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攻克世界难题，无私捐赠巨额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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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泽山院士深耕 “火炸药”某项技术的质疑这 20 年间经常传出。

毕竟人们很难想到，美俄都没攻克的世纪难题，真的被中国的这个老头突破了！他是怎么突破的呢？

这位被称作 “中国火炸药大王” 的科学家，便是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他一生与火炸药为伴，从 1960 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炸药专业起，便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国防需求紧密绑定。

在火炸药领域，他先后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瓶颈，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解决了 “废弃火炸药再利用” 这一困扰美俄等军事强国数十年的难题，而他在获得巨额奖励后全额捐赠的举动，更让世人看到科研工作者的纯粹初心。

火炸药是武器装备的核心能源，但在生产、储存与报废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弃火炸药。这些废弃品具有极高的危险性，遇热、震动或撞击极易引发爆炸，同时还含有有毒化学物质，若处理不当会严重污染环境。

长期以来，美俄等国始终未能找到兼顾安全、环保与经济性的处理方案。

美国此前采用 “露天焚烧” 或 “深井掩埋” 方式处理废弃火炸药，前者会释放大量有毒气体，对周边生态造成不可逆破坏，后者则存在泄漏风险，且成本高达每吨数万美元。

俄罗斯尝试过 “化学降解” 技术，但需使用强腐蚀性试剂，后续废水处理难度大，且处理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大规模废弃火炸药的处理需求。

据公开资料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美俄因废弃火炸药处理不当，先后发生过 12 起严重爆炸事故，造成数十人伤亡，经济损失超 10 亿美元。

如何安全、高效、低成本地处理废弃火炸药，成为全球国防领域的 “烫手山芋”。

王泽山院士关注到这一难题时，已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当时他刚完成 “含能材料低温感技术” 研究，为我国火炮射程提升作出重要贡献，但他并未停下脚步，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具挑战性的废弃火炸药再利用领域。

起初，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乏可借鉴的理论基础 —— 传统火炸药结构稳定，要在不引发爆炸的前提下拆解其分子链、提取有效成分，相当于 “在刀尖上跳舞”。

从 1998 年到 2018 年的 20 年间，王泽山带领团队在南京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反复试验。他们首先通过分子模拟技术，分析不同类型火炸药的化学结构，找出最易断裂的分子键。

随后研发出 “低温可控降解” 工艺，利用特殊催化剂在 60-80℃的温和条件下，将废弃火炸药分解为可重新利用的含能中间体。最后通过 “精准重组” 技术，将这些中间体加工成新型火炸药，不仅性能与新制火炸药相当，成本还降低了 40%。

这一过程中，团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仅催化剂配方就调整了 137 种，试验记录堆满了 3 个实验室的档案柜。

2016 年，该技术在某军工企业完成中试，处理 100 吨废弃火炸药的过程中，零事故、零污染，提取的有效成分转化率达 92%，标志着技术正式突破瓶颈。

2017 年，王泽山院士因在火炸药领域的系列重大贡献，与侯云德院士共同获得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 500 万元。

同年，他主导的 “废弃火炸药高效再利用技术” 项目获 “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奖金 150 万元。2018 年，江苏省政府为表彰其科研成就，再次颁发 500 万元奖励。

三次重大奖励累计金额达 1050 万元，这在我国科研领域极为罕见。令人意外的是，王泽山院士在获得这些奖金后，当即决定全额捐赠。

其中，500 万元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全部投入南京理工大学火炸药创新研究基金，用于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开展基础研究。

150 万元国家技术发明奖奖金捐赠给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 “王泽山奖学金”，资助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500 万元省级奖励则用于建设火炸药安全与效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试验平台。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仅淡淡表示：“我的生活很简单，有工资就够了，这些钱用在科研和教育上，比放在我这里更有意义。”

王泽山院士研发的废弃火炸药再利用技术，不仅解决了国防领域的安全隐患，还产生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在国防层面，该技术自 2019 年正式列装应用以来，已累计处理我国军队与军工企业的废弃火炸药超 5000 吨，相当于减少了 1200 万立方米的有毒污染物排放，同时为国家节省火炸药采购成本超 20 亿元。

美国《国防新闻》曾评价，这项技术 “让中国在火炸药循环利用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在民用领域，该技术的衍生成果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团队基于 “低温可控降解” 原理，研发出适用于工业炸药的回收工艺，目前已在我国煤矿、基建等领域推广应用，每年可回收利用废弃工业炸药 3000 余吨，降低工程建设成本约 1.8 亿元。

此外，技术中用到的特殊催化剂，还被应用于化工废水处理，对含硝基化合物的工业废水处理效率提升 30%，相关成果已在江苏、山东等地的化工厂投入使用。

如今已 88 岁高龄的王泽山院士，仍未离开科研一线。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南京理工大学的实验室，指导青年学生做实验、分析数据，每周还会参加 3 次学术研讨会。

从 1954 年考入军校至今，他在火炸药领域深耕 70 年，先后培养出 80 余名博士与硕士，其中多数已成为我国国防科技领域的骨干力量。

他的科研生涯始终遵循 “需求牵引” 的原则 ——20 世纪 70 年代，为提升我国火炮射程，他研发出 “远程、低膛压发射药”；21 世纪初，为适应现代战争需求，他攻克 “模块装药” 技术；近年来，为响应国家 “双碳” 目标，他又投身火炸药绿色生产工艺研究。

这种始终以国家需求为导向的科研态度，成为他一生的写照。正如他在一次讲座中所说：“科研工作者要把自己的研究，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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