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 48 万人上书劝他受封，死后头颅却被藏 272 年作警示

二十四史之一的《汉书》把王莽列作 “逆臣” 一类，认为其是篡位的 “巨奸”。而近代学者胡适则评价王莽为 “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到了现代，他更是被时髦地披上了科幻风，认为他就是一个穿越者。

王莽曾经被万民拥护，一度有 48 万人给他上书劝进，“莽之篡汉，硕学通儒颂功德劝进者多矣。” 但到了他身死国灭后，其头颅被当作警示之物，竟被历代皇室收藏了 272 年之久。

他备受争议，从公元 8 年代汉建新到 23 年灭亡，实际执政 15 年左右，为何他的形象会产生如此颠覆性的变化？

公元8年深秋，长乐宫的铜钟敲了三下，殿里的炭火明明灭灭，映着王政君太后的脸。她是汉元帝的皇后，王莽的亲姑姑，此刻怀里紧紧抱着个锦盒，盒里是传国玉玺，那是秦始皇当年让丞相李斯带着工匠孙寿，用和氏璧凿出来的宝贝，上面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

从秦到汉，二百年了，这玉玺就是天下的根，如今却要交到王莽手里。

“你敢！”太后突然把锦盒往地上一摔，“哐当”一声，玉玺滚出来，右下角“咔”地崩了一块。殿外的风好像顺着门缝钻进来，卷着廊下的落叶打旋，远处隐约传来马嘶，不是欢庆的嘶鸣，是透着慌的那种。

王莽就站在几步外，穿着刚做好的新朝龙袍，玄色的料子上绣着金线龙纹，却没敢上前捡玉玺。他就那么看着那枚缺了角的玉玺，像看着一个烫手的山芋。

这天下，终究是从刘家手里接过来了，可接过来之后，该怎么管？

后来读《汉书》，才知道那时候的王莽，根本不是小时候连环画里画的“奸臣”模样。

西汉末年那几年，全国人提起王莽，都会竖大拇指。汉平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2年），朝廷提议赏王莽新野的土地，他推辞了三次，最后干脆称病躲在家里。结果，官吏百姓上书请愿的，前前后后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多人。

那时西汉全国人口才五千来万，除去偏远地方不识字的，差不多家里有张纸、会写两个字的，都替他说话了。连刘氏宗室的王爷们，都跪着跟皇帝说“安汉公（王莽当时的封号）该受赏”。

王莽为何能有这么高的威望？不是没原因的。

他是个读书人，而且是个死磕《周礼》的读书人，就像现在有人痴迷红学，他能把《周礼》里的每一句话都背下来，还能讲出花样。更难得的是，他不只是读死书，还真能做到“知行合一”。

公元2年青州闹蝗灾，饿殍遍地，他先把自己家里的三十顷田捐出去，又拿出一百万钱给灾民，公卿大臣们一看，也跟着捐，最后凑了二百多顷田救济穷人。还有一次，他二儿子王获杀了个家奴，按当时的规矩，贵族杀奴顶多罚点钱，可王莽硬是逼着儿子自杀了。他说“《周礼》里讲‘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但法得公平，我儿子犯了法，就得受罚”。

就是这么个“道德模范”，当了皇帝之后，却干了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要照着《周礼》，把整个天下从头到脚改一遍。

先说官制。汉朝用的是秦代传下来的三公九卿制：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督，下面再设太常、光禄勋这些九卿，层层分工，虽说用了二百年有点僵化，但好歹能转。

王莽一上来，直接把这套废了，要仿照《周礼》设“六官”，彻底废除三公九卿制，把原来的丞相改为“大司徒”、太尉改为“大司马”，还新设“羲和”（掌天文历法）、“纳言”（掌奏事）等古官名，连地方官的名字都改，比如“太守”改成“大尹”，“县令”改成“宰”。

《汉书》里写了个笑话：有个老太守，刚接到改任“大尹”的文书，还没弄明白新官的职责，又接到通知，说这个官名又废了，要改叫“卒正”。他拿着文书跑遍了衙门，没人能说清到底该做什么，最后只能叹口气，“这跟家里旧彩电坏了，不修，反倒换了台黑白机，还不如以前”。

更乱的是任免，王莽一会儿设个新官，一会儿又撤了，有的官员刚上任三天，官印还没捂热，就被罢免了。世家大族更不满，以前他们能通过察举制把子弟塞进官场，现在官制乱成一锅粥，他们的子弟没了门路，暗地里就开始跟王莽对着干。

官制还没理顺，王莽又把主意打到了田地上。

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有多严重？《汉书·食货志》里写“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当时的地主们占着上千亩地，雇着奴隶耕种，农民要么租地交重租，要么就成了流民，饿死在路边。王莽看着心疼，说“要照着《周礼》的井田制来，天下的田都叫‘王田’，不准买卖，家里男丁不到八口，却有超过九百亩地的，得把多余的田分给邻里乡亲”。

听起来挺好，可他忘了一件事。井田制是西周的制度，那会儿没有铁犁牛耕，人们只能靠着“千耦其耕”（好多人一起种地）过日子；可到了汉朝，铁犁牛耕早就普及了，《盐铁论》里说“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一个农夫用铁犁，能种百十来亩地，井田制那套早就跟不上生产力了。

更要命的是，地主们怎么可能愿意把土地交出去？有的地主表面上听话，暗地里把土地改成佃户的名字，有的干脆武装反抗，跟官府对着干。而农民呢？虽然说能分到田，可官府规定“王田不准买卖”，要是遇到灾年，想卖田换粮都不行，最后只能逃荒，流民反而比以前更多了。后来的赤眉军、绿林军，好多都是这么被逼反的。

