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缴获电台后不会用，一国军俘虏效力，25年后成我军开国中将

1930年，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终于缴获了梦寐以求的电台，本以为这是场胜利的开始，没想到却成了新的难题，没人会用。

那时候，红军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连电台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更别提操作了。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原本是国军俘虏的年轻人举起了手，说他会。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人后来不但成为红军的电讯元老，还一路走到了开国中将的位置。

那么，他是谁？又是怎么做到的？

敌军台长

1909年，吴人鉴出生在江苏武进的乡野间。

虽是农人家的孩子，但吴人鉴自小便显得与众不同，他总是喜欢捧着书本默默朗读，也因此撬开了改变命运的门缝。

1924年，他考入苏州工专，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转入南京交通学校通信科。

交通学校尚未毕业，一纸调令便让吴人鉴的人生再度转弯。

学校被并入了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从此，他成为了一名黄埔生。

在黄埔军校，他如饥似渴地钻研电讯技术，1929年，吴人鉴顺利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第九师担任无线电报务员。

那时候的他，意气风发，穿着军装，走在街上也有几分风光模样。

很快，他又被调入第18师张辉瓒部，官至中尉报务员，兼任台长。

对于吴人鉴而言，这份工作极为稳定，他不需冲锋陷阵，却能掌控战场信息流转。

而在他带的几个徒弟当中，有人甚至戏称他为“活电台”，足见其专业之精熟。

奈何，战争不会顾及个人命运，1930年，蒋介石挥军南下，意图“围剿”红军。

吴人鉴所在的第18师作为主力，被派往赣南前线参与围剿。

彼时，红军在毛主席、朱老总等人指挥的指挥下，战术很是灵活，这也让国军吃了苦果。

龙冈战役中，红四军包围了国军第18师。

在混乱与溃败中，吴人鉴和他的徒弟刘达瑞被俘，他还未来得及掩藏电台器材，便被红军战士夺去了身上全部装备。

被俘那一刻，吴人鉴整个人如坠冰窟，他不是怕死，而是恐惧未知，他也不敢设想自己是否会被枪决。

整整三天三夜，他躺在临时看押室里，神思恍惚。

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认知，红军没有对俘虏怎么样，反而给予了基本的食宿照料。

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吃得还比红军战士好一些。

这种人道对待，让吴人鉴开始迷茫，也开始思索，过去效忠的那个政权，是否真的代表着正义？

俘虏自荐

再说我军，龙冈战役过后，红四军缴获枪械辎重无数，但其中最令毛主席眼前一亮的，却是一台从敌人指挥部缴来的电台。

那是一部英国制造的军用设备，要是能为我所用绝对是好事，红军上下也对此欢欣鼓舞。

可欣喜不过短短几日，现实的冷水便当头泼下，无人会用。

红军中虽有不少文化人，但真正懂无线电通信的一个都没有，将士们围着电台左试右试，不是按坏了旋钮，就是折断了天线，愣是没弄出个信号来。

就在红军为这台“聋哑铁疙瘩”发愁之际，朱德忽然灵光一闪建议，设备是从敌人那缴来的，敌人中总有人懂得操作，不妨问问那些俘虏有没有会操作的。

毛主席觉得甚妙，当即拍板同意此策，并命参谋处处长郭化若亲自去负责筛查。

很快，郭化若带着几名红军战士走进营地，他扫过眼前上百名国军俘虏，然后开口：

“我们缴获了一部电台，急需有人协助调试，谁若懂得操作，请站出来，我们共产党讲信义，不强迫，不胁迫，自愿为主。”

话音刚落，原本喧哗的营地顿时陷入寂静，无人应声。

吴人鉴就混在这沉默的人群中神色犹疑。

事实上，通过这几日的观察、红军对俘虏的礼遇、尤其毛主席和朱老总亲临前线那种为战士端茶送水的姿态，已经让他的信念开始动摇。

终于，他举起手：“报告，我……我会用。”

郭化若立刻示意士兵将他带出人群：“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部队服役？”

“吴人鉴，原任第18师电台台长，中尉军衔。”

几番问答后，郭化若没有多说，并开始详细调查其背景。

几日后，调查结果上报，吴人鉴的履历清晰明了，黄埔出身，电讯专才，确有真材实料。

毛主席听后，也亲自召见了吴人鉴。

那是一间简陋的草棚，毛主席坐在木凳上，神情专注地听他讲述以往的工作与生涯，也问他为何站出来？

吴人鉴沉默良久后说：“我……我在你们这里，第一次见到军官为士兵盛饭，我觉得你们不是在打仗，是在做一件更大的事。”

毛主席笑了：“我们是为了人民打仗，如果你愿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欢迎你。”

这一句“为人民”，让吴人鉴豁然开朗，而次日清晨，他更是在郭化若的办公室郑重提出加入红军的申请。

为了彻底与过去一刀两断，他还将名字从“吴人鉴”改为“王诤”。

破译敌情

1931年，赣南红军营地内，迎来了新的一则任命，王诤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的电讯队长。

