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月明人尽望 : 对中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文︱关品方

笔者认识不少港中大的学长，尤其是新亚书院，前院长朱教授更是笔者南海九江的同乡。和他们多年来的交往出游，获益良多。国学大师钱穆创办新亚书院，高山仰止、景行行之；激励我们的家国情怀，对祖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和历史常存温情与敬意。桂魄初生露未干，清辉共沐玉帘寒。今宵若问团圆意，月在梧桐第几盘？这意境，恐怕中华文化才独有。

钱穆（1895至1990，享年95岁），字宾四，籍贯江苏无锡，祖籍浙江临安，是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同乡钱锺书、侄儿钱伟长。他在台北逝世，遵嘱于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一代国学宗师，宜乎重回故土。“宾四”应是以礼相待四方来客的意思。

钱穆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与吕思勉、陈垣和陈寅恪并称“史学四大家”。他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学、地理学和宗教学；提出“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三大范畴，构建独特的历史文化观。

钱氏一族基因强大，钱穆也不例外。他9岁入私塾，13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后因战乱辍学，靠自学成才。他曾执教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1949年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代表著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新亚书院校歌的歌词是钱穆所作。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1930年，钱穆35岁，以《刘向歆父子年谱》（反驳康有为的论点）成名，获顾颉刚推荐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从此开展学术之路，穷一生之心力，推动传统文化教育。他1967年（72岁）移居台湾，晚年专注讲学著述，目力衰退仍口述《晚学盲言》。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反对全盘西化，倡导通识教育，注重培养人文精神；被誉为一代国学宗师和“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钱穆学术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对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这是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关键。这一理念不仅贯穿他的著作，更成为国人对待自身传统的态度倡导。

温情与敬意的核心内涵是什么？笔者认为，那是我们对国家民族历史认知的根基，不是骑在墙上指指点点，更不是以错误立场站在门外高谈阔论。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强调，国民需对本国历史有基本了解，这种认知需伴随温情与敬意，而非冷漠或“批判”。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否定历史价值或盲目认为“今胜于古”是浅薄的进化观，是导致文化自卑、自绝于国家民族的错误思维。

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温情与敬意，是文化自信的源泉。通过理解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才能够激发民族文化的内生动力，避免变相地被他国文化征服而不自知，甚至窃以为喜。

当世的全球大变局，从根本上来说，是东西文化的冲突和两种制度的比并。中华文明强调和而不同，何必你死我活？西方文明相信零和博弈，定要分出胜负。这是无可奈何，但因此而造成水火不容，剑拔弩张。对方老是喊打喊杀，不得不起而抗争。中华文化传承的紧迫性，是因为在全球化与西学东渐、科技进步和军备竞赛的背景下，中华民族一定要以自身文化力量克服危机，而非怀疑甚至否定自身的优良传统。

钱穆主张复兴传统道德（忠孝节义），同时吸收现代科学，以形成“中西调和”的路径。他创办新亚书院时，以“上溯孔孟，旁采欧美”为宗旨，强调教育应培养对中华文化的珍视而非功利性地、表面化地学习西方文化。中国的学术思想传统是兼容并包。他的《国史大纲》文风温柔敦厚，以温情和敬畏的笔触梳理中国历史，避免教条化的、编年史式的叙事。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出文化演进需要兼顾传统活力与现代转型。他以“路径须宽”告诫后学要包容多元，避免狭隘、偏颇、浮躁、极端。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如果没有国家民族的立场，如果没有对家的温情和对国的敬意，不忠不孝就是叛逆。如果不承认自己的家族传承，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那就是非我族类，没有什么可说的。钱穆如果仍在世，对今天“台独”分子的忤逆行为一定直斥其非、严词谴责。

钱穆的温情和敬意，放之古今而皆准。建立文化自信需要客观和理性，并非单纯复古，要与时俱进，择优继承。今天的中国，正在兴起广泛的国学热潮和读书风气，以笔者个人参予其中的体会，是集思广益，参照研究西方文化的本质、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核。

在全球化过程中，传承中华文化的方法应该是守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借鉴西方。笔者理解钱穆的思想，是在中西文明互鉴的过程中“不要折损自身原有的生机。”壮哉斯言。钱穆的“温情与敬意”，既是学术态度的主轴，更是文化使命的召唤。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新时代，他的理念时刻提醒后学 : 唯有珍视历史，方能开创未来。

钱穆的“天人合一”论在中国哲学史独具特色。它不是形而上的宇宙观，更不单纯是道德修养的目标，不是“天道”与“人性”的静态统一，而是中国文化演进的动态结果；并非固化的教条、口号式概念。

“天人合一”应包括绿色、和谐、共生、美好、愉悦、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携手共进，更是人类与自然物类命运共同体的宇宙观；反对战争和破坏，倡议和平与发展。

钱穆提出“天人合一”，是民族生存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对宇宙万类、星辰大海、天地江山的温情和敬畏。他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指出，这一思想帮助中国人在历史变迁中保持文化韧性，从保卫中华民族，到保卫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地球，由此而引申出全球“和平、文明、发展、治理”四大倡议。

中华文化的本位精粹是 “人文化成”和“天人合一”，需要通过社会伦理的实践来实现。家庭伦理的根本是孝道，是天理在人间的最直接体现。中华民族的四海归心，中国人民的相敬如宾，华人家庭的齐整团圆，在中秋佳节最能够充分体现。

全球治理的根本是道德，是兼善天下，是奉行携手共进、共同繁荣、和平发展，而不是穷兵黩武。特朗改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防部”为“战争部”，是一叶知秋，要提高警觉。

钱穆批判西方的二元对立，以进化论“适者生存、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概念绝对化，更以“天命认定”“上帝选民”为借口，从迷信科技到迷信“拳头”；这种对立对抗、我胜你败、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必定导致资源抢夺、生态破坏、信仰危机和生灵涂炭。

笔者认为，钱穆倡导的“天人合一”才是人类前途正向发展的正确路径。只有坚持这理念，才能够引导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国际间进行文明对话。他在《国史新论》中强调 : “中国文化精神可补现代科技之偏”。这又是壮哉斯言。天道与人性合一， 个人的修身养性，社会伦理与治理制度的构建，通过协商和沟通的有效机制，才是解决冲突的最佳方案 。这就是中国方案的精髓所在。钱穆的“天人合一”论，将哲学命题昇华为历史文化命题，赋予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意义。他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困境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今天，西方文化已过度被资本的逐利主义影响，无休止地追求对物质、货币和资源的拥有，是万恶之源。欧洲和中东的战火正在蔓延中，有可能失控，甚至波及南美和东亚，为了守护好家园，一定要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