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 | 周一良为何要向陈寅恪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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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在一篇怀念陈寅恪的文章中称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汤用彤对季羡林说：“周一良的文章，有点像陈寅恪先生。”

初拜陈门，五体投地追随陈师

周一良，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周一良出身清末名门望族，东至周家和义宁陈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周一良的曾祖父周馥发迹于李鸿章的淮军，清末先后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1906年，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周作人见到了来校视察的两江总督周馥，为后人留下了几笔关于周馥的画像：“站在体操场上，穿了长袍马褂棉鞋，也很朴素，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模样。”周馥从天津办洋务开始走上仕途，他格外重视教育和实业，这把他和晚清的旧官僚区别开来。事实上，自周馥起，周家几代在政界、实业、学界人才辈出，和周馥的独特的禀赋大有关系。

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为1892年进士，官至浙江候补道，《清史稿》有传；周一良的父亲周叔弢，是著名的藏书家，民国著名实业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先后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从1952 年到1972 年，周叔弢先后4 次将几十年收藏的宋、元、明抄本、清代善本及其他中外珍贵图书计3.6万余册和文物1200 余件全部献给国家。

周馥家族自晚清至今，经历了中国百余年的历史风云，见证了中国的近现代转型。周氏家族成员从官宦、工商转向文化学术领域，或文教，或科技，或国内，或海外，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术家族。周馥家族学术人才之众，所涉领域之广，足以兴办一所一流大学。周一良是第四代中优秀学者的典型。

周一良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学日文、英文。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历史学。就在这一年，周一良的人生有一个转折，他初拜陈门，五体投地追随陈寅恪。

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后，周一良认识了俞大纲。俞大纲是俞大维、俞大绂的幼弟，先研究太平天国，后治唐史，聪颖过人，见识卓越。他常常在周一良面前提起他的表兄陈寅恪研究魏晋隋唐史精深独到，引起了周一良的兴趣。周一良晚年回忆第一次听陈寅恪讲课的情形：

1935年秋季开学后，我就到清华三院去偷听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听完第一次，就倾服得五体投地。这堂两小时的课讲五胡中的羯族，论证羯族来源及石氏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谨严周密，步步深入，尤其涉及中亚各族的问题，为我闻所未闻。记得还有史语所的余逊（让之）、劳干（贞一）两先生从城里赶来听课。我们几个青年都是京剧爱好者，听完课不约而同地赞叹：真过瘾，就像听了一次杨小楼的拿手好戏！

周一良听过陈寅恪的史学课之后，搜求陈寅恪发表的论文来阅读。以当时周一良的学术素养，有些论文读后不甚了了，而崇敬之心却随之俱增。读过论文之后，周一良心里有种感觉：别的先生的学问，如果努力，似乎有希望达到；而陈寅恪见解之敏锐，功力之深厚，知识之广博，通晓语言之众多，是无法企及的。1936年秋，周一良离开北平后，还委托当时考入清华中国文学研究所的女朋友邓懿代他去听课记笔记，因为陈寅恪先生每年都是讲他新的研究学术成果，不相重复的。

1936年暑假之前，俞大纲向陈寅恪推荐周一良到史语所历史组工作。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周一良经过权衡考虑，为了跟随陈先生学习，决定放弃燕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到已经迁到南京的史语所工作。“去南京之前，先到清华谒见陈先生，这是课堂之外第一次见他。”

由于陈家和周家是世交，这次见面，周一良给陈寅恪留下深刻印象。陈寅恪赞许周一良“富而好学”。之后周开始给陈写信请教问题。周一良写信总以“仁丈”和“晚”为称，不敢冒充受业弟子。事实上，周一良深为陈寅恪所器重。与他的禀赋和学养有关，也与陈周两大家族的交情有关。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画家）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诗人）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

除了陈寅恪的提携，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对周一良也是非常青睐。傅斯年对刚刚进入史语所的青年学子，要求尤其严格，并规定一两年内只许专心研读书籍，不许发表论文。对周一良似乎网开一面。在陈寅恪的影响下，周一良与陈寅恪通信讨论，写了几篇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章。有一次，周一良到傅斯年的家中做客，傅斯年很隆重地对其母亲介绍说，这是我们所里新来的小伙，他的祖上在咱们山东老家当过大官。

1937年夏天，周一良返回天津探亲。抗战军兴，周一良滞留天津英租界家中。而史语所的同仁由南京迁往长沙，后至昆明，1941年又迁移至四川李庄。周一良留在史语所的藏书，也随史语所搬迁。周一良谈到这段往事时说：

我留在北极阁下史语所的书籍，都在傅孟真先生关怀下，随同所里藏书运入内地。抗战胜利后，又一同运回南京。我由美归国，才全部寄回北京。应当感谢傅先生此举，他体会到读书人对自己藏书的爱护心情；而我这些书也为所里同人提供了方便，发挥了作用。如周法高先生在他的《颜氏家训汇注》中就提到，在李庄曾利用过“周乙量”校读本。

