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对旅行的反思

选自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张廷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

一

有关异域的游记总是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人们对这种对立的关系的看法大同小异。

古典和中世纪的旅行文学大多讲述“我们文明、他们野蛮”——“我们文明，他们令人生厌”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外国的东西都是古怪的，通常表现在生理上的异常。

长久以来一直有对怪人、“肩下生头的化外异民①”（奥赛罗赢得苔丝狄蒙娜芳心的故事中出现了这种描写）、独眼巨人、食人族以及诸如此类的奇人怪物的描写，这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人们太轻信了。但是，这种轻信也是有限度的。

基督教文化更容易接受妖魔鬼怪的存在，而对完美或接近完美的东西的存在却不那么容易接受。因此，连续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地图上都有一些奇怪王国出现，与此同时，可视为楷模的种族大多出现在有关乌托邦的游记里；也就是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民族。

直到十八世纪，有关更加离奇的地方的作品才开始大量出现：关于理想社会的文学，描写据说确实存在的地方。毋庸置疑，十八世纪的纪实文学和小说与以第一人称叙述的非虚构作品——小说的重要模式——是紧密相连的。

那是旅行故事和游记形式的小说的全盛时期；《格列佛游记》是虚构的海上航行中最精彩的，它融合了对与我们迥然不同的地方的两种主要幻想。故事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对一系列怪异种族的造访，疲惫的主人公最终来到一个理想国：这是“我们文明，他们野蛮”传统的黄金时期，这一传统很快便繁荣起来。

前现代的旅行文学理所当然地认为旅行者所处的社会与被他们视为畸形、野蛮、落后和怪异的社会截然不同。以旅行者——职业（或业余）观察者——的口吻讲述的故事一定会为文明社会辩护；没有一个前现代的旅行者会认为自己是野蛮人。

当文明一词变为一个评论性的、不言自明的概念时——也就是说不清谁文明谁不文明时——现代旅行文学产生了。

在启蒙哲学家（现代意义上最早的知识分子）看来，旅行是一种说教式的幻想。为了说明自身的邪恶，他们总是提到欧洲以外的遥远的社会，在他们的描写中，这些社会更“自然”或者更“理性”。

航海者在遥远的地方所经历的奇闻轶事直到十八世纪晚期还广为流传——例如，巴塔哥尼亚②的九英尺高巨人——但怪异感渐渐与道德产生了关联。“我们”变得道德败坏。描写去奇域旅行的文学大量涌现，对那儿的美德的描写揭示了与欧洲之间发人深省的反差。这种旅行走出文明社会——也就是现在——走向更美好的社会：过去或未来。

过去，许多人到美洲进行这样的旅行，有真实的，也有杜撰的。“起初，”约翰·洛克说，“整个世界都是美洲。”克雷夫科尔③和夏多布里昂在新大陆发现了比文明更好的东西，因为它们未受到文明的侵蚀：健康、活力、道德完善、让人喜欢的天真和直率。然而，幻想烟消云散之后，反文学（counter-literature)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十九世纪中期尖刻的英国旅行者如法尼·特罗洛普和狄更斯④发现我们并不文明，简直粗俗不堪；哈利特·马蒂诺⑤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感受到了风起云涌的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她更喜欢“我们”。许多现代对异域风情的评价都是对过去的反驳。

十八世纪的土耳其人被认为是模范的种族之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无畏的马蒂诺造访“土耳其”的两处后宫，她说后宫里的人是她所见过的伤害最深的、最抑郁的、最堕落的。

在这些对旅行的感受中——异国他乡不是被说成世外桃源，就是说成蛮荒之国——希望与幻灭总是交替出现。尽管如此，某些国家（总是令人不解地在人们心目中有固定的形象）比其他国家更容易被理想化。

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以来，它一直是个神秘王国；在十八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在中国这个理性之国，没有战争、道德沦丧、愚昧无知和迷信，也没有大规模的疾病。

同样，美国尽管遭人诋毁，它仍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乐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人们对俄国的风俗习惯和所作所为深感痛心。

自从俄国第一代沙皇“恐怖伊凡⑥”引起欧洲人的兴趣之后，有关声名狼藉的俄国社会的报道已经成为西方旅行文学这一大河中富有生命力的支流。

为数不多而又让人印象深刻的反报道（counter-reports)——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确切地说是大恐怖时代）外来造访者记录的苏联在自由和公正方面达到的史无前例的高度——强化了这一传统。