王诤走马上任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指挥工作，而是钻进了那台缴获的破旧电台里。

他拆开外壳、比对线路，一边修复损坏部件，一边默默记录各类参数。

没电源，他便带头踩着人力发电机；没电文纸，他就找来旧报纸裁剪；连密码本都是他一笔一划手抄的。

队里不少年轻战士对无线电报既好奇又畏惧，王诤干脆在草棚边支起讲台，拿树枝当教鞭，一点点教他们识码、接收、发报。

有战士手拙学不会，他便耐着性子一遍遍重讲，直到对方能背下整本电码表才罢休。

渐渐的，这支电讯队从最初的几个人扩充成了几十人，红军也首次拥有了自己的通信骨干力量。

真正的考验很快到来。

1931年5月，蒋介石集结二十万大军，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敌强我弱，若没有及时准确的情报，红军将极难在正面交锋中取胜。

毛主席当机立断，指示王诤启动所有监听设备，对敌电波进行全天候监控。

于是，在油灯下，王诤戴着沉重的耳机，长时间趴伏在桌前，耳朵贴着杂乱电波，一分一秒都不敢松懈。

有一天深夜，电波里忽然传来一段急促且频繁的摩尔斯码，王诤飞快将码文一一记录在纸上。

半个小时后，一封密密麻麻的电文呈现在他眼前。

这是第五路国军指挥官王金钰发给何应钦的电报，内容透露其部队士兵因水土不服，千余人病倒，士气低迷，请求调防至富川靠拢公秉藩部，以求“犄角之势”自保。

电文内容直击敌军软肋，王诤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将破译结果上报至毛主席与朱总司令。

毛主席看罢，拍案而起：“好！这是天赐良机！”

第二天凌晨，红军即刻调动兵力，对王金钰部展开突袭，毫无防备的敌军则节节败退，被红军一举击溃，而公秉藩部也未能逃脱，被全线围歼。

这一战，不仅重创敌方兵力，更挫败了何应钦“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

此后，每当有新的战役部署，毛主席总会提前问一句：“王诤那边有消息吗？”电讯队也成为红军指挥系统不可或缺的一环。

除了监听破译，王诤还主动改进设备，他从损毁电台中拆解可用部件，重新组装，造出适配红军使用的简易电台。

没有电池，他就自制干电包；没有合适的频率表，他便手工调频，一点点试出最优接收波段。

短短一年间，王诤带出的报务员遍布红军各个师团，组建起基础通信网络。每当战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时，后方的电讯员们也在无声电波中，与敌暗中较量。

多少次，是王诤手下的无线电情报，为红军赢得了战略上的先机。

而王诤，从那台破旧电台边，真正成为了一名共产党人。

革命情深

1934年，长征的号角吹响，王诤背上电台，跟随中央红军踏上这场征途。

长征途中，山高水远，电台设备损耗严重，许多时候，敌机轰炸不断，战士们将食物、弹药、伤员优先转运，电台只能靠几名报务员和王诤徒步背负。

而王诤在长征中几度晕厥，却始终不肯离开电台半步。

也是在这一路的颠沛之中，他还坚定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被批准。

1935年，红军抵达陕北，王诤带着仅剩的两部能工作的电台进驻延安。

那没有宽敞的通信楼，没有成套的设备，甚至连最基本的铜线、铁皮、元器件都奇缺。

可就在这种近乎原始的条件下，他带着一群不通技术的战士，开启了红军电讯系统的新征程。

他每天带着队员“捡垃圾”，从战争废墟中搜寻金属碎片、旧电扇、破闹钟，能拆的全拆，能熔的全熔。

他用竹签做电路板、牛皮纸替代绝缘层，自制天线杆，一点点拼出了红军在延安的第一批手工电台。

到了抗战全面爆发时，王诤已经建成八条无线通信网，连接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总长数千里，接收站超过八十个。

八路军每一次出击，每一份战略部署，每一条敌情汇报，都通过他搭建的“空中通道”安全传递。

战时电报日均超过两万字，王诤与战士们昼夜轮班，一字不差地抄写、翻译、回复。

战争走向尾声，王诤却并未停下，他知道，战争终将结束，但通信的战斗永无止境。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调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全面主持全国通信建设。

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第一个军用通信实验基地、第一座雷达检测所、第一条卫星遥控线路相继诞生。

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毛主席在授衔仪式上亲口说道：“王诤是我们通信战线的老兵，是红军电台的种子。”

而他自己，却低调地将这枚勋章锁进抽屉，从未向任何人炫耀。

1978年，王诤因病去世，享年69岁。

安葬那日，无数通信兵老战友从全国各地赶来，悼念这位“无线电之父”。

王诤的一生，没有冲锋陷阵的壮烈画面，也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但他却用电波为革命铺设了一条看不见的生命线。

而如今，在现代通信技术早已飞跃发展的今天，回望王诤的故事，仍令人肃然起敬。

他用一生的执着告诉我们：即便身处电波背后，也可以为信仰、为祖国，谱写一首永不熄灭的忠诚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