周一良的藏书，在傅斯年的授意下，和史语所的藏书一起几度迁徙。从一个侧面可见，傅斯年对周一良的器重。须知，当时很多著名学者的藏书，因抗战或丢失，或毁于战火。陈寅恪的一部分藏书寄存在北平的亲戚家，一部分邮寄至长沙，毁于大火。还有一些随身携带的，在由香港至云南蒙自时，被人掉包。和乃师陈寅恪在抗战期间藏书的命运相比，周一良的藏书实属幸运。

留学归来，先后执教燕京清华

1941年，史语所迁四川后，周一良正准备去就职时，燕京大学的洪煨莲建议他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赴美留学，条件是回国后到燕京大学服务。谈及为何接受这个建议去哈佛留学时，周一良说：“私心认为赴美也有利于我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当时我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以为他的脑筋以及深厚的文史修养虽非努力所能办到，但学习梵文等文字，肯定有助于走他的道路，而去哈佛可能多少达到此一目的。”

周一良在美国留学期间，和陈寅恪音讯断绝。但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交往密切，赵家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一个活动中心。周一良在赵家见到胡适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1942年5月，陈寅恪一家经过千难万险逃离香港，本打算到四川李庄史语所就职，由于“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留在桂林良丰的广西大学执教。

陈寅恪在桂林，周一良在美国哈佛留学，战火的阻隔，让陈寅恪想起和周一良战前书信往来论学之旧事。他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开端充满感情地写道：“噫！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由此可见陈周师生情感之深。

1946年4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陞近况，垂询甚详”。晚年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在轮船上与陈寅恪见面的情形：

陈寅恪先生由英返国，路经纽约，没有下船。我和杨联陞搭赵（元任）先生亲自驾驶的汽车从剑桥赶赴纽约码头，登舟谒见陈先生。陈先生垂询甚详，还谈及季羡林先生。……1937年陈先生离京时，虽已开始患视网膜脱离，还能看书写字。几年间经过四川和英国手术失败，这时视力几乎完全丧失，在纽约船停数日，竟毫无弃舟登陆旧地重游之意了。

1946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的周一良回国。10月，陈寅恪一家由上海乘船北上，到复员后的清华大学任教。陈美延扶着父亲陈寅恪到餐厅吃饭，在船上遇到刚从美国回来的周一良、邓懿夫妇，这次意外的相逢让师生喜出望外。航行三天，到达天津大沽口，周一良借同船这个难得的机会，得以照料恩师。

周一良回国后，先后执教于燕京、清华等名校。在燕京大学，周一良被聘为副教授，住房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1947年暑假前，北大、清华都以教授的名义聘请周一良，周决定应聘清华。原因有二：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可随时请益，1946年周回国后，即成为陈寅恪听读外文（主要是日文）杂志的义务助手，到清华，周觉得更有利于完成这个任务；清华园提供周一良胜因院小洋楼一幢。周一良在清华执教外文系，教日文，并在中文系开设“佛教翻译文学”课。时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周一良能否开设这门课，他咨询过陈寅恪，周得到陈的认可。

周一良和陈寅恪在这个阶段的交往，同为陈门弟子的王永兴在《213房间的由来》中写道：

我和周一良先生相识，大约是在1946年的冬天。当时，我是恩师陈寅恪先生的助手，朝夕侍读先生之侧。一日，有人敲门来访，我去开门，他说：“我是周一良，来拜见陈寅恪先生。”按惯例，客人通报姓名后，我要请示寅恪先生，是否应让客人进来。但由于我已久闻一良先生大名，于是不再请示，就请一良先生进来了。我看到寅恪先生笑容满面地迎接他，他们谈话时间相当长，内容主要是寅恪先生问在美国的清华旧日友人的情况，如赵元任先生、杨联陞先生等。一良先生问询寅恪先生的健康情况，并告诉寅恪先生，他已回燕京，又说此后要经常来向寅恪先生请教。1947年秋日的一天，一良先生又来拜谒寅恪先生，告诉说他已被清华外文系聘为教授，住在新林院。我送一良先生出门时，他邀请我到他家畅谈。此后，每隔三、五日，一良先生就来看望寅恪先生。

从王永兴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和周一良交往亲密，师生情谊甚笃。1948年春节，王永兴到周一良家去拜年，两人谈话中涉及唐史和敦煌学研究，他发现周一良对中外学者尤其是外国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成果极为熟悉，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陈门众多弟子中，周一良的确是佼佼者。

王永兴的回忆中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年春节后，寅恪先生嘱我到当时的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家，向雷先生提出，他希望将一良先生调入历史系。果然不久，一良先生到寅恪先生家中说，他已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

