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丨澳大利亚的“后中国时代”阵痛

Australia’s post-China hangover

曾靠中国需求实现财富增长的澳大利亚，如今需寻找新的增长模式

一名工人在悉尼海港大桥下准备货物，背景中标志性的悉尼歌剧院清晰可见。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

多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受益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满载铁矿石与煤炭的货轮源源不断地驶出澳大利亚港口。这些大宗商品不仅为澳大利亚赚取了大量外汇，还支撑了薪资水平、增加了税收收入，并助力政府实现了连续多年的财政盈余。然而如今，这样的好日子已然结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澳大利亚仿佛陷入了“宿醉”后的昏沉状态。

今年5月，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获得了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充分授权。财政部长吉姆·查尔默斯表示，推动生产率提升是他的首要任务。如今的问题在于，工党政府是否拥有足够的手段与魄力，扭转澳大利亚当前的经济困局。

图表来源：《经济学人》

数据形势不容乐观。2019年至2024年间，澳大利亚生产率增长大幅下滑：在以富裕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澳大利亚目前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墨西哥。2021年以来，澳大利亚人的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且降幅在OECD所有国家中居首，部分原因在于薪资增长疲软，且税级未与通胀水平挂钩。澳大利亚年轻人担忧自己的生活水平将不及父辈。据负责评估经济政策的政府机构——生产率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的丹妮尔·伍德表示，年轻人不仅面临飙升的住房成本，还需承担应对气候变化及赡养老龄化人口的经济压力。企业则抱怨称，澳大利亚的企业税率在富裕国家中高居第二，且企业还需应对联邦与各州错综复杂的监管体系。

查尔默斯希望改变这一现状。他曾指出，澳大利亚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投资规模过小，且劳动者缺乏必要技能。今年8月，政府召集了来自企业、工会及社区组织的30位负责人，启动了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

税收体系是争议焦点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前税收体系对澳大利亚老年人存在不公，年轻劳动者需通过缴纳所得税承担过重负担。参与政府圆桌会议的经济学家呼吁提高资本利得税，具体措施包括缩减目前对持有房产超过一年者出售房产时给予的大幅税收减免。他们还提议改革家庭信托制度——该制度允许富裕人群将收入分配给税率较低的亲属以避税；同时，降低对高额养老金储蓄的税收优惠力度。

澳大利亚的住房困境更是雪上加霜。许多年轻劳动者感觉被排除在自有住房市场之外。尽管全球多数地区都存在类似问题，但澳大利亚的住房短缺尤为严重。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每1000人的住房数量低于大多数富裕国家。租房者的房租支出约占家庭中位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有房贷者的还款支出占比则高达50%。墨尔本智库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阿鲁娜·萨塔纳帕利表示，住房改革难度极大，因为众多澳大利亚选民的财富都与房产紧密绑定。

从近期历史来看，澳大利亚有能力实现重大经济飞跃。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推动澳元自由浮动、开放贸易市场，并推行强制性退休储蓄制度。然而在过去15年间，澳大利亚各届政府的施政愈发谨慎。部分原因在于，此前几项备受关注的政策（如矿产资源租赁税、碳定价机制）均以失败告终，让政府“吃了苦头”，因此不愿再冒风险。

生产率委员会的丹妮尔·伍德认为，如今没有任何单一改革措施能让澳大利亚的生产率增速回升至1.6%的长期年均水平。相反，澳大利亚需要推进一系列小规模改革：加快审批流程、简化规章制度。她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表示：“用电影术语来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奥本海默》式的宏大叙事，而是《瞬息全宇宙》式的多点突破。”澳大利亚的未来，不再依赖于向中国出口海量矿石，而在于持之以恒地攻克那些阻碍经济增长的重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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