最荒唐的是币制改革。王莽前后改了四次币制，第一次造了“错刀”“契刀”，错刀上刻着“一刀平五千”，一把刀能换五千枚五铢钱；后来又觉得刀币不吉利，废了，改铸“小钱”；没过多久，又搞出个“宝货制”，分金、银、龟、贝、钱、布六类，一共二十八种货币。光贝壳就分大贝、壮贝、幺贝、小贝，还得按大小算价钱。

一个老百姓去集市买黄瓜，卖菜的问“你用啥钱付？”老百姓掏出一枚错刀，卖菜的摆手“这钱现在不用了，得用小钱”；老百姓又掏出小钱，卖菜的又说“不行，昨天官府说，得用贝币”；老百姓急了“我哪来的贝币？”最后两人只能以物易物，用半袋粟米换了几根黄瓜。

商人更惨，手里的货币今天能用，明天就成了废铜烂铁，好多人倾家荡产，只能关门大吉。《汉书》里还写，当时民间因为货币种类太乱，不少人偷偷铸钱牟利，王莽只能下禁令，不准百姓私藏铜和炭，百姓要吃饭，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盗铸，街头巷尾常有哭着卖家产的人，甚至有人绝望得在院子里上吊。

《汉书》里说“百姓愦乱，其货不行”，街上的交易几乎停了，市场里冷冷清清，只有巡逻的官差来回走。 为了救市，王莽又搞了“五均赊贷”和“六管”。五均就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座城市设 “五均官”，管物价，粮食贵了就降价卖，贱了就收储；赊贷就是农民春天播种没钱，官府借钱给他们，收点利息。六管就是把盐、铁、酒、铸钱、山泽税、五均赊贷全归官府管，不准私人经营。这想法，跟一千年后王安石的青苗法有点像，可执行起来全走了样。

五均官大多是富商出身，他们跟地方官勾结，把低价收来的粮食高价卖，农民不仅没得到好处，反而买粮更贵了。赊贷的利息看着低，可加上手续费、管理费，比高利贷还狠，农民借了钱还不上，只能卖田卖宅，最后成了流民。

《汉书》里写“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只能拿起锄头，跟着起义军造反。

眼见国内因改制而民怨沸腾，王莽或许认为，一场对外的胜利不仅能重振威望，更能让国内的矛盾找到宣泄的出口。国内乱成这样，王莽却还想着对外炫耀。

公元12年，他派五威将出使各国，把高句丽改成“下句丽”，把匈奴单于改成“降奴服于”，这做法近乎孩童斗气式的逞强，觉得改个名字就能显威风。结果，高句丽王气得断绝了和新朝的往来，匈奴单于更是直接起兵犯边，杀了云中、定襄的官吏百姓。王莽不服气，派了十万大军去打匈奴，可军队还没到前线，粮草就被贪官克扣光了，士兵们只能抢老百姓的粮食，反而把更多人逼反了。

后来他又去打西南的句町国，派平蛮将军冯茂带了几万兵，从巴、蜀征兵，还从老百姓那儿收了一半的家产当军饷。结果，士兵们染上瘟疫，死了十之六七，句町国也没打下来，益州被折腾得一片荒芜。

到了昆阳之战，王莽派王邑、王寻带了四十二万大军，号称百万，去围攻昆阳。那会儿刘秀还是绿林军的偏将，带着十三个人突围调兵，回来后率几千人突袭。偏偏天公不作美，夜里流星坠进王莽军营，白天又刮大风、下暴雨，滍川的水涨起来，王莽的士兵互相踩踏，淹死的、饿死的、战死的，加起来有几万，尸体把河水都堵得流不动了。

昆阳之战惨败后，新朝主力尽丧，根基彻底崩塌；公元 23 年九月，绿林军打进长安，王莽逃至渐台，随后被商人杜吴杀死，新朝正式覆灭。

再之后他的头颅被人刷上黑漆，又以手法去除上面的血肉，只留下面部骨骼保存。东汉皇室（汉光武帝刘秀）便将他的头颅收藏起来，纳入皇室宝库，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颗头颅又被魏、西晋的皇室先后珍藏，直到公元295年，在晋惠帝时期，于一场大火中被焚毁。王莽最后落得这个下场，真是让人唏嘘。

再后来，刘秀建立了东汉，就是汉光武帝。他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像邓禹、寇恂，大多是南阳、上谷的士族豪强，这些士族多是“累世经学”的家族，比如邓禹家世代研究《尚书》，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垄断了地方的文化教育和官吏推荐渠道，他们当年反对王莽，不是因为王莽的改革不好，而是因为王莽动了他们的利益。

刘秀当了皇帝后，也想抑制豪强，搞了个“度田”，就是清查土地人口，可士族们根本不配合，有的隐瞒土地，有的干脆起兵反抗。刘秀没办法，只能妥协，最后“度田”不了了之。

东汉二百年，看着太平，其实跟西汉末年没差多少。士族们占着大量土地，有自己的武装，甚至能左右官员任免；流民依旧在各地游荡，饿了就抢，逼急了就造反。

王莽当年想解决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反而因为他的改革，让这些问题更严重了。他的失败，成了东汉皇室不敢再触碰‘均贫富’的教训”。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就像我们现在生活，好的想法得落地，得让老百姓真能得到好处，不然再美的梦，也只是一场空。

那枚缺了角的传国玉玺，后来被刘秀找了回来，继续传给东汉的皇帝。只是不知道，每当皇帝们拿起这枚玉玺，会不会想起王莽，想起那场失败的改革，想起那些因为改革而饿死的老百姓。历史不会说话，但它总会用一个个故事，告诉我们该怎么走未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