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历史对科学的历史的渗透——五百年重庆得名臆说成为主流观点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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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明代开始，后人不断对“重庆”二字的含义加以解读，形成许多臆想和猜测，形成了“二庆之间”说、“双重喜庆”说、“诗经郑玄笺”说、“巴渝会合”说等说法。“二庆之间”说最早出现在明代正德《四川志》，而不是以前认为的万历天启年间曹学佺的《蜀中广记》。但到20世纪80年代才发现由于顺庆、绍庆设府时间晚于重庆府设立时间，故“二庆之间”说明显为错误之说。“双重喜庆”说法来源于1958年赵廷鉴的《重庆》一书，后逐渐影响学界和社会成为了主流观点，还衍生出了“同年封王即位”说和“恭州即位说”两大谬误，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臆说。其它“诗经郑玄笺”说仅是一种猜测，并没有任何直接根据可依，而“巴渝会合”说完全是凭空臆想。重庆府的出现原本只是南宋频繁的潜藩升府现象中普通的一例。由于中国古代地名取名一直有喜欢用喜庆、吉祥、祥瑞的名字为之，大多并无直接的事实指向含意，也不完全都是依据皇帝、太子的想法，还有大臣的意见、地方的诉求等因素。所以，重庆在取名的时候是否真的寄予了特殊含义，是否一定是皇帝的想法，由于并无任何原始文献材料支撑，所以可能还是回避为妥。考察五百年的重庆得名臆说成为主流观点的过程，我们发现，在中国作为文化的历史对作为科学历史的渗透巨大，希望能从田野考察的对读、比对中分清两种历史的界线，尽可能减少文化的历史对科学的历史的渗透。

关键词：重庆；宋光宗；二庆之间；双重喜庆；文化的历史；科学的历史

我们注意到，近十多年来，已经有多人关注重庆得名的是是非非了，如韩意、赵鼎、周文德、唐冶泽、龚义龙等。以上几位专家的论述已经谈到了重庆得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重庆得名中的“二庆之间”、“双重喜庆”中的错误多有指出，但是由于对史料梳理不够全面，对这些观点形成的历史源流仍不是太清楚，故许多问题仍然不能得到合理解释，如“二庆之间”说的最早源流在哪？何时开始受到怀疑？“双重喜庆”的最早源流在哪？流传脉络怎样？“双重喜庆”的产生的原因为何等等，仍然需要更全面的分析研究。所以，本文从史源学角度，按时间顺序对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分析，以期正本清源，分清是非。

对于南宋恭州潜藩升重庆府的过程，宋元时期的文献多有记载，但并没有谈及重庆之名的原由，宋元时期的文献一般只叙述恭州升府的事件本身，最多提一下它升府是因为曾是光宗潜藩的缘故，如《舆地纪胜》卷175载：“隋改楚州为渝州······（皇朝）更名恭州（原注：《国朝会要》在崇宁元年），中兴以后，以光宗皇帝潜藩，升为重庆府（原注：绍熙元年。笔者按，当作淳熙十六年）。”《方舆胜览》卷60载：“隋改渝州······皇朝因之，崇宁改恭州，以光宗潜藩，升重庆府。”《宋史》卷19载：“崇宁元年六月壬子，改渝州为恭州。”卷36又称：“淳熙十六年八月甲午，升恭州为重庆府。”卷89又称：“重庆府，下，本恭州，巴郡，军事。旧为渝州。崇宁元年，改恭州，后以高宗（笔者按，当作光宗）潜藩，升为府。”在元代的《元一统志》、《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中也没有重庆府得名原由的任何记载。只是从明代开始，后人才围绕着“重庆”得名展开了对其含义的讨论，并逐渐传播开来为人所熟知。因此对“重庆”二字的解读是后人逐渐加上去的，并不是当时人们的解释，更无法得知是宋孝宗或是宋光宗的意思。

明以来对于“重庆”的解释可能说法较多，影响最大的不过是“二庆之间”和“双重喜庆”之说。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主要的说法现在看来完全是凭空臆想的说法，却流行了几百年到几十年的时间，却少有人发现完全是臆说。

一、明代人的臆想：“二庆之间”说的源与流

最早提出“二庆之间”说是在明代，以前韩意、周文德、唐冶泽、龚义龙等都将“二庆之间”之说的最早来源归于明代万历天启间曹学佺的《蜀中广记》中，这是不准确的。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二庆之间”说是在正德《四川志》中，在嘉靖、万历间的文献中也有沿袭，而不是以往认为最早在万历天启年间的《蜀中广记》，所以，不能将这个谬说算在曹学佺的头上。

