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操纵“阿拉伯之春”这场毁天灭地颜色革命的？

在“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国家内部普遍存在的尖锐矛盾是真实的；在“阿拉伯之春”之中，民众坚决反对的政治强人也是真实的。既然如此，“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阿拉伯人民的选择，这场革命也因此被认为是无可指摘的行动。

这个观点，若放在“阿拉伯之春”刚发生的那一年，或许还有讨论的余地。然而，13年后的今天，阿拉伯世界不仅没有因“阿拉伯之春”变好，反而陷入了持续的内战与分裂，甚至在这些国家催生了更多类似布瓦吉吉的悲剧人物。从结果来看，“阿拉伯之春”对阿拉伯人自身而言，是一场完全失败的行动。

但诡异的是，在走上街头之前，阿拉伯人其实并未预料到这个结局。对布瓦吉吉们而言，规模惊人的“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而幕后势力虽未在“阿拉伯之春”中亲自登场，却一步步将阿拉伯民众逼上了这条通往混乱的道路。从结论来讲，波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颜色革命。

而颜色革命之所以屡屡奏效，正与其隐蔽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阿拉伯之春”爆发时，没人会质疑布瓦吉吉的悲惨生活是虚假的，也没人会否认本·阿里的独裁统治是导致布瓦吉吉悲剧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在布瓦吉吉下定决心以死反抗自身境遇时，颜色革命的布局早已全部完成。当阿拉伯世界走到2010年，颜色革命这颗定时炸弹的爆炸，其实只是早晚的事，即便布瓦吉吉不点这个“火”，也会有其他人来点燃它。

不过，在讨论西方如何给阿拉伯世界埋坑之前，我们首先应明确是谁发明了颜色革命这一杀招？第一个系统性运用颜色革命的国家，正是我们常提及的美国。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说过，在宣传上花一美元，相当于在战场上花五美元。作为以意识形态立国的政权，美国从一开始就清楚，思想是政权稳定的根本。

在颜色革命的诸多套路被发明前，美国人最先关注的是如何管控本国人民的思想。1938年，美国出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该法案的目的在于监视一切有外国政府背景、从事亲外国宣传的势力，防止其对美国民众进行思想煽动。这类法律的极端产物，便是二战后盛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那个时代美国政府对国内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采取雷霆手段，严防民众意识形态出现任何不利于政府的转向。

在管控本国民众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意识形态转变能释放的巨大能量，对美国而言，民众思想转变足以危及政权；对外国政府而言，亦是如此。若美国能直接影响外国民众的意识形态，实则就捏住了外国政权的命门。这个简单逻辑，正是美国基于管控本国民众的经验，悟出的颜色革命核心原理。而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便是这一逻辑的一次完美实践。

对美国来说，其干涉他国内政有着明确且关键的理由，作为孤悬北美的国家，搞乱南美洲能巩固其美洲霸主地位；旧大陆混乱一天，美国就能多稳坐一天世界霸主之位。处于三大洲交汇处的中东，对美国而言自然是越乱越好。为达成这一目的，美国会不遗余力地确保以色列像钉子一样扎根中东，同时在中东埋下颜色革命的炸弹，目的是当以色列无法搅乱中东时，能重新对中东进行洗牌。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便已开始在中东布局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爆发的重要诱因之一，是中东地区持续膨胀的人口；而中东人口的无序膨胀，实则与美国打着慈善旗号提供的技术支持密切相关。

20世纪60年代起，以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的美国大财团出资，在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一场名为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这场变革的内容并不复杂，美国以无偿援助的名义，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优良种子、化肥及先进耕作技术。从表面看，美国大资本家输出技术的目的是减少饥饿人口，这听起来颇具道德高度，实则站不住脚。

饥饿人口的数量，一方面取决于粮食总产量，另一方面则与人口规模直接相关。在社会形态落后的地区，民众的生育意愿往往取决于粮食的充裕程度，粮食短缺时民众会主动减少生育；粮食充裕时，民众则更倾向于多生育后代。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已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但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却表现得尤为显著。

从结果来看，绿色革命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产量与人口规模几乎同步增长，但饥饿人口的比例并未显著下降，其绝对数量甚至不降反增。以“阿拉伯之春”涉及的国家为例：1960年至2010年，突尼斯人口增长150%，埃及人口增长200%，利比亚人口更是激增310%。人口过剩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温床，当人口规模悄然突破社会承载上限时，动乱的爆发便只是时间问题。

而美国的第二步，是将动乱引导至自己期望的方向。在颜色革命问题上，美国的目的很简单，只要能搞乱他国，无论形式如何、结果怎样都可以接受，唯一的条件是不引火烧身，即避免直接卷入战乱。为达成这一目的，美国一方面有意将颜色革命的矛头引向推翻当地政权，另一方面则刻意让别国保持与自身不同的政治体制，这看似包容，实则暗藏算计。

二战后，新诞生的第三世界国家本有机会结合自身国情选择意识形态。但在这一阶段，美国既不阻止他国选择与自己不同的意识形态，也不主动推销自身意识形态，甚至乐意与各类政权合作。美国如此行事，有两大深层目的：

其一，尽管美国富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但只要他国政治体制与美国不同，美国就能隐藏这一真相，将自身优势伪装成拥有更先进社会形态，这一理由本身站不住脚，却能维系其制度优越性的假象。

其二，通过与不同政权合作，美国可塑造包容的国际形象，这反过来能为其通过各类渠道渗透他国内部社会运行创造条件。正因如此，美国才会在诸多事务上表现出双重标准，他们能以推翻独裁者为名进攻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却对实行君主专制的沙特缄口不言；当中东人口规模尚未超出社会承载能力时，美国对中东政治强人的更迭视而不见，可当中东因人口问题爆发系统性危机时，美国便立马化身正义使者，对独裁者重拳出击。

美国这两大伏笔共同导致的结果是被颜色革命盯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必然爆发动乱，而动乱的结果，必然是该国政府陷入严重政治危机。

不过，这里仍有一个疑问，正常的革命目的在于打破旧有社会秩序、构建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尽管革命过程常伴随动乱，但从结果来看，革命往往能推动社会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但颜色革命绝非正常意义上的革命，“阿拉伯之春”并未让任何中东国家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为何？

因为美国设计的颜色革命，与正常革命存在本质区别。美国通常不直接干涉第三世界国家选择自身政体，而第三世界国家自主建立的政权，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本质上都与本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配。在教育水平较低、宗教影响深厚的中东阿拉伯世界，具有军队背景的强人政治，实际上是当时经济水平下中东国家的最优解。

然而，一旦爆发颜色革命，这种最优解反而会被塑造成民意公敌。民众根本等不到经济水平提升自然催生社会变革的那一天，革命成功后，新政权也绝无可能回到昔日遭人唾弃的旧路线。因此，颜色革命爆发后，中东国家往往面临两种结局，要么是持不同立场的各路武装混战不休，要么是新政府被迫选择与旧路线完全相悖的发展方向。

“阿拉伯之春”爆发十几年后，也门与叙利亚仍深陷内战泥潭，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人均GDP也远低于革命爆发前的水平。深陷内战的阿拉伯人将自身苦难归咎于厄运，即便那些赢得革命的阿拉伯人，也始终无法理解为何革命后生活反而愈发困顿。除了少数历经九死一生逃往欧洲的非法移民，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之春”的真正受益者。

与此同时，那些借“阿拉伯之春”巩固世界霸主地位的势力，正以悲悯的目光俯视着被他们一手搅乱的民众。而阿拉伯世界何时能重回稳定发展的轨道，或许只有天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