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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土耳其,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热气球、洞穴酒店和蔚蓝海岸这些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景观。可在这片被包装成浪漫圣地的土地上,却暗藏着令人震惊的童婚危机。尽管法律规定结婚年龄为18岁,但现实中这项规定形同虚设,全国近三成婚姻涉及未成年新娘,法律的权威在传统与权力面前荡然无存。
来自伊兹密尔律师协会的女性权益捍卫者努里耶・卡丹指出,大量婚姻仅由阿訇口头主持,并未进行官方登记,这意味着真实童婚数量远超政府统计。某些地区童婚比例甚至突破60%,这种系统性失职绝非简单的“执法不力”,更像是对违法行为的默许与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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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瞠目的是前总统居尔曾公开迎娶年仅15岁的少女,并以此为荣。他所属的正义与发展党不仅未加谴责,反而将其美化为“守护传统文化”的典范。高层如此示范,基层自然争相效仿,恋童风气由此获得政治背书,逐渐渗透进社会肌理。
当地主流宗教势力推崇一种名为“尼卡婚”的习俗,宣称女孩初潮即具备结婚资格。而有些女童早在9至10岁便迎来月经,等于从生理发育之初就被推向婚姻市场。执法机构对15到17岁少女遭诱骗成婚的现象普遍采取漠视态度,仿佛这类行为早已被默认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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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该政党进一步提出一项极具争议的法案:若强奸犯未使用暴力或威胁手段,只需与未成年受害者结婚便可免除刑责。他们辩称此举旨在解决“双方自愿但未达法定婚龄”的困境,声称能改善女童生活状况,实则为性犯罪披上婚姻外衣。
所谓要赦免的3000个“破碎家庭”成员,实则是2005年修法后依法入狱的性侵罪犯。此前法律存在漏洞——结婚即可脱罪;但2005年修订后明确规定,涉及童婚最低判处8年监禁;2014年再度加重至16年;对侵害12岁以下儿童者,刑期起点高达18年。这些人并非无辜者,而是铁证如山的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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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司法部长竟公然为其开脱,称16年重判导致众多家庭破裂,试图以家庭伦理掩盖司法倒退。提案一经公布,土耳其举国震动,数千名妇女涌向伊斯坦布尔街头抗议,高呼“强奸不能合法化”。一位母亲坦言连续拨打50通电话确认女儿安全,然而政府为讨好宗教领袖集团,对民众呼声置若罔闻。
迫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出的严重警告以及欧盟关于侵犯人权的强烈批评,政府最终撤回议案。但数据不会撒谎:2019年官方记录中,13至17岁登记结婚的少女达73,126人,较2016年激增近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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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的是,这一数字仅涵盖大城市医院接生案例,偏远贫困地区的童婚几乎完全脱离监管体系。反童婚组织估算,每年被迫步入婚姻的未成年女孩实际超过15万人,是官方通报的两倍以上,黑暗角落中的悲剧远比可见的更为深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20年政府再度尝试推动特赦计划,拟释放近万名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条件仍是“结婚”或所谓“自愿关系”,除引用宗教经典外毫无法律依据支撑。在全民抗议浪潮下,计划再次搁浅,但其意图为性犯罪者洗白的形象已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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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次特赦未能实施,却无疑给极端宗教势力与潜在施害者释放了错误信号——只要操作得当,犯罪可以被制度性赦免。后果随之显现:今年伊斯坦布尔发生一起恶性案件,17岁少女奥贾布达克已有未婚夫,却被追求者埃塞尔实施性侵。
埃塞尔正是受到前述特赦动议的影响,笃信两条出路:要么强迫受害女孩结婚从而脱罪,要么利用其恐惧心理使其不敢报案。事实正如其所料,奥贾布达克因害怕报复选择沉默,数周后发现自己怀孕。由于土耳其法律受宗教影响严禁堕胎,她只能眼睁睁承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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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半月后,未婚夫萨梅特才得知真相。常人或许会选择报警或将施暴者绳之以法,但他却将怒火转向无辜的未婚妻。6月25日晚11点,他谎称准备惊喜诱骗奥贾布达克赴约,随后开枪将其杀害,连同腹中胎儿一同终结。被捕后他坚称自己无错,是在“捍卫家族尊严”,而这竟是当年第209起“荣誉谋杀”事件。
本国女性尚且处境艰难,叙利亚难民女童的命运更加悲惨。据联合国报告,难民群体中的童婚率竟是本土居民的四倍。许多家庭因极度贫困,将女儿视为换取生存资源的工具,通过“嫁女”获取安身立命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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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的叙利亚难民哈宁,因父亲瘫痪被迫嫁给一名中年土耳其男子。婚后长期遭受家暴并意外怀孕,两次尝试自杀求解脱。而她的家人仅收取少量补偿金便彻底放弃干预,亲情在生存压力前彻底瓦解。
警方对待此类案件同样冷漠。一名15岁叙利亚新娘被发现后,警方仅要求她签署一份“不共同居住协议”。因语言不通、缺乏法律意识,她无法有效维权,最终仍被迫返回夫家。那份所谓的协议,在现实面前如同废纸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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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女性想要离婚难如登天。她们无权主动提出解除婚姻,一旦逃离夫家,丈夫可要求其家族赔偿另一个女儿;若无女儿可用作抵偿,则可能面临生命威胁。唯有男方连续三次说出“离婚”,婚姻才算正式结束。曾有一名代号为K的15岁难民女孩,12岁逃至土耳其,13岁订婚,14岁成婚,最终能够脱离婚姻已是万幸。
K表示自己庆幸终于恢复自由,却再也无法重返校园——战乱爆发时她仅读完小学四年级便被迫辍学。土耳其女摄影师厄兹格塞布泽曾拍摄一条纯白婚纱,属于一位14岁新娘。婚礼结束后,裙子被挂起,再未穿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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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现场家人禁止拍照,摄影师回忆道,那双眼睛里写满惊恐与不安,看不到丝毫喜悦。这场仪式根本不是爱情的见证,而是将少女当作交易商品的一场贩卖。
更加荒唐的是,土耳其宗教事务总局曾在社交平台发布内容,声称伊斯兰教法允许女孩9岁、男孩12岁结婚。引发舆论哗然后迅速删除,却辩称“仅解释教义,并非鼓励早婚”。如此说辞谁能信服?分明是在为系统性剥削提供神学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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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议员愤怒发声,指责执政党无视教育与医疗等民生议题,一心推动儿童婚姻合法化,要求议会启动专项调查。然而政府充耳不闻。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更是频繁鼓吹女性应多生育,宣称“拒绝成为母亲就是背离人性”。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土耳其于2021年退出了以本国首都命名的《伊斯坦布尔公约》——这份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国际条约。自己发起又亲手撕毁,何其讽刺。问题本质在于贫困与教育缺失,但执政者却惯用“抵制西方价值观”作为挡箭牌。
当西方倡导公共卫生时,不见居尔或埃尔多安站出来反对“干涉内政”;为何一涉及女性权利,立刻祭出“文化自主”大旗?归根结底,这是保守派政客借宏大叙事转移国内矛盾,牺牲女童福祉来维系权力根基。唯有真正推进教育普及与世俗化进程,那些被困在婚姻牢笼中的女孩,才有望迎来真正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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