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清朝乾隆年间，江都有一位县令，因为公事要去苏州，临行前去甘泉县李某家里告别，他当面拜托李某说：“如果本县有需要验尸的案件，还希望您代为查验。”李某连连答应。
不久后，李某听说这位县令出发后，三更天后又搬着行李回了衙门，李某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打听，原来是有人报告县令，有案子需要验尸。
案子很简单，一个姓汪的商人家的两个仆人吵架后，一个仆人上吊自杀了。但是，姓汪的商人很有钱，县令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自己可以借此捞到不少好处，所以回了衙门。
县令命令汪家把尸体停放在县衙的大厅里，故意不去验尸，等到尸体腐烂发臭，借此向汪家索要了三千两银子后，才去验尸。验尸时又诬陷说，是姓汪的商人逼死的仆人，又敲诈了四千两银子才肯结案。
李某见到县令后责备他做得太过分，这位县令说： “我实在是不得已，我就是想给儿子捐一个知县的官职，从汪家得来的七千两银子，现已不在家中，都派人送到京城去打点用了。”
没过多久，这位县令的儿子果然被选为甘肃某县的知县，后来又升任河州的知州。
直到乾隆四十七年，因为虚报灾情、冒领赈灾款，他的儿子被判斩立决，两个孙子全部被流放，家产没收充公。
这位县令听到消息后惊恐万分，背上生了毒疮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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