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当选：对华强硬的右翼‘女版安倍’将如何影响中日关系？

作者：王景贤

10月4日，经过最终投票，被称为“安倍路线继承人”的女性右翼鹰派政治人物高市早苗当选为日本自民党第29届总裁，成为该党首位女性党首。按照执政党党首将成为日本首相的惯例，高市早苗将在15日的临时国会上正式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

日本社会右倾的“国民心声”成为自民党极右总裁诞生的温床？

这是高市早苗第三次参选自民党总裁。有日媒报道称，此次胜选终是“回应了国民心声”。何为日本的“国民心声”。笔者翻阅了报道高市当选的雅虎新闻评论区，12416条评论中充满了祝贺和恭喜，几乎找不到反对意见。其中第一条评论内容是“首先表示恭喜。深感如果一年前就能这样该有多好。自民党中怀有危机感的议员多起来了，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期待一个脱离左派的崭新的自民党”。仅这条期待自民党“右转”的评论下面表示共鸣的人就达到了惊人的9.2万。

事实上，了解日本政治的人知道，日本自民党是一个保守型右翼政党，并非左翼。所谓“脱离左派”，是指此前的石破茂执政期间在中美间搞平衡的温和中立路线。在极右翼眼中，保守派石破茂的做法俨然成了亲中左派，也正因如此，拉石破下台，推极右鹰派高市早苗上台，才是当下所谓的“国民心声”。尽管日本社会反对高市早苗的真正左派和自由派人士也是存在的，但在群起高呼“祝贺高市当选”的当下，显然右翼乃至极右翼思潮占了上风，他们的呼声成了当下日本社会的“国民心声”，查看评论区，一条评论即可观察到数万人的狂热，这种右倾社会的“国民心声”正是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的政治土壤和温床。

高市早苗是日本右翼政客代表人物之一，以极端保守立场著称。她宣扬“中国威胁论”，曾多次鼓吹与华对抗，在历史问题上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村山谈话中日本的对华“侵略”，曾多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并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在涉台问题上她多次与台当局会面，推动所谓日台“准安全同盟”，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经济安全方面，她强调经济安保，叫嚣在能源、电信、半导体等方面减少对华依赖，意在达成对华经济独立。在军事方面她主张修改和平宪法，扩大自卫队权限，希望让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企图达到军事松绑。在对外关系方面，她强调加强日美同盟，加强美日澳印和美日韩菲关系，以围堵中国。

高市被称为“女版安倍”，是“安倍路线继承人”，目前她还担任着“奈良安倍晋三元内阁总理大臣感谢和继承会”的顾问。其政治崛起得益于安倍晋三的大力提携。事实上，当今日本社会总体的右倾化正源于安倍执政时期推行的保守主义政策。此次自民党选择高市早苗出任总裁，表明自民党内对于延续乃至强化“安倍路线”存在着共识。因此，她的上台可以说是过去十几年日本政治右倾化积累的结果。

同时，高市也将成为右倾化的新推力。与一些在右翼议题上立场相对模糊的政客不同，高市早苗的右翼主张鲜明而系统。她明确要求将防卫预算大幅增加至GDP的2%，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她的当选可以说赋予了前述右翼主张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可能会促使一些原本处于边缘的议题进入政治主流，从而进一步推动日本社会的整体右转。

必须看到，在经济长期停滞、少子老龄化严重的背景下，日本的国际地位近年来相对下降。这种结构性困境使得部分日本民众、尤其是中青年一代民族自尊心和排外情绪抬头，民族主义情绪明显上升。与此同时，朝鲜的导弹试验，中国的持续发展，成为日本安全环境的一种焦虑，被日本媒体和政客渲染为“严峻的安全威胁”。这种不安全感使得部分公众更容易接受“强军备武”的主张。高市早苗强调“真正保护日本的是自卫队”，主张强化“敌方基地打击能力”，正是利用了这种普遍的社会焦虑。

日本极右党首的粉墨登场与国际政治的极右思潮间的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际极右翼势力呈现活跃和扩张态势，其影响正从政治格局的边缘向中心渗透。从欧洲的德国选择党 (AfD)、法国国民联盟(RN) 到西班牙呼声党 (Vox)，乃至美国的特朗普，包括近来声称“日本人第一”的日本参政党，这些政党异口同声强调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他们反对外国移民，大肆强调本国人优先，高喊全面关税的经济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对全球化，限制外国人福利，将国内经济衰退、社会矛盾激化归咎于全球化与外来群体。他们在政治上又多表现出民粹主义倾向，主张历史修正主义，利用社交媒体煽动公众情绪。

这些各国的极右翼主张虽各有侧重，但都展现出了共同的核心理念和策略，并正通过跨国联动有意识地进行跨国串联与合作，以达到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其典型的事例就是美国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目前每年一次的该会议已发展成为全球右翼民粹主义领袖的“跨国汇合点”，特朗普主义、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阿根廷米莱政府等在此相互呼应，他们宣示右翼民粹主义上台即可扭转国家颓势，从而鼓舞其他国家的同道者，这种联动正冲击着二战后国际秩序。它们质疑多边主义、质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倾向于采取单边行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引发全球经贸摩擦。

