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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刚坐上龙椅的时候,大清朝的官场,真可以说是一潭浑水。康熙末年,老爷子心软了,也累了,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员们乐得清闲,贪点儿、懒点儿,没人真管。可雍正不一样,他眼里揉不得沙子,既容不得“贪”,也容不得“懒”。
他动手极快。一上台,就对准贪官开刀。杀头不算,还要把各地官员拉到刑场“观摩”。那场面,比读一百遍《论语》还管用。有官员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听见“钱”字腿都软,真不是夸张。
但雍正的棋局,不止这一步。
▌治懒:清官混日子?照样撤你的职
雍正二年(1724年),又到了三年一度的官员考核,直隶巡抚李维钧给下属吴桥县令常三乐写了份评语,有点耐人寻味:“操守廉洁”,是个清官;但“懦弱不振”,县里的事儿没干出啥名堂。李维钧觉得,常三乐适合去管教育,不用扛那么大责任。
这份报告递到吏部,那边的人就犯了嘀咕:说人不胜任,有啥实锤?常三乐在吴桥,钱粮收上来了,治安也没出大乱子,连个群体性事件都没有,凭啥调走?按惯例,顶多提醒两句就完了。
李维钧不服,跟吏部吵了起来,最后没法子,只能把报告递到雍正那儿。谁也没想到,雍正拿起朱笔,就写了俩字:“撤职!”
理由说得特实在:“县域是社稷基石,县令责任重大。常三乐没责任心,这本身就是失职,还等着出大事再处理?”
常三乐其实算运气好的,至少没坐牢。同年,山东曹县盗贼横行,老百姓白天都不敢出门,县令王锡玠怕得罪人,既不抓也不管,雍正直接把他摘了乌纱,还判了五年徒刑。还有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正二品的官,为人倒是老实,可做事拖拖拉拉,军队训练废弛,边境的防务都快没人管了,雍正一句话:“退休回家,别占着位置。”
这事儿一传开,各级官员都懵了:以前当官能混,现在连清官都不能混了?
那会儿还有个代理湖广提督叫岳超龙,想拍雍正马屁,上表说“臣一定廉洁自律,两袖清风”。雍正看了,批了句挺不客气的话:“要求太低了!当官本来就不该贪,这算啥高标准?要是只当个‘清官’,却连油瓶倒了都不扶,跟绣花枕头有啥区别?”
雍正的理由很简单:清廉是当官的底线,不是上限。你不贪,但也不干活,占着位置不办事,跟贪官误国有啥两样?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还专门设了个“会考府”,一成立就雷厉风行,查出户部亏空高达二百余万两,牵连出前户部侍郎张廷弼等一批官员,该抄家的抄家,该流放的流放,吓得户部上下好几个月都不敢懈怠。
▌反贪:不光杀头,还得断了贪腐的根
雍正治贪,狠得让人打哆嗦。他不喜欢跟贪官讲道理,更不搞“杀鸡儆猴”,而是“杀鸡给鸡看”,每次处决贪官,都要组织京城和周边的官员去刑场观摩。
有次处决一个贪了30万两银子的总督,雍正特意让人把贪官家里抄出来的金银珠宝摆到刑场边上,官员们看着那些银子,再看看刽子手的刀,不少人腿肚子都打颤。
雍正说:“让他们亲眼看看,贪来的银子是怎么换断头台的,比让他们读一百遍《论语》都管用。”
但雍正不只是靠杀头治贪,他还琢磨出了个“治本”的招,“火耗归公”和“养廉银”。
那会儿地方官收赋税,老百姓交的是碎银子,得熔成银锭才能上交国库,这中间的损耗叫“火耗”。以前火耗归地方官自己管,有的官员把火耗提到三成,甚至五成,多出来的银子就揣进自己腰包,这也是官员贪腐的主要来源。
雍正说:“火耗不能让官员自己说了算,得归国库统一管理。”然后,他从火耗里拿出一部分,给官员发“养廉银”,一品官的养廉银能有几千两,比原来的俸禄多十几倍;七品县官也能拿到几百两,够养家,也够应酬。
他跟官员们算过一笔账:“你们有了养廉银,再贪就是没良心,朕也不用客气。”这招还真管用,不少官员本来是因为俸禄低才贪,有了养廉银,再贪就没理由了。到雍正中期,地方上报的贪腐案件比康熙末年少了九成还多。
就连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川陕总督年羹尧,后期贪腐跋扈,雍正也毫不手软,将其革职查办,最终赐死,抄没的家产数额惊人。连亲信都不护着,这一下就把官员们的贪念给压下去了。
▌用人:不管出身,能干就提拔
雍正用人,最不管“规矩”。那会儿当官,讲究“科举出身”,没考过进士的,再能干也难有出头之日。可雍正偏不,他眼里只有“能不能干”,不管你是工勤员还是捐官。
雍正六年(1728年)元宵夜,内阁值房里,一个叫小蓝的工勤员还在值班。小蓝不是官,就是个收收发发、给领导沏茶的杂役。那天晚上,进来个高个子中年人,穿着青布便服,看着挺随和,坐下来就跟小蓝聊天。
中年人问:“大过节的,别人都回家看灯,你咋不回去?”
