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临大敌》：一则谣言，何以让大宋王朝如临大敌？

提起“甲午”，人们多半会想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但840年前的1054年，大宋也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甲午年。这一次，让整个王朝如临大敌的，并非兵临城下的危机，而是一则谣言。

本书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黄博，便以1054年那场席卷四川乃至整个天下的谣言风波为切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新视角：要想真正理解一个王朝运行的内在逻辑与精神气质，我们也应该去听听它的“谣言”。

一、谣言何来：深入人心的历史根源

故事始于1052年前后，一句简短的谣言开始在四川悄悄发酵，并很快一路向东，回响在开封的朝堂之上。谣言内容非常简单，就八个字：“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甲午年一到，四川就要出大乱子。

这句听起来有些玄乎的谣言，在当时的四川人看来，却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它背后有血淋淋的“历史铁证”作支撑，是一个纠缠了四川地区上百年的魔咒。

这个魔咒，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934年，恰是甲午年。当时中原正处在五代十国的混战中，后唐镇守四川的节度使孟知祥，在成都黄袍加身，建立了“后蜀”政权。对中原统治者而言，这是分裂的国耻；对四川百姓来说，改朝换代则意味着战争与动荡。

六十年后，历史再次重演。公元994年，又一个甲午年。此时北宋已灭亡后蜀近三十年，但其对四川严酷的剥削和高压管制，导致民怨沸腾，引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一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点燃全川，起义军一度攻占成都，最终招致朝廷的血腥镇压。

一次军阀割据，一次农民起义，两个甲午年，四川皆逢大乱。如今，第三个甲午年——1054年马上就要到了，当“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谶语再次流传，从皇帝到农夫，谁能不心惊肉跳？

更可怕的是，这种民间谣言还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当时四川流行一本叫《六十甲子歌》的小册子，用通俗的顺口溜，把哪年发大水、哪年闹兵灾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而在庙堂之上，士大夫们也着迷于一套“国运密码”。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提出的“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的“历史周期论”，成了历代精英解释王朝兴衰的“万能公式”。

但“蜀且有变”的谣言之所以让大宋朝野深信不疑，除了历史经验与神秘理论的附会，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大家心里都清楚：四川这地方，迟早要出事。

由于孟知祥割据和王小波起义等“前科”，宋廷前期始终对四川实行高压统治。面对百姓，官府一贯注重严刑峻法。对军队更是放心不下。派到四川的军队，常年不发兵器，不搞军事训练，以防哗变。对地方官员同样不信任，一边分拆行政区互相牵制，一边禁止携家眷入蜀，并严禁四川本地人在老家任官。

高压之下，怨气累积。当四川民众无力反抗，造谣便成了成本最低的抗议。因此，“蜀且有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历史记忆、周期观念与现实不满的共同产物。

二、应对之策：朝野上下的荒诞动员

当谣言相关奏报摆在宋仁宗面前时，这位以“仁厚”著称的皇帝也信了。他紧急召见宰相，忧心忡忡地表示必须派一位重臣去成都坐镇。为说服选定的官员程戡接下这个烫手山芋，仁宗私下许诺：只要四川平安度过甲午，回来就提拔你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

仁宗之所以如此，除了前述原因，更在于他对谣言的力量有着切肤之痛。年幼时，他曾亲历开封“帽妖”恐慌，全城百姓彻夜敲锣打鼓驱赶会吃人的怪物。更重要的是，十年前，由他主导推行的“庆历新政”，正是被谣言扼杀在摇篮里。

惨痛的教训在前，仁宗不敢掉以轻心。一场围绕“蜀且有变”的“全国总动员”就此荒诞地开始了。朝廷这边，仁宗亲自坐镇，派出程戡空降四川，并针对四川地区紧急出台减免赋税、整顿吏治等各类“优惠政策”。地方上，新任成都知州程戡雷厉风行，一到任就将造谣驻军兵变者就地正法，并大规模征发民夫修筑加固城墙。

谁料，官方这种如临大敌的姿态，非但没有安抚人心，反而成了谣言最权威的“认证”。老百姓一看官府都如此紧张地备战，那“蜀且有乱”的预言还能有假？一个由恐惧驱动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

当时，唯有隐居青城山的诗人张俞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甲午之乱”，乱源不在民，在官吏逼迫。可惜，在集体恐慌面前，理性的声音总是微弱的。就连四川人、后来的文坛领袖苏洵，当时也对此谣言深信不疑，还忧心忡忡地给地方官员写信分析四川为何将乱。

三、恐慌高潮：危机爆发与化解之道

在“要乱，还没乱”的诡异气氛中，四川走进了1054年。春天过去了，夏天也过去了……预言中的大乱并无踪影，朝廷松了口气，将“维稳”有功的程戡调回京城升职。

然而，程戡刚走，真正的惊雷就炸响了，民间开始流传：侬智高要打过来了！这位两年前反宋失败、下落不明的少数民族首领，传说要去云南大理国借兵攻蜀。

1054年6月，传言变为官方情报。四川彻底沸腾了！“甲午魔咒”终于找到了应验方式——不是内乱，是外患！这还唤醒了唐代南诏国入侵四川的血腥记忆。双重恐惧叠加，民众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成都周边，人们纷纷抛售家产，涌入城中避难，物价飞涨，社会陷入末日前的癫狂。代理官员疯狂备战，朝廷也从陕西前线调集精锐入川。这一下，四川人更信了：连朝廷都如此阵仗，看来这劫是躲不过了！

危急时刻，新任益州知州张方平登场了。手握“便宜从事”特权的张方平对仁宗断言：这定是谣言，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是“以静镇之”。

还在赴任路上时，他就做出惊人决定：命令所有援军和武器，原路返回！这个反常举动，是在向全川传递明确信号：别慌，四川无大乱。

一到成都，他立刻叫停所有备战工作，解散民夫。待一切处理妥当，已是1055年新春。张方平抓住上元节的机会，下令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盛大灯会，并宣布灯会期间城门昼夜大开！

这一招堪称神来之笔。当一个群体陷入非理性恐慌，一场盛大的狂欢是最好的解药。灯火璀璨中，末日恐慌在欢声笑语中烟消云散。

那么，谣言的主角侬智高呢？张方平暗中彻查，真相令人啼笑皆非：所谓侬智高攻蜀，不过是边境部落为邀功请赏制造的假情报。而真正的侬智高，早因图谋不轨被大理国处决了。

四、历史回响：谣言背后的深层启示

一则看似荒诞的谣言风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北宋的绝佳窗口。我们看到了帝国的焦虑、官场的试炼、精英的在场，更看到了民众的无助。在这场由恐惧主导的漩涡里，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贱卖田产、婚嫁失序的普通百姓，是被征发修墙的农夫，是往返奔波的士卒。

这也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话题：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中的“谣言”？传统史学视其为需要剔除的杂质，但黄博教授却提出一个洞见：一个把所有“听说”都排除在外的历史，反而可能离真相更远。

因为在前现代社会，信息传播被官府及精英垄断，普通民众是“失语”的。谣言，便是他们表达情绪、保存记忆的“弱者的武器”。它以夸张、扭曲的方式，保存了被官方叙事过滤掉的底层情绪与民间记忆。

谣言虽不可靠，其历史价值恰在于此。它像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虽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却能引导我们去探寻官方记录之外的广阔天地，看见一个更立体、更真实的过去。

当我们学会倾听历史中的“杂音”，或许会离真相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