正德《四川志》卷13：“崇宁初，改恭州，升重庆军节度，以其地界乎绍庆、顺庆之间，故名。”正德《四川志》的根据何在，我们已经不可得知。不过，目前再也找不到有关这种说法更早的记载了。到了嘉靖《四川总志》卷9几乎照抄正德志旧文，只改一字称：“崇宁初，改恭州，升重庆军节度，以其地界绍庆、顺庆之间，故名。”后来万历《四川总志》卷9沿袭嘉靖志称：“崇宁初，改恭州，升重庆军节度，以其地界绍庆、顺庆之间，故名。同时代万历郭子章《四川郡县释名》卷上：“宋初名巴州，后升重庆军节度，以其地界绍庆、顺庆之间也。”万历《重庆府志》卷2也称：“孝宗淳熙中，以光宗潜邸升恭州为重庆府，以治介顺庆、绍庆间，故云。”到了明末万历天启年间的《蜀中广记》卷53记载：“宋，崇宁之恭州，又因而屡改矣。后以光宗潜邸，始升府，名重庆。重庆者，以介乎顺、绍二庆之间也。”曹学佺不过是将前人之说略加放大而已。不过，同样是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69只记载：“淳熙中升为重庆府，以光宗潜邸也”，并不谈得名原由，顾氏可能在明清之际的学者中是较为清醒的。

到了清代各版方志中大多沿袭明代的解释，如康熙《四川总志》卷4《建置沿革·重庆府》仍照抄嘉靖本旧志不改。雍正《四川通志》卷2《建置沿革·重庆府》云：“淳熙十五年升为重庆府（原注：是岁，光宗即位，州为潜藩，故升），以其地界绍庆、顺庆之间，故名。”乾隆《巴县志》卷1《疆域·沿革》云：“宋初曰渝州南平郡，崇宁元年以诛赵谂后，改其乡里渝州为恭州。淳熙十五年以潜藩故，升为重庆府，地在顺庆、绍庆之间，故名重庆。”同治《巴县志》卷1《疆域·建置沿革》仍乾隆本旧文，还把绍庆误抄成肇庆。

不过，嘉庆《四川通志》卷2《舆地·沿革》虽然谈到恭州升重庆府之事，但没有谈得名原由，道光《重庆府志》作为重庆府志，本更应该重点谈重庆的得名原由，但却回避了这个得名之事，可见编者的清醒。而后来光绪《巴县乡土志》中也只记载：“崇宁元年改曰恭州，淳熙十六年升为重庆府”，也是回避了这个得名原由的。显然，清代这三部地方志相对是较为严谨的。

到民国时期，此说仍是主流观点。民国《重庆乡土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以光宗潜邸之故，升为重庆府，以地在顺庆（今南充县北）、绍庆府（今彭水县）之间，故名重庆。”后来民国《巴县志》卷1《疆域上·沿革》纠正了《舆地纪胜》“绍熙元年升府”和《宋史·地理志》“高宗潜藩”两处错误，但仍保留了“二庆之间”说。随后《重庆市一览》、《重庆指南》、《重庆指南（重庆陪都一周年纪念刊》等也仍沿用此说。

明代以来众多如此说法，信誓旦旦，真是如此吗？

我们先来看看顺庆府的设置时间。

据《舆地纪胜》卷156《顺庆府》：近以主上潜邸，升顺庆府。宝庆三年。《方舆胜览》卷63：以宁宗潜邸，升顺庆府。朱熹《通鉴纲目》卷43：“宝庆间，升顺庆府”，所以在宋代人的眼中顺庆府设置在宝庆年间（1225—1227年），无可争议。到了元代编的《宋史》也称：“顺庆府，中，本果州，南充郡，团练。宝庆三年，以理宗初潜之地，升府，隶剑南东路”。

再看看绍庆府的设置时间。

编于嘉定、宝庆间的《舆地纪胜》中并没有谈到黔州升为绍庆府之事，说明绍庆府的设立不早于宝庆年间。但在宋理宗绍定以后编的《方舆胜览》卷60《绍庆府》中记载：“后改绍庆府”，并没有改绍庆府时间。不过朱熹《通览纲目》卷38：“绍定初，升州为绍庆府”，元代编的《宋史》卷89：“绍庆府，下，本黔州，黔中郡，军事，武泰军节度。绍定元年，升府”，都明显记载绍庆府设立在绍定元年。

显然，宝庆三年在1227年，绍定元年在1228年，而恭州升为重庆府的淳熙十六年在1189年，此时顺庆、绍庆二名都还没出现，顺庆府和绍庆府名字是30多年后才出现，明代人认为重庆的得名是因为在二庆之间真可谓粗疏至极。我们感慨的是此说居然从明正德年间到20世纪80年代在近500年的时间内少有人怀疑。我们知道，明代人治学粗疏，在学界早有认同，这次从这个个案臆想的可笑足见其之典型。而同时，后来我们津津乐道的“双重喜庆”之说在整个宋元明清时期并没有任何端倪。