王永兴的回忆文章与周一良的回忆录有矛盾之处。1949年秋，周一良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而陈寅恪已经于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赴岭南大学任教。北平和平解放后，周一良调入历史系，陈寅恪已到广州，显然不是陈寅恪的举荐起到作用。王永兴写的这个细节可能记忆不准确。

陈寅恪在战火逼近北平之际，选择了离开。1948年12月10日，解放军已逼近西郊。陈寅恪托周一良进城到胡适那里看看，打听打听情况。胡适正在会客，只见到他的秘书邓广铭，但从邓这里无法得到想要的信息，一直等到天黑。周一良乘末班车回家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妻子非常着急，担心他的安全，一见面，就质问他为何这么晚才回来，情急之下，打了周一巴掌。周一良顾不上解释，赶紧吃饭后，到陈寅恪家汇报情况。

12月13日，地处北平城郊的清华园内，可听到隆隆的炮声。南京国民政府派飞机到北平“抢救”学者，胡适、梅贻琦、陈寅恪等人是重点抢运对象。13日当天，陈寅恪一家进城躲避炮火，恰好，汪篯、陈庆华目睹陈寅恪离开清华园。14日夜晚，陈寅恪与郑天挺、邓广铭彻夜长谈，几乎没有睡觉。

15日，陈寅恪一家搭乘汽车去机场，在离别之际，陈寅恪百感交集。

1949年后

就在恩师陈寅恪考虑南下之际，周一良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说：“1948年秋冬之际，局面颇为紧张时，我写信给父亲征求意见。这时大约已有地下党和他打了招呼，所以他主张我不要考虑离开，并汇给我一笔应变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一良和选择留下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感到欢天喜地，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时代。1950年秋末，他参加了“西南土改团”，去了四川，在眉山县太和乡搞“土改”工作，直到1951年春间。“西南土改团”成员主要为北京大专院校的中青年教师，总团长为陈垣。1951年春，周一良听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开始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周总理指出，知识分子除去过几道关（如家庭等），要通过本门业务的学习来改造立场和观点。

弟子周一良投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渐渐适应了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思想转变之后，他的所作所为，在陈寅恪看来就很陌生了。

1953年，为配合对胡适的思想批判和清算，在尹达的授意下，周一良发表“眉样文章”《西洋汉学与胡适》，文中对胡适有污蔑不实之词。1949年之前，周一良对胡适非常尊敬，在写关于魏晋南北朝和翻译佛典的论文时，经常向胡适、向达、王重民等人请教。周叔弢听说胡适研究《水经》，让周一良把自己所藏的一册抄本送给胡适，供胡适研究鉴定。胡适在此书题识：“三十六年一月十夜，周一良先生来看我，把他家叔弢先生收藏的一本东原自定《水经》一卷带来给我研究……周本是东原在乾隆三十年写定本抄出的精抄本。”1948年8月，又跋云：“周本抄写最精致可爱，今年一良奉叔弢先生命，把这个本子送给我。我写此跋，敬记谢意。……这个藏本也有特别胜处，李本所不及。”

1949年之后，周一良受舆论和形势的影响，在家信中将胡适称之为“文化买办”，随后著文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周一良此举，完全背叛了陈寅恪，并对其反戈一击，师生断谊。1963年，陈寅恪编订《丛稿》时，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前记录陈周师生之情的序删掉，以示往日师生情谊不再。这种举动，可以和古代先生对弟子的“破门”视之。

孩子不能上大学，周一良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写批判文章污蔑费正清是美国“特务”。周一良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妻子邓懿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信中说，不习惯露天厕所，他吟诗“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给干校劳动的妻子。

幡然悔悟，真诚向陈先生请罪

1976年后，周一良重回魏晋南北朝史学领域，遗憾的是，再也无法向恩师陈寅恪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了。1958年，周一良批判陈寅恪的发言稿虽然未公开发表，但感觉愧对陈寅恪。晚年周一良对陈寅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91年5月20日致函汪荣祖，信中写道：“记得适之先生曾说，寅老有遗少味道，一良以为并非全无根据，如挽观堂诗中‘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之类，非对清室有一定感情者，不可能对观堂有如许之同情。一良回忆儿时情况，家父虽早服膺西方学术，曾译康德著作，但有时亦流露出‘遗少’味道。渠与寅老年龄相仿，又皆为清末督抚之孙，宜其思想心态有相通之处。估计北伐之后，遗少心态始渐消失，寅老在观堂挽词之后，似未再流露，而家父晚年竟成共产党之朋友矣。”

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对陈寅恪，对50年风云变幻的所作所为，深刻反省，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表示自己的忏悔。1999年11月27日，为纪念陈寅恪诞辰110周年而举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胡守为教授替周一良宣读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