万苦，特别是土地承包后，所有的民办教师，都是一边像公办教师一样，承担着学校安排的教育教学工作，一边还要挤时间参加各种文化知识的学习与考试.

如教材教法的学习与考试、文化专业知识的学习与考试、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学习与考试、学历达标的学习与考试等等，还要和本村其他农民一样，种农田交公粮。

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们背负着比公办教师还要沉重的压力。我奶奶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几十年来，吃苦耐劳，在背后默默地支持者丈夫的事业，也用自己微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伺候公婆、抚育幼儿.

爷爷常说：当一名民办教师，苦的是孩子、父母，累的是自己。

说是一个人在奉献，全家人在牺牲，一点也不为过。在那个年月，哪一位民办教师不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流失的岁月中慢慢地磨损掉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呢。

爷爷他们那一代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相信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与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