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服装业的老板们，是让财富流动的中坚群体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编者按：

在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深度调整之际，昔日的“土地财政”抽水机已难再像过去那样发力，宏观投放也更难顺畅地传导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此同时，以服装为代表的轻工产业链上的小厂与档口却在加快运转——它们以“小单、短周期、快回款”的模式，将外部订单迅速转化为现金流，保障工厂及时支付工资、补货和扩大用工；资金再经工人家庭消费与老板支出流向学费、房租和日常开销，最终通过社会各环节回流生产端，推动新一轮进货与用工，形成一种分散却高频的财富循环。

在IPP研究员李婷看来，以服装老板为代表的小微企业家们，正是当下中国经济体系中制造财富流动的中坚群体。他们通过持续赚取有钱人乃至外国人的钱，再将财富重新流向家庭、教育和社会，从而托举就业与消费，塑造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财富流动机制。他们不仅支撑了大量农民家庭的发展，也帮助了诸多产业提升韧性。与之相比，长期过度依赖房地产这一集中化、不可持续的流动方式，不仅透支了社会财富，也挤压了产业发展的空间。

李婷 博士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副研究员

分析以服装老板为代表的小微企业家们如何赚钱、花钱，以及由此对经济社会产生何种影响，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重新认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问题。

赚钱和花钱，其重要意义在于推动高质量的资源和财富流动。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不同需求彼此回应，让钱在不同人群的口袋里面“持续打转”。如此，既能托举人的成长，又能不断满足越来越高级的需求，从而实现财富增长，并推动人和社会的有序发展。

在我看来，以服装老板们为代表的小微企业家及其所在产业，是整个经济体系中制造财富流动性的中坚群体和中坚产业。不同于房地产这类高度集中化的财富流动创造机制，他们塑造出了一种更加社会化、分散化的财富流动方式。

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度依赖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和利益群体来制造财富流动，导致其过度汲取了其他领域的资源与财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拯救房地产行业应当遵循内部存量资源自救的逻辑，更多增量的资源和财富应当用于支持以服装产业为代表的产业和相关群体，使他们在制造财富流动方面发挥更大、更加积极的作用。

几个典型案例

案例1：康鹭片区的平老板

平老板，50岁左右，湖北潜江人，小学学历。2004年，她投资10多万元，在海珠区康鹭片区从事服装代加工，以家庭经营为主，拥有一间2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10多名固定工人，主要服务2—3个服装批发客户，每年可以从客户那里获得约240万元的加工费。

在康鹭片区仅1.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上千家与她情况相似的制衣厂。

她每月的固定开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工厂运营支出中，人工成本是最大的一项，每名工人（包吃包住）约为每月1.1万元；房租加上水电、管理和垃圾处理费用约3万元；再加上设备维修和客户关系维护等开支，每年合计约180万元。

而在生活开支中，大头就是养育两个孩子：大的在上大学，小的读初中。教育培训和生活费用合计，每个孩子一年至少需要10万元。在广州，他们每月租房支出约2000元，加上日常生活和养车开支，每月共约8000元；夫妻二人每人每月还需缴纳社保1900元。合计下来，这部分一年大约要17万元。再加上人情往来和赡养父母的开支，每年约7—8万元。

总体算下来，每年生活支出接近45万元。

在大件消费方面，2009年他们在老家市区购置了一套价值40多万元的房子；2014年又在清远购房，花费120多万元；买车则支出了40多万元。目前手上仍有100多万元存款，同时背负数十万元外债，其中不少是购房时向亲友借的。

海珠区康鹭片区的景象。图源：作者拍摄

案例2：温州的普老板

普老板，40岁左右，浙江温州人，初中学历。2012年他在温州开服装店，2015年花了30万元在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租了两条挂链，开始从事服装批发，2024年又开了一个印花厂。批发档口在2015年至2019年这几年比较赚钱，高峰期销售额能做到1000多万元，毛利润300多万元。这几年则只是比打工挣得多一些。

普老板最大的开支是投资，他花了200多万元办了一个数码印花厂，请了10多个工人，厂房面积2000多平方米，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

在其他大件开支方面，他没有买房，但买车花了50多万元。其他就是家庭日常开支：两个孩子每年花费30多万元；两位老人长期在广州帮忙带孩子，吃住、租房和养车等支出每年也要20多万元。