我们无法想像人们读了屈斯蒂纳侯爵1839年游历俄国时发现的野蛮和专制后会感到幻想彻底破灭，但可以想像人们看了西蒙·莱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描写后会彻底绝望。

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倾向把中国说成极乐的天堂，而把俄国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倾向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有些国家一直是人们幻想的对象。

启蒙哲学家不仅把理想的品德赋予高尚的野蛮人——伏尔泰和卢梭笔下的休伦湖人⑦，狄德罗笔下年迈而睿智的塔希提岛⑧人，还赋予当时欧洲以外的人（“东方人”），如土耳其人、波斯人和中国人。此后几代作家的幻想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否定的。

在浪漫主义诗人看来，惟一的“理想的”文明——希腊文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旅行本身曾经是一种反常的活动。浪漫主义者认为从根本上说自我就是一个旅行者——一个不断追寻、无家可归的自我，他归属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或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那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反差。他们认为这种追寻是没有止境的，因此目的地是不确定的。

旅行从此成为现代意识和现代世界观的先决条件——是对心中的渴望和绝望的宣泄。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潜在意义上的旅行者。

旅行的普及催生了旅行写作的新类型——悲观失望的文学，并从此与理想主义文学双峰对峙。欧洲人游历美国，希望在那儿过上新的、简单的生活；有教养的美国人返回欧洲，认识旧大陆的文明的源泉——通常两者都大失所望。

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欧洲文学界弥漫着对欧洲的厌恶。越来越多的旅行者纷纷涌向新奇的、西方以外的地方，这与早期的老一套的认识如出一辙：

在更简单的社会里有纯洁的信仰和原始的自然，人们不知道不满（和它的文明）是什么。但是天堂总是难觅的。

现代游记里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现代社会造成的破坏和往日的逝去——这是对一个社会每况愈下的写照。

十九世纪的旅行者注意到经济利益使像南太平洋地区这样的地方祥和安宁的生活受到影响；尽管旅行者做梦也不敢想像自己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希望当地人能永远健康、性感，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不要去享受现代生活中的舒适。

二

让现代人萌发旅行念头的另一典型因素：一个国家值得一看——值得一写——因为它曾爆发过革命。

最脚踏实地的、最有思想的旅行作家阿莱克斯·德·托克维尔⑨在美国目睹了一场没过多久就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激进运动，使过去的一切土崩瓦解。

正是为了考察革命和民主，托克维尔才到美国游历的。

去考察一场声称为了实现理想的革命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旅行一直是现代旅行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在二十世纪，有着类似目标的旅行者走向了爆发革命的地方，寻找理想中的家园，寻找普遍意义上的革命。

不少关于从“西方”到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的文学是旧体裁的一种新变体，在这种旧的旅行文学中，来自堕落的、老于世故的欧洲的旅行者赞美“新世界”健康向上的活力——现在他们把自己称为“新人”。

在对理想目的地的构想中，“革命的”取代了“原始的”，但还是保留了许多被认为是“原始”的特质。“我已经看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确实是灵丹妙药。⑩”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林肯·史蒂芬斯结束了苏联之行后说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话，那时也许是把共产主义与现代化等同起来这一观点最为流行的时候。

但是当苏联模式受到质疑，当或多或少受到围攻的农业社会只得选择革命时，旅行者似乎真正感受到：我已经看到了过去，它正在……运动。

去那些赤贫的国家旅行就如同时光倒流：离开生活富足、充满怀疑的文明社会，去寻找早期的那种单纯、虔诚和艰苦的生活。芭芭拉·沃顿在描写她1973年的中国之行时说：“对任何一个来自错综复杂、令人窒息的世界的人来说，中国人简单的生活方式都让他心驰神往。”

她的感受并不是纯粹的幻想。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在农业国家里爆发，而且相对于为实现某种现代化付出的所有努力而言，它也竭力保护现代化以前的很多东西，如传统的家庭生活和文学的中心地位；它还消解或至少延缓——部分是因为难以对付的经济衰退——以富足、宽容的价值观和“放纵的”大众文化为特征的消费社会的冲击。

那些不幸的中欧国家（现在变成了“东方”）虽然在俄国统治期间都不落后，现在都毫无例外地被共产主义延缓了进入现代的脚步，比起西欧它们明显带有二战以前的痕迹。外国游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对它们情有独钟的。

隔阂感是几乎所有现代反思性旅行文学中最重要的题材。旅行可以印证对这个世界怀疑的、美好的或者推测性的看法。旅行抑或就是尝试消除隔阂感，旅行者在途中赞扬遥远的社会所具有但自己的社会所缺少的美德或者自由。

