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科长遇到许世友，竟当众羞辱：你个军长本事就那么大

1935 年深冬，大巴山的寒风裹着雪粒子，没头没脑地往红军战士们单薄的秋衣里钻。这时候，红四方面军第 9 军的一个年轻干部顶着风雪，往军部会场赶。

可等他见到红 4 军军长许世友时，竟连旁边几个警卫员都没搭理，伸手指着许世友的鼻子就骂：“你一个堂堂军长，本事也就这么点儿！” 这话里满是嘲笑和看不起，许世友当场就愣在那儿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喘，齐刷刷把目光聚过来。谁都知道，许军长打仗厉害，脾气更是出了名的火爆，现在居然被一个从没上过战场的文职科长当众骂，按说肯定得发大火。可谁能想到，挨了骂的许世友居然一声没吭。

那这个年轻的红军科长到底是谁？许世友是军长，官比他大不少，为啥受了这气还忍着？后来他俩又发生了啥事儿？

原来这人名叫徐国夫，当时在红四方面军第 9 军政治部当组织科科长。他是安徽六安地道的农家孩子，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徐国夫跟好多人一样，从小就吃不饱饭，日子过得苦。为了能混口饱饭，他刚懂事就去地主家当牧童。每天的活儿也简单，就是在山坡、野地里放牛羊，闲下来就割点鲜草当备用饲料。

虽说工钱少得可怜，但好在活儿不累，整天跟牲口待在一起，没那么多勾心斗角的破事儿，所以那段时间徐国夫的日子还算安稳。可没过多久，意外就来了。有一次放羊回来，徐国夫按往常清点数量，发现少了一只小羊羔。

这可不是小事儿，当天夜里他借着月光，满山满野地找，可直到第二天早上，还是啥都没找着。没办法，徐国夫只能灰溜溜地回去，把事儿一五一十跟地主说了。

那地主也不是善茬，一听丢了小羊羔，立马叫两个家丁把徐国夫毒打一顿，还把他送进了官府。面对审问，徐国夫咬着牙辩解：“羊不是我偷的！” 可换来的就一句反问：“不是你偷的，那羊去哪儿了？” 这话把徐国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

最后，年纪小小的徐国夫被诬陷成小偷，关进了大牢。还好他父母砸锅卖铁凑了点钱，送给地主当赔偿，又苦苦哀求了一下午，地主才撤了诉。走出大牢、重见天日的时候，徐国夫的眼泪忍不住往下掉。回到家，看着一夜白头的父母，他心里暗暗发誓，以后绝不能再任人欺负。

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己年纪又小，找不到能糊口的活儿，徐国夫犯了难。就在这时候，一个远房表哥来家里探亲，徐国夫无意间瞥见表哥腰里鼓鼓囊囊的，肯定藏了东西。趁表哥不注意，他悄悄掀开表哥的衣裳，赫然看见一把自制的土枪。

吃过午饭，徐国夫奉父母之命送表哥出村。走到村口，他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开口问：“哥，你带枪干啥呀？” 表哥一听，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笑了 —— 这小子肯定发现自己腰上的枪了。

想到这儿，表哥也不隐瞒：“我是咱们六安游击队的小队长，带枪当然是打坏人的！” 徐国夫一听这话，立马来了兴趣，尤其是听到 “打坏人” 三个字，眼睛都亮了。想当初就因为一只小羊羔，自己被地主诬陷坐牢，那些豪强劣绅、贪官污吏，不就是坏人嘛！

于是他赶紧说：“哥，我也想打坏人，带我参加游击队吧！”就这样，在表哥的带领下，徐国夫加入了六安游击队，成了一名革命小战士。1931 年，红四方面军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下属的第 12 师进驻皖西地区。那时候为了跟反动派对抗，红军要扩编，六安游击队大部分人都编入了 12 师第 34 团。

可徐国夫那时候才 17 岁，年纪太小，上级考虑到战场危险，再三斟酌后，决定把他留在后方。于是徐国夫就去了 35 团当通讯员。之后的日子里，每次跟表哥见面，看到表哥手里分发的驳壳枪，徐国夫都满眼羡慕。他特别想上战场，虽说留在后方安全，但他更想在前线杀敌立功。

每次说起这个愿望，表哥都会伸手摸摸他的头：“你知道咱们的团长许世友不？那可是咱们心里的大英雄，7 次参加敢死队，4 次受伤，厉害着呢！” 听表哥说得绘声绘色，徐国夫更想上战场了，对 “许世友” 这个英雄也打心底里佩服。

1932 年底，正是寒冬腊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接到命令，要火速翻越大巴山，往通江方向转移。队伍走到半路休整时，徐国夫撞见了一场剑拔弩张的对峙。当时 34 团的一个小战士扛着轻机枪行军，实在扛不动了，一不小心把机枪掉下山崖。

要知道那时候红军的武器特别少，七八个人才能共用一把步枪，大多人用的还是大刀、长矛这些冷兵器。丢了一挺轻机枪，那可是大罪过。所以这个小战士被喊到师部，师政委刘杞当着众人的面，黑着脸把他骂了一顿，还说要给他处分。

就在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接着一个满脸红胡子的壮汉快步跑过来，开口就说：“政委，他是我 34 团的兵，就算犯了错，最先该罚的也是我这个团长！” 说完就站到小战士身前，跟座铁塔似的把两人隔开。