案例3：在广州做服装批发的凡老板

凡老板，40岁，广东湛江人，初中学历。2004年，他投入20多万元，开始和妻子在广州流花市场从事服装批发，当时雇了2个女工。在2005年至2016年左右，他每年都能赚100万到200万元。

他最大的开支是房子：房价在高位时，他在广州番禺购买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房子，花了600多万元；同时又在老家建了一栋民房，花费80多万元。其次是买车，支出50多万元。因为户口在广州，孩子能上公立学校，两个孩子的开支一年10多万元。一家六口的日常生活开支每月2万多元，一年也要20多万元。此外，每年在旅游、手机和奢侈品等方面的消费也超过10万元。

广州流花服装批发市场。图源：越秀区贸易局

案例4：从事电商的华老板

华老板，31岁，普宁人，初中学历。2008年，他带着5000元，买了一台电脑，开始从事服装电商。目前在淘宝、天猫和抖音上都有多个店铺，雇有20多人。高峰期每年能赚300—400万元，现在一年还能赚100多万元。

和其他老板相比，华老板的家庭开销差不多，只是个人消费要稍多一些。做电商的人有自己的圈子，需要共享平台规则等各类信息，而且大多是年轻人，玩心也比较重。即使家里由妻子管钱，他也会留出一笔固定开支用于吃喝玩乐，每月约一两万元。

案例5：来自福建的奇老板

奇老板，55岁，福建龙岩人，高中毕业后上过夜校。1990年，他进入一家军工企业，1992年又转入拉链行业，1996年带着40万元正式投身其中。高峰期时，他的企业年产值将近1亿元，工厂设备和人工投入较大，工人规模在100人左右，毛利润超过1000万元。目前工厂有50多名工人，年营收在2000万元左右，毛利润约200多万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技术研发上累计投入上千万元，请了三个研发团队，攻克了一项关键技术，并举办了四次技术研讨会展示该成果，向整个行业进行分享。

在投资方面，他的另一项大支出是购买土地。他以每亩5万元的价格购入了6亩土地，获得20年产权，并在其上建设了一栋五层厂房，投入100多万元。生活方面与其他老板差别不大。作为年纪较大且富有公心的创业者，他的生活较为朴素，除了住房和子女教育外，个人消费并不算多。

为什么他们是制造流动的中坚群体？

在我国，做服装生意不仅可以持续从大众那里“赚小钱”，还能够不断赚有钱人和外国人的钱。而在赚钱之后，又能通过消费和产业链循环持续惠及普通大众。可以说，服装老板们构成了国家经济发展中形成财富流动的基础性、稳定性力量。

服装能够持续从大众那里获取收益，是因为它本身属于一个永不落幕的产业，具有日常高频的半必需品消费特征，以小额消费为主，虽然存在波动，但整体幅度不大（见图一）。

图一：我国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变化趋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食品行业同样具有这一属性，只是在日常性、刚性化程度和消费频次上稍有不同。和房地产行业相比，两者在制造财富流动的逻辑和功能层面则具有本质差别。房地产属于从大众手里“一次性赚大钱”的生意，是不可持续的。短期内房地产发展过热，将公共服务资源与房子捆绑，意味着短期内制造了大量不可持续的流动性。

我国的服装产业不仅能够赚取普通大众的消费，还能不断开拓有钱人和外国人的市场。这源于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不断升级。目前，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品牌化能力持续增强，间接反映出“赚有钱人钱”的能力在逐步提升。从品牌几乎空白的阶段发展至今，我国自主品牌已占国内主要大型商业实体服装品牌的85%左右；原创潮流品牌则凭借日益成熟的质量、设计与文化运营，成为服装消费的重要力量，其消费比重已提高到15% [1]。

在国际竞争力方面，2020年，中国的化纤产量6125万吨，全世界化纤总产量为8254万吨。中国龙盛，是世界染料唯一巨头，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年产30万吨染料及10万吨助剂的产能规模，市场份额稳居行业首位。算上其他中国企业，中国染料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的70%以上‌，是全球最大的染料生产国。生产染料的H酸、苯胺等关键原料，全球九成产能都在中国。印度曾计划自己建造一条生产线，算完账发现成本比从中国进口贵三倍，最终选择了放弃[2]。