随着去欧洲以外的地区旅行的机会越来越多，另一种旅行越来越普及。富裕的旅行者摆脱了中产阶级的束缚，外出度假，他们尽情尝试“新奇”的东西，或纵情地寻花问柳。

福楼拜在马克西姆·杜·坎普的陪同下于1850到1851年的埃及之行就是十九世纪一个著名的例子。（二十世纪，一些同性恋作家是去殖民地和前殖民地找乐子的高手。）在去爆发革命的地方的旅途中，另一种独特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在共产主义国家，有些东西现在被认为是过时的，比如一本正经的性观念。

性放荡现在与堕落而不是与原始相关联。革命代表着美德的王国，游客一直相信革命社会里的行为因此而改变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许多西方的游客都深信接待他们的中国主人说的话：中国夜不闭户，没有同性恋，也没有婚前性行为。

尽管寻欢作乐的旅行与去在革命中挣扎的贫穷国家旅行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高尚而富于启发性的，但后一种旅行同样会产生居高临下、事不关己的感觉。苦难深重的当地人却有高度的革命意识，这对富有同情心的旅行者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例如，狂热的中国共产主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减退时，据说初到中国的旅行者因为错过了中国最纯真的、最虔诚、最不受消费主义侵蚀的时代而相互劝慰。

许多早期去革命爆发地的旅行者就如同原来文学里的旅行者一样：去一个奇异的国度就是为了回来后写有关它的游记。去这些国家的旅行者都意识到自己跨越了可怕的障碍。（跨过了长城。把铁幕抛在背后。）他们要写的是一个奇异的国度，但他们真正描写的是他们的行程，也就是为贵客制订的满满的活动计划。事实上，这些书都像《在中国的每一天》——西蒙·德·波伏瓦对1955年中国之行的直率的记录——一样是对旅行的记录。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随着去中国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禁发现，旅行者描写的旅程简直一模一样：杭州附近的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的同一个“胡同居委会”——尽管这么雷同，许多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往那儿跑，写的书几乎千篇一律。

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孤立无援，遮遮掩掩，神神秘秘，接待外国游客时有严格的程序，每一步都精心设计，同时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送他们返程时还会赠送精美的小装饰物和书籍让他们带到外面的世界去。就像以最现代的方式到任何遥远的地方去旅游冒险一样，旅行者到爆发革命的地方旅行是体会不到危险的，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神秘，危险，不快，与世隔绝，这些是去遥远的地方旅行的传统成分。即使最独立的、独行的观察者在了解一个奇异的国家时也需要帮助。这样的观察者很可能会聘请当地人做导游，观察者在部分行程中主要通过导游与当地人交流——就像V·S·奈保尔的《在信仰者中间》里所写的一样，该书写的是他到因革命引起剧烈动荡的伊斯兰国家的旅行。

但独行的观察者对当地朋友的态度不会轻信。到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地方进行集体旅行是为了达到另一种结果。

这些旅行是由旅游部门的官员组织的，目的是要使这个国家被人理解。到共产主义国家去的很多游客相信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的向往和需求与我们的根本不同，但其实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认为他们的制度和习俗与我们的差不多，但事实上两者截然不同。

过去，去新世界的海上航行常常是危险的、举步维艰的——如此艰难，以至于许多旅行者都望而却步。许多游记的作者都“闭门造车”，剽窃早期的游记。最终，神奇之旅都成了泛泛之作，拼凑的痕迹越来越明显，原来的冒险故事因此而变得过时了：过去人们所写的旅行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

在现代，有意欺骗读者的游记比原来少得多，在更多的游记中作者被欺骗了，人们发现其游记中谬误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毕竟，十八世纪末没有一个纳齐兹部族的女人会跑到巴黎解释说夏多布里昂1791年兴致勃勃的（有一部分是凭空想像的）美国之行中忽略了哪些东西，曲解了哪些东西。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亨利·华莱士、欧文·拉铁摩尔⒄曾经访问过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并说它堪称工作场所的典范（兼有哈得逊湾公司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特征）。而一位曾在此做苦役十一年的女囚犯几年后站出来，写下了囚犯们对来访者的愤怒和蔑视。

十九世纪的异乡游记很少提及陪伴冒险旅行者的仆人，而仆人通常不止一个。而现代去革命爆发地旅行的人则很少提及他所在的集体。描写共产主义国家之旅的人通常都是应邀前往的。这通常意味着他只是游览团中的一员——这是教育（也就是宣传）之旅，由东道国发起并支付一切费用。就像所有的团体旅行一样，游客认识不了几个同行的人，甚至一个也不认识。

