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庆,我回江西老家4天,吃了4场酒席,随出去5000块钱。站在返程的高铁站里,我竟然有种’解脱’的感觉——下个假期,真的不想再回家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张顺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他是我的一个朋友,遇到的时候就和我吐槽起了这个事情,而且还直言到,今年真的是度过了一个比上班还累的国庆假期。其实很多人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今年国庆节,送礼扎堆,有乔迁的,有结婚的,有周岁的。
国庆假期是从9月30日晚上开始的,张顺带着积攒半年的期待,从工作的杭州乘高铁回到江西老家。然而,等待他的不是家的温馨,而是一叠厚厚的请柬。
“1号是表哥结婚,2号是高中同学订婚,3号是亲戚家小孩满月,4号是发小搬家。”李伟掰着手指头数着,苦笑道:“这还只是’核心场次’,实际上我还推掉了两场。”
四场酒席,意味着四个红包。表哥结婚,2000元;同学订婚,800元;小孩满月,1000元;发小搬家,1200元。总计5000元——这相当于他大半个月的工资。
“最难受的不是钱,而是那种疲于奔命的感觉。”张顺说,“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找红包信封,然后赶场子。吃饭像完成任务,根本尝不出味道,只记得自己在不停地敬酒、陪笑、说恭喜。”
人情债:算不清的情感经济学。
在江西很多地方,人情往来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有着不成文却严格的规定:
亲戚结婚,1000元起步,近亲2000元以上;同学朋友,500元是底线,800元才够意思;搬家、满月这类“小事”,也要500元起跳。
“这已经不是情谊的表达了,更像是一种’人情税’。”张顺无奈地说,“你明知道这个月要吃土,但就是不能不包,还不能包少了。”
张顺记得最清楚的是同学订婚那场。“其实我们毕业后就没怎么联系了,突然发来请柬。我本来想包500,结果我妈说,’现在都是800起,你包500不是丢人吗?’”
张顺的情况并非个例。在他的高中同学群里,国庆期间充满了类似的“哀嚎”:
“这个月工资直接清零”
“我在考虑过年要不要找个理由不回来”
“感觉我们不是在过节,而是在还债”
“最让我难过的是,我几乎没能好好陪父母吃一顿饭。”李伟的声音低了下来,“4号晚上,我妈做了一桌我爱吃的菜,但我刚从酒席回来,根本吃不下。看着她把菜一点点收进冰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他说,小时候最盼着过节,因为意味着团圆和快乐。现在却变成了人情往来的“任务”,“乡愁被酒席绑架了”。
这种现象在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尤为普遍。对于在外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正经历着传统人情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激烈碰撞。
“我们理解这是老家的传统,是维系情感的方式。”张顺说,“但当它变成一种负担,当回家变成赶场,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呢?”
他的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反抗”——有人选择节假日出去旅游避开酒席高峰,有人明确表示只参加至亲的宴请,还有人倡议降低红包标准。
“但这样做就要承受压力,’不懂事’‘看不起人’的帽子随时可能扣下来。”
面对这种困境,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一些年轻人正在尝试:
设立“红包上限”,几个好友约定,无论什么宴请,红包最高不超过500元,重在情谊而非金额。
礼到人不到,对于关系一般的邀请,通过转账表达心意,但不一定亲自出席。
勇敢说“不”,对于并不熟悉的邀请,礼貌地拒绝。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想这样’互害’,但谁都不好意思第一个打破规则。”李伟说。
这个国庆返程前,张顺和父母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们约定:明年开始,只参加真正重要的宴请,红包也要量力而行。
“人情味不该是负担,回家不该是任务。”张顺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轻声说道,“我希望下一个假期,我能真正地回家,而不是赶赴一个个’红包战场’。”
这不仅是张顺的个人愿望,也是无数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共同的心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让回家重新变得温暖,而不是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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