因此，可见高市早苗的当选并非其孤立的个人政治成功，而是与国际政治中极右势力抬头存在着“趋势的共振”。她的修宪以及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等政治立场，与全球极右翼的民族主义、历史修正主义以及对特定国家的对抗与排外，形成了叙事上的吻合。在经济政策上，高市强调经济安全，推动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主张对外国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这也呼应了全球极右翼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即强调“经济主权”和“脱钩断链”。同时，高市在移民政策方面， 主张实施更严格的外国人管理政策，其未经核实的关于“外国人在奈良踢鹿”的言论也带有明显的排外色彩。这与欧美极右翼势力反对移民、强调本土身份认同的核心主张如出一辙。 |

不难发现，高市早苗的崛起，是日本国内政治演变与国际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为全球右翼势力提供了鼓舞。高市早苗在政策主张上也展现出与特朗普相似的倾向，其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和对部分产业回流的鼓励，都成为上述跨国境意识形态共鸣的体现，使得她的政策主张在国内更容易被一部分人接受。《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其“在外交政策和社会问题上的保守观点与特朗普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并援引专家的话说，“在高市和特朗普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有助于加强日美同盟”。

鹰派高市早苗政府将面临的多重制约

经济困境与不平等被认为是孕育极右翼的温床。2008年金融危机、2019年新冠疫情、2022年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等，都不同程度加剧了各国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收入阶层人的不安全感与相对剥夺感。移民与难民危机则激化了身份认同政治，极右翼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我们”与“他们”的对立，社会极右思潮很容易泛滥。尽管如此，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在执政能力上普遍面临考验，其煽动性口号在转化为可行政策时往往遇到困难。

这种问题也很可能出现在高市早苗及其政府身上。对于普通日本国民而言，物价上涨、少子老龄化严峻、养老金、医疗和教育等民生问题才是他们最关切的现实。如果高市早苗政府将过多精力投入对抗、排外、修宪、强军等政治议程，而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停滞和生活成本上升问题，则民众的不满将会制约其右倾政策的推行。

必须看到，高市政权在内政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应对物价上涨、处理自民党内的“黑金”丑闻以及维系脆弱的执政联盟等等。这些内部困境将牵制其大量精力，限制其在对外政策上采取过度强硬行动的空间。同时，高市新政府还面临与公明党的执政联盟在众参两院已失去多数席位的问题。作为盟友的公明党在历史认识和安全政策上立场较为温和中庸，并已明确表示只与“中间保守”的自民党合作。如果高市早苗强行推进其极右主张，诸如靖国神社参拜等，很可能导致执政联盟破裂，危及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不仅如此，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必然会导致日本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持续紧张甚至恶化。这种外交上的孤立状态，长期来看并不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也可能反过来对日本国内的政治走向形成一定的牵制。

总而言之，高市早苗的当选与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可以说是一个相互强化、相互塑造的过程。她的上台既是右倾化趋势发展的一个高潮，也为这一趋势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其前方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日本国民对民生经济的首要关注、脆弱的执政联盟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都将对其执政寿命做出判决。

面对日本鹰派的极右政治，中方当加强战略定力

高市早苗的对华强硬立场和历史认知，无疑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新挑战，尤其是针对靖国神社、台湾问题。对此，笔者认为，我方需要保持战略定力，讲究策略。

首先，在历史问题上，毋庸置疑必须立场坚定、界限清晰。通过外交渠道等进行严正交涉，明确指出其行为对中日关系的伤害，揭露其历史修正主义观点的实质与危害。在台湾、南海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问题上，我方务必让日方清楚认识到，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坚定决心和底线。对于其不当言论和行动，应及时予以批驳，防止其发出错误信号。

在此基础上，为防止误判并稳定关系，双方即使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仍需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同时，可利用国际多边场合安排双方会晤，就关键问题交换意见。既达到沟通，也表明坚定立场。在金融、环保等相对不十分敏感的领域，可维持对话，在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可就具体务实议题进行合作。区分对待不同议题，将历史认知、安全问题与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适当区分开来，避免因政治关系紧张导致全方位对抗，以损害彼此重大利益。

经济合作与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即使在政治关系遇冷时，也应尽力维护。中国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应继续倡导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通过深化经贸合作，增强日本经济界支持中日友好的动力，使其成为制约日本政府极端反华政策的内在力量。

同时，扩大民间与地方交流。积极鼓励和支持两国间文化旅游、青少年交流、友城合作等。这些“以民促官”的交流方式，有助于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直接了解和感情，削弱日本国内对华不友善舆论的负面影响。

在处理对日关系时，需要有更广阔的区域和全球视野，灵活利用各种因素和平台。比如深化区域多边合作，积极支持和参与包括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在内的区域合作机制。通过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双方共同的地区利益网络，利用区域国家的集体意愿和规则约束日本的行为。

同时要稳定大国关系框架。尽管高市早苗强调强化日美同盟，但中国仍应致力于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间的良好沟通，避免陷入被孤立或形成“新冷战”的格局。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可以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形成某种制约。

目前，高市早苗领导的执政联盟在国会众参两院均处于少数地位，这意味着其执政基础并不稳固，推进激进政策将面临国内掣肘。因此，我们有必要识别并团结理性力量。日本政界、经济界以及民间都存在支持中日友好的理性声音。中国应重视与这些力量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抑制可能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极端政策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