这个团体可能小到只有三个人（如我1968年4月越北之行），或者五个人（如我1980年4月的波兰之行），或者八人（如1981年我的中国之行）。学生们大都四十人一个团；知名人物的旅行团很少会超过五到六人；尊贵的重要人物一般都被邀请带上配偶或随从一起旅行。

如果是第一次去共产主义国家，他们都会惊奇地发现旅行团——不管多小、多特别——都被称作“代表团”。你可能会抗议：我们并不代表我们国家的任何人，每个成员只代表自己，但是面带微笑的主人依然会称“你们代表团”。

通常，进入东道国的前一天，所有参加旅行的人在进入东道国的途中在宾馆集中，他们被告知代表团在旅行时的注意事项，他们要选出一名“主席”（有时还有“副主席”）负责答谢东道主的官方讲话，开在宴会上坐在主桌带头敬酒（有些代表团让成员轮流担当这一角色，以分享隆重的礼遇和愉悦）。

不论你走到哪儿——他们迎接你的火车站，工厂，学校或者作家协会——你的代表团见到的都是他们组织的代表。

任何请柬上都有邀请的东道主——组织者；而且每一次旅行都有一个计划。他们带旅行者去博物馆、模范幼儿园，某位著名作家或者诗人的故里；工厂和公社的负责人欢迎旅行者，用茶水招待，提供虚假的数据；一顿接一顿地享用盛宴，利用空余时间光顾为外宾开设的商店；旅行者忙于应付紧张的行程，只能在相互之间或与接触到的有限的当地人（也就是为代表团指定的亲切热情的导游）说说话，他们的结论就是建立在与这些当地人的交流的基础之上。这些官方的陪同人员——除了几个负责人以外，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热心，急于表现（他们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与外国人接触这一人人眼热、激动人心的机会），小心翼翼（他们知道一个小错误或者疏忽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生怕有什么闪失。

游客在他们的陪同下总感到很忙碌，但他们更忙。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里，他们要忙着购票和打点住宿；深夜，他们还要写有关当天活动和参观者反应的报告，计划接下来的活动。游客通常都是贪心不足的，而到共产主义国家的旅行团认为应该是以他们为中心的，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到共产主义国家的游客只要说一声想参加日程上没有安排的远足和娱乐，陪同人员就会给幕后指挥的人打电话，像变戏法似的变出需要的票子、现场导游和豪华汽车。

从教育旅行的定义来看，它是一般人无法享受的旅行——买好来回票的旅行。为接受教育而去国外旅行的典型要数十八世纪的“大旅行”了。年轻的贵族带上一个通常出身卑微、薪水很低的家庭教师，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去不同的地方，欣赏异曲同工的艺术瑰宝。尽管这种横穿欧洲大陆的休闲旅行通常不过是纨绔子弟的游乐而已，但其教育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经历过欧洲“大旅行”的人回家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被外国的东西所玷污，但至少他体会到文明有很多模式——这也许是真正文明和礼仪的开始。

为游客提供的去共产主义国家的“大旅行”是经过设计的，以确保他们不会遇到任何有损国家形象的东西。“大旅行”或田野调查的先决条件，旅游者在智力和文化上的距离，这些都被团队旅游中豪华舒适的安排进一步强化。旅行者看到的爆发革命的地方有如迪士尼乐园，围绕的主题是国家的进步和革命带来的好处，而这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文化上的简单表演来展示的。

游客们被带到那儿，艳羡不已。但是，来自富裕国家的旅行者，包括自认为是左派的人，很少能够对这种作秀作出评价。如果他们是第一次去共产主义国家，他们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去卡车厂、养殖场或是造纸厂。大多数游客对共产主义、参观的国家(他们常常连地图都没有看过，不了解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基本的情况)、农民的生活和主要工业流程一无所知。

所谓一起旅行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明白，都不是代表团旅行最好的参与者。

事实上，共产主义国家中旅行部门的官员们已经渐渐不再信任西方的左翼分子，而且——这在理查德·尼克松最喜爱的国外专用度假村和罗纳德·里根的“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国”里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希望游客被接待时不受激进情绪的影响；董事长比左派的历史学讲师更受欢迎。这样的游客离开时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比来之前好得多，部分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国家里有这么多友善的、有吸引力的人，异国情调的大街上满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他们来之前都想象了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