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乡村通行权纠纷的委屈：赵汝强的权益捍卫之路

在贵州仁怀合马镇联合村，一条本应承载邻里便利的“通行路”，却将村民赵汝强拖入了长达数年的权益捍卫漩涡。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并非要刻意阻碍邻里通行，而是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坚守土地法规底线，更在守护家人居住的危房安全。这场纠纷的背后，是乡村个体在法律条文与现实执行的碰撞中，遭遇的事实扭曲、程序缺位与权益漠视，每一步都写满无奈与执着。

2019年的那场口头修路协议，从一开始就为赵汝强的权益捍卫埋下了隐患。当时，他与村民王某的父亲王某林达成约定：王某林以“三角田”等三块土地作为交换，获取赵汝强家院坝的通行权，而赵汝强则计划将自家猪圈迁入“三角田”，解决养殖场地问题。这本是一场互利的邻里约定，却因王某林的单方面违约彻底变质——他未按约定交付“三角田”，反而将其用于埋葬王某的母亲，直接导致赵汝强的猪圈搬迁计划落空，协议的核心置换目的完全无法实现。

更关键的是，王某在后续操作中，竟在未与赵汝强协商、未办理任何合法手续的前提下，擅自将自己承包的土地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入修路。根据相关法规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这意味着，王某主张的“通行马路”从规划阶段就触碰了法律红线，其要求通行的诉求本身就缺乏合法基础，本质上属于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

在一审诉讼中，赵汝强首先明确提出核心异议：王某并非2019年口头协议的缔约主体，真正的协议相对方是王某林，因此王某不具备提起诉讼的适格原告身份。然而，一审F院仅依据王某林的单方陈述，就直接认定王某主体适格，完全无视协议原始缔约主体的事实，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从诉讼起点就剥夺了赵汝强的合法抗辩基础。

与此同时，赵汝强反复强调，自家房屋已被认定为危房，政F部门多次上门告诫需警惕安全风险，若允许车辆在院坝通行，产生的震动必然加剧房屋坍塌隐患。但一审F院以“未提供充分证据”为由，对这一关乎人身安全的关键主张不予采信，却对王某单方面提交的陈述材料全盘接纳，证据采信标准明显失衡，未能秉持司法应有的公平公正原则。

进入二审程序后，赵汝强补充提交了政F部门出具的房屋安全警示说明，试图证明危房通行的风险，但二审F院未对这份关键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便径直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对房屋安全这一核心争议点未作任何回应，相当于变相忽视了赵汝强的基本居住安全权益。

当赵汝强向贵州高级F院申请再审时，为了强化房屋安全的主张，他专门委托专业机构出具了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明确指出“车辆通行震动会导致房屋结构损伤加剧”。然而，这份科学报告却因“系当事人自行委托”被认定为“不构成新证据”，无法作为案件审理的有效依据。这种对当事人举证权利的不合理限制，实质上剥夺了赵汝强通过专业证据支撑自身主张的机会，让他的权益捍卫之路再添一道壁垒。

更令人费解的是，遵义J察院在受理赵汝强的监督申请时，同样未对“修路土地属永久基本农田”这一核心违法事实进行审查，仅以“口头协议具备法律效力”为由驳回监督申请，导致司法程序对关键违法情节的审查彻底缺位，未能发挥法律监督应有的纠错功能。

在案件执行阶段，仁怀市F院最初的裁定本是对法律与现实的客观考量——以“涉案土地属永久基本农田、案外人明确反对通行、场地存在自然高差不具备通行条件”为由，裁定终结执行。这一结果，本是对土地法规的尊重，也是对赵汝强合法权益的初步维护。

但在王某提出执行异议后，F院却推翻此前的合理裁定，作出恢复执行的决定。这种前后矛盾的执行逻辑，不仅让赵汝强对司法裁判的稳定性产生质疑，更让他陷入“依法捍卫权益却要配合违法要求”的荒诞处境。

从现场实际情况来看，赵汝强在院坝内砌筑的长4.8米、高1.8米的砖墙，并非刻意阻碍通行的“障碍”，而是应对危房安全风险的必要防护措施——通过物理隔离防止车辆靠近，避免震动对房屋结构造成进一步破坏。反观王某主张的“通行马路”，既未取得国土部门的审批手续，又占用了受法律严格保护的永久基本农田，属于典型的违法占地行为。F院已强制执行安排大批执法人员拆除防护砖墙，让赵汝强为违法占地行为“让行”，这既是对违法事实的纵容，更是对法律严肃性的损害。

赵汝强的权益捍卫之路，是乡村法治建设中个体权利与基层执行、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碰撞的鲜活样本。他并非固执“不让路”，而是守护合法权益、敬畏法律底线，更是期盼“司法为民”落地。

在此强烈呼吁相关部门：立即介入核查此案土地性质认定、司法程序推进中的偏差，纠治基层执行漏洞，保障当事人举证权利与实体正义；迅速优化适配乡村口头约定习惯的证据规则，强化土地法规基层宣讲与执行审查，为村民打通高效权益救济通道！

唯有以铁腕监督与硬核保障，才能让赵汝强们在权益受损时不再独自承受程序之苦，让公平正义真正扎根乡村每一寸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