当然，虽然建国以后“二庆之间”说一度消声匿迹，但对于“二庆之间”说法的怀疑却出现较晚，如1981年出版的《重庆简史和沿革》中多处谈到这个问题仍是两种说法并存，如邓少琴谈到：“光宗是九月乙丑（初四日）生于藩邸，即位后把他的生日称为‘重明节’，恭州潜藩升为‘重庆府’，这是重庆得名的由来。或以为地在顺庆（今南充）、绍庆（今彭水）之间，故名重庆。”管维良在其书中仍然列举了三种说法，一种为封恭州、承皇位二庆，一说是太皇太后和其父亲孝宗均参加即位大典故二庆，一种认为二庆之间，最后只是认为第一种说法“较为有说服力”，并没有看到“二庆之间”说的根本问题。1981年彭伯通《古城重庆》一书中才谈到：“有人又说重庆取义是位置介于绍庆与顺庆之间，似乎牵强。”虽然已经开始怀疑，但并没有说明牵强的原因。较早公开否定“二庆之说”的是董其祥先生，1986年董其祥在《重庆市中区史志》第1—2期发表《重庆简史》一文，后收录在1993年出版的《巴史新考续编》中，其中专门谈到：“迄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把第三子封为‘恭王’，同年二月承继帝位，是为光宗。即位后，于1190年（笔者按，应为1189年）升恭州潜藩为‘重庆府’，表示双庆的意思，这是重庆得名的由来。或以为重庆介于顺庆 （今南充县）、绍庆（今彭水）之间，故名重庆。但顺庆得名于1227年，绍庆得名于公元1228年，重庆得名早在30多年前，应该以前说为是。”可以说这可能是目前最早公开从学理上纠正“二庆之间”谬说的来源，但这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此说已经流行了近500年了。后来胡道修也认为“二庆之间”之说不能成立，彭伯通也认识到：“恭州升为重庆府在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比顺、绍二庆升府要早30多年”，认为是曹学佺的一时疏忽，显然是由于没有找到真正的源头而错怪曹学佺。应该看到近来韩意、赵鼎、周文德、唐冶泽、龚义龙等对“二庆之间”说的否定，自然也是受董、彭、胡三位的观点影响而进一步否定了“二庆之说”的。

二、近代人的新臆想：“双重喜庆”说

进入近代以来，“二庆之间”说并没有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主流文献中仍然流行着这种观点。但是在20世纪中叶以来，新的臆想“双重喜庆”之说开始日益风行，一度成为社会的主流认同，甚至主流学术界也一度没有分析而认同起来，包括我们自己以前也一度深信不疑。

1.“双重喜庆”说的来源：主流历史观是怎样误入歧途的

直到撰写此文前，我们发现在学术界并不能找出“双重喜庆”与重庆得名联系在一起说法的具体源头，不知为何人所首先提出。正如韩意所说：“此说最大的不足之处便是没有文字出处和依据，不仅四库全书都检索不同（笔者按，应是不到），并且即便到了民国时期出版的重庆书籍，也找不到这四个字的记载。”“此说虽然铺天盖地，但没有任何文字出处，连个假托的都没有，貌似出于现代人的凭空臆想。”现在看来，这个“双重喜庆”说是源于民国后期抗战胜利后的“双重喜庆”的话语盛行及五十年代以后这种社会话语延伸到历史研究中有关。

（1）抗战胜利后的“双重喜庆”话语的时尚及影响。我们发现，多年抗战影响社会心境，艰苦卓绝的抗争与生死离别的沉闷弥漫在社会。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到1946年间，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社会弥漫着一种喜欢用“双重喜庆”来表述多重喜事以释放长期苦闷心境的风尚，大有苦尽甘来、喜出望外的情感，与抗战争时期的艰难苦闷形成明显的反差。

