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用权：数字时代的法律新思考

在现代社会，资源交换与合作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信任则是合作的前提。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个人信用评价不仅关乎交易风险的规避与成本的降低，更成为市场交易与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将“信用”纳入名誉权的范畴，而在学理上，逐渐形成了“个人信用权”的概念，用以更精准地指代私法领域中个人名誉权的信用评价内容。

数字化的时代特性使得个人信用权的构造发生了深刻变化，个人在信用评价体系下的“数字化声誉”已经成为身份与价值的重要标志。这一变化促使理论界与实务界从私法法教义学的层面重新思考如何塑造和规制个人信用权，特别是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数字时代个人信用权的权利属性及制度边界；其二，个人信用权的主要内容及侵害后的法律救济。

个人信用权的体系定位与制度界限

1. 体系定位的困境与重构

我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三条采取了不完全列举的立法模式，显示出对个人信用信息商业化利用的包容性态度。这也意味着，数字化背景下的个人信用权可以被视为聚合的个人信用信息的财产性表达，而非名誉权的附属类型。传统上，名誉权被认为是典型的精神性人格权，但在数字经济中，这一权利被重新拆解为：

1. 精神利益的部分：反映个人人格尊严和道德层面的社会评价（如品德、声望、才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名誉权。
2. 财产利益的部分：反映个人偿债能力及意愿的信用评价，属于名誉权的财产价值延伸。

这一划分不仅精准回应了数字时代的法律需求，也为个人信用权的独立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2. 经济信用与公共信用的分野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涵盖政务、商务、社会和司法领域，已远超传统经济信用的范畴。数字化背景下，个人经济信用与公共信用的评价在以下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

• 目标不同：经济信用旨在判断个人履约诚意，服务于金融交易；而公共信用则聚焦于提升行政效率与社会诚信水平。
• 机制不同：经济信用评价属于私法领域的个体权利行使；公共信用评价则属于行政权力的执行范畴。
• 后果不同：经济信用的惩戒主要是市场性的社会制裁；公共信用的惩戒则更多体现为行政规范。

厘清二者的边界，将有助于明确个人信用权的适用范围，避免权利与义务的混淆。

数字化时代个人信用权的权利结构与表达

1. 双重权利结构

个人信用权具有鲜明的“双重属性”：

• 相对权属性：征信机构和信息提供者必须依法采集、整理和使用个人信用信息，并负有保障信息客观真实的义务。同时，个人信用权人享有对信息的知情权、异议权等多项权利，这形成了“权利人—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的相对权结构。
• 绝对权属性：在涉及个人隐私的领域，个人信用权人可以排除任何未经同意的非法干涉，从而形成“权利人—第三人”的绝对权结构。

2. 同意权的边界与弹性

数字经济的扩展使征信目的不限于银行信贷，而是涵盖了广泛的金融活动。个人的同意权在此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其范围应遵循“目的限制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征信机构采集个人信息时必须平衡收益与成本：

• 如果采集某类信息的收益大于对个人隐私的侵害，并且采集是必要的，则应允许采集。
• 反之，则应将其排除在外。

在我国，征信系统仍处于发展阶段，央行征信中心与市场化机构并存发展。因此，在“目的限制”原则的适用上，当前应采取更为宽松的标准，以促进行业的有序成长。

3. 不良信息的特殊处理

个人的不良信用信息（对信用状况构成负面影响的信息）是信用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此类信息，无需个人授权即可采集。尽管不良信息可能对个体造成不利影响，但其对于信用评价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法律应明确不良信息的强制披露制度，并将其作为个人信用权“同意权”的例外情形。

侵害个人信用权的法律救济

1. 侵权的认定标准

侵害个人信用权的认定需要结合具体情境与名誉权的特殊构成要件进行判断：

• 过错认定：行为人是否违反了社会一般观念下的注意义务？例如，征信机构对严重失实信息的核实义务应达到“专家级的谨慎注意”标准。
• 社会评价降低：个人信用评价的降低标准不以信息对公众公开为前提，只要不良信息被征信机构采集并使个人处于不利信用状态即可认定。

2. 损害赔偿的范围

个人信用权的侵害损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两部分：

• 精神损害：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应达到严重程度；但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精神损害赔偿的门槛相对较低。
• 财产损失：主要指因失信惩戒导致的所失利益。法院在判定实际损失时，应综合考虑个人影响力、行为因果关系以及潜在盈利可能性。

在无法精确量化损失的情况下，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裁定赔偿金额。

未来展望：构建数字化信用权的完善体系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信用权的边界与内容必然会更加复杂化和精细化。从立法到实践，如何在保护个人信用权的同时，平衡数据商业化利用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将是未来法学研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只有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合理的制度设计，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个人信用权在数字时代的价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