技术工人在进行染料化料工作。图源：新华社

全球领先的第三方企业品牌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发布了2022年全球服装时尚品牌价值50强榜单，安踏等5个中国品牌上榜。除少数具有极强功能性和技术性的领域以外[3]，我国纺织服装产业不仅不存在根本性的“卡脖子”问题，也因为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多元性获得了较强的话语权和自主性[4]。

中国目前占全球服饰品牌价值的3.8%，但安踏、李宁、波司登等本土品牌正在崛起，展现出巨大增长潜力。图源：Brand Finance2024年《全球服饰品牌价值50强》报告

在改革开放初期，纺织服装业就是国家赚取外汇的“生命线”，发展至今也依然是外贸出口“稳定器”。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约9922亿美元。根据行业统计，纺织行业贸易顺差为2798.39亿美元，占比28.2%。

这离不开像奇老板这样既愿意进行长期技术研发投入，又愿意将成果分享给同行的中国企业家。在调研过程中，我遇到不少类似的老板，他们持续十几年专注于研发和技术攻关，并通过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日本、美国等先发国家设置的恶意专利壁垒，以此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一成绩更离不开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支撑。服装行业中诸多技术的实现价值，不必依赖技术垄断或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而是可以通过大规模、快速的市场化应用来完成，即依靠“薄利多销” [5]。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快速的新需求反馈，以及众多老板积极参与其中所进行的持续微创新，加速了技术的迭代与更新。

更重要的是，庞大且持续扩展的国内市场，孕育出一个以产业链完整性和产业集群多元性为主要特征的、规模庞大“产业森林体系”，成为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据统计，我国拥有220多个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仅广州就有190多个纺织服装专业批发市场，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大、品类最全的面辅料市场——中大纺织商圈。这些共同构成了我国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坚实底座。

中国轻纺城国际面料采购中心。新华社

大家一起赚钱，赚了钱大家花——不仅如此，服装产业能够让大多数人受益。

其一，服装行业老板以普通人居多。服装产业是非标行业，集中化的空间有限，也很难被垄断，再加上技术的高度社会化，因此产业门槛较低，具有开放性。同时，我国拥有一个强宽幅和强纵深的大市场，在治理方面对这些产业也比较包容，因此可以让更多的普通人参与进来，并从中受益。据第五次经济普查的统计，我国从事纺织服装制造和批发零售的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合计达到182.8万家，行业内中小微企业占比为99.8%。

实际数量可能要远远超过这一数据，因为大部分从业者是没有纳入统计的家庭作坊和个体户。就以我们调研的海珠区为例，该区是纺织服装的重要区域，有60多个面辅料批发的专业市场，从事面辅料批发的主体超过2万。有10多个制衣企业集聚的城中村，最大的康鹭片区有上万家小微工厂和家庭作坊，最小的也有上千家，但是整个区实际上进行工商登记的企业仅有2000多家。因此，以没有纳统数量至少是纳统数量的5倍这一比例粗略估算，我国共有超过870万家服装行业企业。

康鹭片区的小微工厂。图源：作者拍摄

其二，投资不高，但是带动的就业不低。服装行业作为劳动力密集产业，就业机会多，而且劳动者有较大的话语权，因此整个产业链条上不同主体利益分配相对公平。尤其是制衣业，一个人投资个一二十万，就可以带动十几个人就业。批发零售，投资个几十万，也可以直接带动不少就业。

据统计，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从业人数合计达到1554万人，算上没有纳统的部分，粗略估算，纺织服装从业人数至少有4000多万，[6]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5.45%，占城镇就业人口的8.45%，占农民工人数的13.34%。他们的收入也不低，月收入达到1万多的也很常见。

其三，老板们赚的钱重新流向社会的程度比较高。从上面的几个案例可以看出，服装行业老板们的大部分开支都用于家庭发展，包括子代教育等。为了家庭拼命赚钱也是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观念重的普通老板们最朴素的愿望。支持兄弟姐妹、回报家乡，也被不少人视为义务。服装老板的数量多，大多来自普通家庭，因此他们赚的钱社会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服装工人们也是如此——纺织行业的夫妻档比较多，至少有2000万个家庭从中受益。