小蓝说:“当今皇上天天忙到半夜,万一有急件,没人跑腿就误大事了。”
中年人又问:“你将来想干啥?”
小蓝有点不好意思:“要是能去船舶管理所就好了,我家孩子多,那儿管饭,闹饥荒也饿不死。”
中年人听完笑了笑,没多说就走了。
第二天一上班,雍正就问吏部:“广州船舶管理所有空缺吗?”下面的人说有,雍正说:“让内阁的小蓝去。”还特意让人给小蓝带了句话:“到了那儿,要吃鱼自己下水捞,别占渔民的便宜。”
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那天晚上跟小蓝聊天的,就是雍正本人。小蓝到了广州,果然没让人失望,把船舶管理得井井有条,后来还升了官。
还有个叫李卫的,更传奇。他没考过科举,是家里花钱捐的官,一开始在户部当郎中。那会儿户部有个潜规则:各省上交的银子,要额外加“损耗”,其实就是给尚书的好处。李卫看不惯,跟尚书提了好几次,人家根本不理他。李卫干脆找了个柜子,写上“尚书专用钱柜”,放在衙门口,弄得尚书下不来台。
这事传到当时还是雍亲王的雍正耳朵里,他觉得这小伙子有脾气、敢说话,就记在了心里。等雍正当了皇帝,年年提拔李卫,从户部郎中到云南盐驿道,再到浙江巡抚,短短五年就成了封疆大吏。
李卫这人没啥文化,说话粗拉拉的,跟上级说话直呼“老张”“老李”,办事也简单粗暴,不少人告他的状。雍正却护着他,跟大臣们说:“李卫浑身是刺,但这些刺都是为了办事。你们要是不服,就给朕推荐个又能干又温柔的完人来。”
还有田文镜,也是个“非科班”出身的官员,靠监生身份入仕。雍正让他去河南当巡抚,他一到任就推行“摊丁入亩”,以前按人头收税,穷人没地也要交税,富户有很多地却交得少;田文镜改成按土地收税,富户多交,穷人少交。这事得罪了河南的土绅,他们联合京城的官员告田文镜“苛政”,雍正看了奏折,直接批道:“田文镜实心办事,朕信得过他,你们别瞎掺和。”有了皇帝的撑腰,田文镜才敢硬干,河南的赋税一年就多收了几百万两,穷人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带头拼命的皇帝:每天睡4小时,批奏折1000多万字
雍正治吏这么严,跟他自己的性子分不开,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拼命的皇帝之一。
史料记载,雍正每天只睡4个小时,除了过生日那天给自己放天假,其他时间天天泡在宫里处理政事。现存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里,他批过的奏折有35000多件,加上各类题本、谕旨,总共写了1000多万字,相当于3部《资治通鉴》的字数,而且都是手写,没有打印机。
他批奏折的时候,一点都不端皇帝的架子,话里全是实在话。给年羹尧批奏折,会写“朕亦甚想你”;给李卫批奏折,会说“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给田文镜批奏折,甚至会说“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
有次一个官员递上奏折,说自己“日夜操劳,头发都白了”。雍正批了句挺逗的话:“别跟朕说这些,朕比你操劳多了,头发比你白得还早。”
就是这么个拼命的皇帝,用了十二年时间,把康熙末年的烂摊子收拾得明明白白。到雍正七年,国库存银从3200多万两涨到了6000多万两,几乎翻了一倍;官场风气也变了,以前是“无官不贪”,后来成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在封建社会,简直是个奇迹。
他还推了不少新政:设军机处,把权力集中起来好推进改革;取消人头税,缓解了社会矛盾;改土归流,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换成朝廷派的官员,维护了国家统一。这些事儿,要是没有之前的肃贪治懒,根本推不动,官员们要么贪钱,要么混日子,谁会帮你干实事?
华裔日本学者杨启樵说过:“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确实,康熙创下了盛世的底子,雍正把底子夯实了,乾隆才能坐享盛世。可雍正只当了十二年八个月的皇帝,比康熙和乾隆的零头都少,却干了这么多事。
雍正不是个完美的皇帝,他也有多疑、狠辣的一面,但在治吏这件事上,他比谁都清楚:老百姓盼的,从来不是只会“不贪钱”的清官,而是既能守住底线、又能办实事的好官。
他用“廉”和“能”两个翅膀,让官员们告别了“贪”和“懒”的恶习,不贪是底线,能干是本分,二者缺一不可。放到今天也一样:不管哪个时代,只要当官的能守住廉洁的底线,再带着一股子实干的劲头,就能把事办好,就能让老百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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