徐国夫正纳闷这人咋这么大胆，敢顶撞师政委，旁边战友喊了一声 “许世友”，他才反应过来 —— 眼前这个护着兵的人，就是许世友！以前只听过名字，从没见过真人。原本怒气冲冲的师政委见许世友这样，虽然还在气头上，但也不好再说啥。

沉默了一会儿，师政委摆摆手：“赶紧把你的兵领回去，好好教管教管，他丢的可是一挺轻机枪啊！” 见政委松了口，许世友脸上才露出笑，保证了几句，就拉着小战士赶紧走了。

后来徐国夫又去 34 团看表哥，刚好被带队巡逻的许世友看见。看着这对表兄弟，许世友一点团长的架子都没有，还主动开玩笑：“你们是表兄弟啊？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亲哥俩呢！”

1933 年 6 月，红四方面军打赢反 “三路围剿” 后，在四川旺苍县木门镇开了个重要会议，就是 “木门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许世友升为红 9 军副军长，还兼任 25 师师长；徐国夫则当上了红 9 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这么一来，许世友就成了徐国夫的上级。而且许世友对徐国夫这个年轻人，印象还挺深。

没事的时候，俩人就坐在一起唠家常，时间长了，关系变得特别近。有一次，红 9 军政治部主任王新亭接到通知，要去外地参加政工大会。当时政治部保卫科关着两个刚俘虏的国民党军官，王新亭不放心，出发前特意把徐国夫叫到身边，让他暂时负责政治部的工作，尤其要看好那两个俘虏。

徐国夫把首长的话记在心里，可再小心也有出错的时候。一天深夜，他刚忙完工作躺下，外面就传来慌张的喊声：“科长，不好了！那俩俘虏跑了！” 徐国夫一听，赶紧爬起来跑到牢房一看，里面空荡荡的，早就没人影了。

很快许世友就知道了这事，把徐国夫骂了一顿。可徐国夫还替自己辩解：“我管的是组织科，俘虏跑了是保卫科的责任，跟我有啥关系？” 这话刚说完，许世友举起鞭子就往他腿上抽。火辣辣的疼传来，徐国夫龇牙咧嘴地倒在地上，可许世友还不依不饶，恶狠狠地问：“你把刚才的话再给我说一遍！”

这次徐国夫没敢再吭声，可他心里一直觉得，许世友抽他，就是因为自己顶撞了他，让他下不来台。直到不久后，王新亭回到部队了解情况，主动找徐国夫谈话，他才明白这一鞭子的深意 —— 作为领导干部，就得敢担事、能扛事。

当初王新亭外出，把政治部的工作交给徐国夫，还特意叮嘱看好俘虏，虽说徐国夫名义上还是组织科科长，但实际上是在代行政治部主任的权力。可出了事，徐国夫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这哪像个干部该有的态度？这才是许世友真正生气的原因，他是想让这一鞭子，让年轻的徐国夫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了其中的缘由，徐国夫特别感激，主动找许世友道歉。1935 年夏天，徐国夫在一次聊天时，又说起想上前线杀敌的愿望。没想到许世友当场拍着胸脯，把这事包了下来，保证过不久就把他调到战斗部队。徐国夫特别高兴，回去就等着消息。可等了十几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偏偏这时候，许世友被调到红 4 军当军长，俩人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徐国夫还在苦苦等，可大半年过去了，许世友压根没提这事儿。他心里特别火，觉得许世友根本没打算帮自己。

直到年底，徐国夫顶着大雪去军部开会，又见到了许世友，忍不住抱怨起来：“你一个堂堂军长，本事也就这么点儿！”

许世友一开始还摸不着头脑，琢磨了一下才明白徐国夫的意思。换以前，许世友肯定瞪着眼怼回去，可这次因为心里有愧，只能不吭声。其实许世友也有难处 —— 他调到红 4 军后，红 9 军政治部主任也换了人，不管他说多少好话，新上任的曾日三就是不松口放人。

面对这么坚决的态度，许世友也不好硬抢，免得兄弟部队闹矛盾。所以把徐国夫调到前线的事，就这么拖了下来。

直到 1936 年 4 月，曾日三突然找到徐国夫，让他交接工作，说过不久去新成立的骑兵师当团长。徐国夫特别激动，可等他去骑兵师报到时，心里却咯噔一下 —— 骑兵师的师长，正是许世友！

徐国夫这才明白，自己能调到前线，肯定是许世友帮了忙。就在他不知道该咋打招呼的时候，许世友先开口了：“把你弄来可不容易啊，你们那个曾大主任死活不放人，还是我忍痛送了两瓶好酒，他才点头的！”

听许世友这么说，徐国夫特别羞愧，郑重地为当初自己的言行道歉。后来的日子里，徐国夫先后当了八路军 129 师骑兵团参谋长、东北野战军 5 纵 13 师师长、志愿军第 42 军副军长等职，在战场上立了不少功。

1955 年 9 月开国授衔时，徐国夫被授予少将军衔。每次回忆起过去的革命岁月，他总是红着眼眶说：“我最感谢的就是许将军，是他帮我实现了上阵杀敌的愿望！”

这儿也得佩服许世友将军的度量 —— 面对朋友的质疑和抱怨，他能压下心里的火，还认真反思自己，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