不仅如此，庞大的以普通人为主的从业者，又构成一个让普通人能够赚钱的大市场，他们的吃、行、穿等都能让很多人受益。以大多是夫妻店的餐饮业为例，按照100人就可以支撑起一个餐馆测算，这个4000多万人的庞大市场，可以惠及40多万个家庭的就业。他们对于房地产的贡献也非常明显。据平老板所言，他有很多做服装加工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老家一套房，在广州远郊或者周边其他市又买了房。做成衣批发的老板们大多赚钱能力要强一点，他们普遍也有几套房，不少还在核心区甚至是高端小区买了房子，其中不少人是全款买的房子。

为何说老板们的服装生意，对财富流动有“可持续性的影响”？这体现在产业升级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背景下，产业利益分配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在消费个性化的驱动下，以“小单快返”和柔性生产为主要的产业转型方向，我国产业链完整性、多元性和灵活性的优势得到发挥，产业的非标属性、分散性和劳动力密集属性被强化，产业的开放性得以维系，资源流动高度社会化的机制也得以有效运转。这也让每一代人，尤其是不断新进入市场的年轻人，如华老板那样的人，总是有机会从产业发展中受益。

谁来制造流动？制造流动的社会化

以服装产业为代表的中小微企业家，作为整个经济体系中制造流动性的中坚群体，不仅托举了大量农民家庭发展，也托举了诸多产业的发展，其中包括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

2024年，皮革制鞋、服装等行业工资增速分别较2021年上行21.8、15.6pct。图源：新华社

当然，其他行业如房地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服装产业的发展。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过度依赖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来制造超额流动性，而且这种流动性是不可持续的，对整个经济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

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本身是一个“一次性赚大钱”的行业。短时间内制造超额的流动性，本质上是一种透支行为。

另一方面，房地产作为一个垄断性行业，开放性有限的，而且土地开发的宏观调控力度过大和土地财政的过度发展，将房子和教育资源捆绑在一起，强化了房地产的垄断性。

再者，房地产发展，赚外国人钱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是，因为房地产不适合大量资金快速流入流出，大部分吸引的是投机性资本；二是，房地产作为一种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产品，其托举的大宗原材料和建筑行业，在进入国外市场的时候，往往必须采取重资产的形式，风险大、收益周期非常长。和服装等传统产业相比，房地产业及其相关行业的竞争力是相对有限的。这意味着，房地产作为一种难以创外汇的产业，制造社会财富增量的空间是有限的。

其结果是：一方面，房地产汲取了过多的社会财富，不仅将自身外溢到其他领域的资金重新汲取了回来，甚至进一步汲取了过多的社会财富。这些财富进入了少数人的口袋，甚至最终流出国内。另一方面，这种超额的流动性，也导致其他行业的过度扩大再生产和资本化，制造了大量泡沫，导致整个产业的灵活性下降。

在服装产业，这表现为少数企业家的重资本投入，推动了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转变。尽管这确实提高了产能，占领了更大的市场，但是也导致企业的经营变得愈发刚性。这不仅是因为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导致短期内流入的资金过多，也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以低成本为一些工厂提供厂房和设备，工厂又利用这部分厂房和设备抵押贷款，进行更大投资和融资。这背后，都离不开土地财政和政府过度推动地产发展的影子。

这背后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整个经济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来制造资源和财富流动？长期以来，我国将房地产行业作为制造流动的主导产业，包括大资本家、相关国企、政府、银行都成为制造流动的主体，所型塑的资源流动机制具有高度集中化的特征。

而实际上，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产业体系，在无数普通劳动者和中小微老板们的参与下，一种更加社会化的制造流动的机制，才是构成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理论上，两者本身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但现实是，对前一种流动机制的过度依赖和过度发展，对后者造成了剥削和挤压。这正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核心原因。最直接的表现是，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和资源都集中在房地产行业，进而挤占了其他领域发展的注意力和资源。

