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荐书④｜《阿多诺之后：重思音乐社会学》：乐以载道，不平则鸣

韩愈言“文以载道”，似乎道义兴衰尽系于文字。然在这位唐代大文豪心中，能载道者又何止于文，他有一句名言“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金石丝竹、自然万象、人之歌哭，无不是这“不平之鸣”的显现。

往事越千年，倘若他能结识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或会执手相叹，引为好友。因为后者，也道破了以“鸣”载道的奥秘：音乐不是孤立的艺术品，而是一种能够塑造和影响人们意识的社会力量。

最近，译林出版社新书《阿多诺之后：重思音乐社会学》出版，作者提亚·德诺拉承袭了阿多诺独到观点，重审音乐的社会功能，以跨学科视野拓展音乐社会学，构建出一套全新的理论框架。剥开表层热闹，直视内里乾坤。

很有意思，阿多诺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却也是作曲科班出身，他所作的《三首钢琴小品》至今仍有不少拥趸。但这本《阿多诺之后：重思音乐社会学》却并未把眼光停留在古典音乐或者学院派的范畴。在开篇，就聊了相当多的流行音乐、摇滚乐。

性手枪是朋克，虽然他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但这句著名的“这里没有未来”几乎成为一代代朋克的精神图腾。而这句嘶吼，恰恰生猛地关照了阿多诺的理论，音乐绝非无害的背景，它是能凝聚一代人绝望与反抗的“社会黏合剂”。

吉米·亨德里克斯是融合布鲁斯、迷幻摇滚等风格的吉他巨匠，当然最为外界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演出现场，兴之所至，以牙啃弦，节奏丝毫不乱。书中认为，在他手中，吉他不再是单纯的乐器，而是颠覆共识的活态证明。

可悲的是，在阿多诺之后，音乐社会学一度迷失了方向。提亚·德诺拉尖锐指出，学界悄然完成了一场危险的偷换：将研究“音乐在社会中造成了什么”，替换成“什么造就了音乐”，“音乐社会学”开始转变为“音乐的社会学”，措辞上的细微差别意味着有关音乐和社会最有意思的问题已被剔除。

这也是写下这本《阿多诺之后：重思音乐社会学》的目的，他强调，这个时候重提阿多诺，绝非为了造神，而是为了“超越”。“重思阿多诺不仅可以更新对音乐结构、倾听模式的理解，更能超越阿多诺起初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水平。”

这倒是让人想起了韩愈《师说》里的那句话，“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此话常常被误解，认为他轻视“艺术”，可事实是，他可能只是在对脱离了社会思考的音乐表达“逆反”，毕竟作为士大夫修养和治国之道的“雅乐”，才合乎“乐者，天地之和也”的高台教化。

古今之辨，其揆一也。阿多诺没读过孔孟，但他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吧！

【书摘】

关于音乐、道德和教育的辩论如今在学界内外依旧激烈——比如，所谓“莫扎特效应”害怕重金属戕害年轻人、对一切可能带来破坏性影响的音乐风格忧心忡忡，甚至有学者在研究音乐如何危害驾驶安全。尽管音乐有时不过是替罪羊，有时则是批评听众及其文化的靶子，但忽视音乐自身的力量显然十分草率。音乐会发挥作用仍是大部分人的常识，大家深谙此点是因为都曾有体会，因此我们有时会诉诸音乐，有时则避之不及。总之，所有人都知道音乐很重要。

关注音乐力量一直是社会理论中的一种传统，最迟也可追溯到柏拉图。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称：“我们的护卫者看来必须就在这里——在音乐里——布防设哨……因此，如果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这部名著相当清晰：审美、仪式与道德秩序塑造了社会秩序，但仪式与艺术自身同时也见证了这些秩序，最终，两者难以分离。这类对社会秩序基础进行概念化的做法在19世纪依旧盛行，这在后来涂尔干对基本形式的强调中可被找到——尽管该作品忽视了音乐的作用。

随着机械复制技术、广播媒体和娱乐产业的发展，人们也许想当然地认为讨论音乐社会功能的需求会与日俱增。可其实在圣西门之后的社会哲学中，音乐的重要性反而被削弱了。等到20世纪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转向音乐时，他们甚少提及音乐的社会力量。相反，音乐更遥远了，它是“反映”社会结构的媒介，无论以哪种方式，它与社会结构总是平行的。这种形式主义范式也是韦伯、狄尔泰、齐美尔和索罗金等理论家的特点，这极大地阻碍了学者去关注音乐与道德行为之间的联系。这种中立立场引发了一个问题，即社会音乐研究从关注音乐“造成了”什么后果转向关注是什么东西造就了音乐。与此同时，音乐社会学开始转变为音乐的社会学，措辞上的细微差别意味着有关音乐和社会最有意思的问题已被剔除，准确来说，就是社会中的音乐和作为社会一部分的音乐被剔除了。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艺术界”、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生产”这些卓有成效、脚踏实地的聚焦中，也从未讨论过音乐的影响问题。

这样一来，音乐的社会学暗中贬低了音乐媒介；音乐从某种活性成分沦为有待阐释的对象，从生机勃勃的力量沦为死气沉沉的产品。音乐的降格使其在20世纪变成一个学术且专业的话题，人们对此感到无聊乏味、激情不再，以至如今，在普遍又日常的音乐感受与专业且精深的专业描述之间存在的鸿沟似乎变得正常和可以接受。但近年来似乎有所变化，跨学科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音乐，因为音乐实际上是“行动中”的音乐。不过，前路依旧迢迢。

正基于此，我们方能理解阿多诺及其社会—音乐研究的独特之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的作曲家身份、在世界各地与各种文化间流亡迁徙的经历，还是同其他批评理论家的关系——阿多诺都要比20世纪上半叶任何学者都更适合开展这项工作：将音乐力量理论化。因此，即便阿多诺的研究及方法存在诸多错误，但他后来仍被尊为音乐社会学之父。

阿多诺相当熟悉音乐，在他看来音乐并不抽象，因此不能从塑造音乐的社会力量或音乐本身的结构属性来理解音乐；相反，音乐是某种鲜活生动的媒介。阿多诺基于此开启了他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如后文所言，阿多诺用音乐来思考。他致力于探讨音乐如何改变意识（无论好坏）。重点在于，他的社会 — 音乐研究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而这个视角涵盖甚广——知识哲学、知识社会学、意识的文化史，以及社会凝聚、支配、服从的历史等。所以如果要理解阿多诺的音乐研究，那就必须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关切之中。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