这点服装老板们身上也十分典型。一般来说，在房地产没有那么繁荣的时候，很多管工厂的女老板们都会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工厂。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她们主要靠自己劳力和精力的重度投入来获得更多利润。我们在康鹭片区接触到的很多老板，会从早上八九点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其间甚至连孩子也顾不上。只有在淡季的时候，她们关注孩子的时间才会多些。偶尔的闲暇时间，她们要么出去旅游，要么和周边的老板们拉拉家常，分享一下经营中遇到的问题，讨论下最近的行情。到银行存钱的时候，大量推销商品房的人，就会将买房的信息传递过来。

海珠区的康鹭片区小型制衣作坊。图源：作者拍摄

在房地产旺盛的时候，周边的人都买房了，问自己借钱买房的人也越来越多。纺织老板们的内心就开始蠢蠢欲动。前面提到的平老板，买第二套房就是因为太多人向她借钱买房，她不借不好，而且暂时也找不到其他的花钱出路，也只能跟着全款买一套房子。等到2019年房地产更热的时候，她还差点在距离工作地30分钟车程的地方买第三套房子，首付要70万，

只是因为丈夫不同意才作罢。有一段时间，她是有点不甘的，甚至后悔没有早点买房，觉得以前的认知没有及时转变，胆子不够大。现在，她又有些庆幸了。

现在困扰他们的问题是，订单减少、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们也想做一些新的尝试，但是试错是有成本的，手里有钱才有底气。只不过，他们现在手里的存款有限，大部分钱都套在房子里了。如果流入这个领域的财富能够多一点，或许会好一点。

但是，当下政策端的基本思路依然是希望通过向房地产注入增量资金，从而激活房地产市场，间接拉动经济发展。这不仅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加剧社会财富向房地产积聚。在流入的资金用于产业自救的情况下，最多局限于产业内循环，外溢的资源也一定是有限的。

房地产市场无疑是要稳定的，但是一定要倒逼原来的受益者自救，而不是通过注入整个社会的增量财富来输血。财富和资源，应该注入那些更加社会化的产业中，强化更加社会化的制造流动的机制，进而加强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支撑作用。

就服装产业而言，实际上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技术攻关需要完成。就比如数码印花技术的喷头和设备等，依然掌握在日本和美国一些大企业手里。我们的资源应该支持像奇老板那样的企业家们，以攻破这些技术。

一方面，我们需要减少向我们关闭市场、市场逐渐萎缩的发达国家从我们国家赚钱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和欠发达的国家“抢饭吃”，要通过技术分享和市场培育制造增量市场、协同发展。

更重要的是要制造增量，让整个产业的运转能够更加有序，带动一个个普通家庭就业和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重新进入一种稳态有序的状态。这个时间不会很短，但是只要方向不错，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的韧性。

参考文献：

[1]https://finance.sina.cn/2022-10-08/detail-imqmmthc0074394.d.html

[2]https://mp.weixin.qq.com/s/nasZ6krOUERMGFGWDFwTYA

[3]自动络筒机中的电子清纱器、化纤机械的高速卷绕头、织造装备中的高速高精度电子罗拉等。在国防、军工或重要民生领域亟需的高性能纤维成型及织造装备还存在卡脖子问题。https://info.texnet.com.cn/detail-967852.html

[4]即林雪萍老师强调的产业链的链接力和控制力。参见《供应链攻防战》。

[5]一个客观的现实是，技术垄断和专利保护的成本高，很多小企业承受不起，国家监管的挑战也非常大。

[6]据统计，2021、2020、2019年海珠全区生产的服装产量分别是548万件、329万件、379万件，而番禺的服装产量分别是5861万件、6216万和7552万，增城的服装产品分别是1.87亿、1.44亿和1.88亿。此外，这三年海珠的规上工业企业里的服装企业数量分别是7家、6家和5家，而番禺分别是82家、92家和73家，同期增城的数据是250多家。现实中，海珠区的服装企业（主要是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数量要多得多。一个核心原因是越是核心区，工厂规模越小，不纳入统计的部分占比更多。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30905843782.html?ref=laborfact.com

★本文作者：李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员

（点击图片阅读更多李婷的文章）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审校｜刘 深

排版｜周浩锴

终审｜刘金程

李婷：做制衣厂老板，赚的是辛苦钱

李婷：在康鹭，做“日结大神”

李婷：从服装界的几个创业故事说起

柯成兴：没有“全球北方”，世界就不能发展吗？
李青：这场关乎全球价值链的“大重构”，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