早在1945年10月10号的《新生中国》中就刊发了朱凤的《双重喜庆的国庆日》一文，指的是南京当时双十国庆与抗战胜利的日子的双重喜庆。1946年1月10日《申报》又发表了《双重喜庆的今日》的社论：“今天该是我们最愉快兴奋的日子！今天我们实在有双重喜庆大事，值得大家高兴。在伦敦，今天联合国首届全体大会开幕，一切维护人类正义，保障世界和平的方案，正有待于联合国大会今后的开诚商讨，切实执行。在重庆，今天国民政府所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同时举行，三人小组委员会商讨停止冲突办法后，‘停止开火’的命令也许即可发出，和平解决之门从此大开，各党派如真能推心置腹，开诚布公，中国政局也就不难走上光明幸福的大道。当中国血战八年，世界烽火弥漫，人类饱受惨祸之后，今天能够风平浪静，烟消火灭，使我们得以窥见全世界和中国真正和平之曙光，这确是幸运，确是喜事。我们抗战首都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到今天适逢国内国外均有喜事，真可以值得‘重庆’了。”这里不仅谈到联合国首届会议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同时举行的双重喜庆，而且直接将其与重庆地名得名联系起来。同一天的重庆《大公报》发表名为《勉政治协商会议》的社评也称：“在重庆，曾经指挥抗战，得获最后胜利。在重庆，更要协商政治，拨乱反治，预庆建国成功。这双重的喜庆，都在重庆收获与开拓。重庆才真正是名符其实的重庆了。”这里谈的是抗战胜利和重庆政治协商建国的二庆。不过这里称重庆得名这样才名符其实，反而透露出20世纪40年代社会上并没有将历史上的重庆得名与“双重喜庆”挂钩之意。后来，1946年5月6日《申报》记者赵浩生的《唱呵，南京》一文又谈到：“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是一个双重喜庆的日子，是一个光耀历史的佳节，整个的南京，都沐浴在狂欢里，整个的南京都卷没在歌唱中。”这里谈到的是还都南京和抗战争胜利的双重喜庆。

要注意的是，虽然20世纪40年代，人们在字面意思上逐渐赋予了重庆“双重喜庆”的含义，但还并未跟历史上宋代的得名原因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发现民国所有的文献中并没无一丝将重庆的得名用“双重喜庆”解释的影子，如民国龚熙台《四川郡县志》、民国《四川重修通志稿》、民国《重庆乡土志》、民国《巴县志》、《重庆市一览》、《重庆指南》、《重庆指南（重庆陪都一周年纪念刊》、《新都闻见录》等不是没有谈到重庆得名的由来，就是只谈了得名的“二庆之间”说。

不过应该看到，20世纪四十年代中叶社会风尚上喜欢用“双重喜庆”来表达心境之风对于20世纪五十年代直接将历史上重庆得名臆想为“双重喜庆”提供了潜在的思维认同。

（2）“双重喜庆”的直接历史根源：赵廷鉴《重庆》一书。目前我们发现最早将“双重喜庆”与历史上的重庆得名挂上钩的是1958年赵廷鉴的《重庆》一书。1958年6月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赵廷鉴的《重庆》一书，在这本书中这样记载：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八月，恭州升为重庆府，“重庆”一名就开始在这个时候。改名“重庆”是宋光宗赵惇的主意，因为他起初在恭州被封为恭王，后来又即帝位，喜“庆”双“重”

因此，1958年赵廷鉴的《重庆》一书可能是“双重喜庆”的最早的公开说法。

赵廷鉴先生生于1911年，去世于1969年，曾参加《高级小学地理课本》编写，建国后为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赵先生非历史学者，没有提供任何此说的历史证据。实际上赵先生主观认定必是光宗的主意，而且肯定是封王、即位双重喜事，但从当时到现在根本无任何历史文献可以支撑。考虑到赵先生的青壮年正好受到社会“双重喜庆”话语流行的影响，完全有可能是赵先生自己望文生义提出了此说！

但赵先生毫无根据望文生义的说法出现后，影响之大，可能赵先生自己都没有想到。首先是1959年11月，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介绍重庆的《重庆画册》一书中就这样记载“宋光宗皇帝赵惇，原被封为恭王，驻守恭州，赵惇即位后，为了纪念双‘重’喜‘庆’，改恭州为重庆府。这便是重庆名称的由来。”此画册几乎完全照搬赵先生的观点。

不过，在整个60—70年代20年的时间内，人们好像并没有太多关注这个学术问题，但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后，重庆学术界再次受到赵先生这种说法的影响，开始力推“双重喜庆”之说。如1981年出版的《重庆简史和沿革》中多处谈到这个问题，已经是两种说法并存，如邓少琴谈到：“光宗是九月乙丑（初四日）生于藩邸，即位后把他的生日称为‘重明节’，恭州潜藩升为‘重庆府’，这是重庆得名的由来。”管维良在其书中仍然列举了三种说法，一种为封恭州、承皇位二庆，一种是太皇太后和其父亲孝宗均参加即位大典故二庆，一种认为二庆之间，最后只是认为第一种说法“较为有说服力”。现在我们无法得知邓少琴、管维良是否受到赵廷鉴观点的影响，但从提出的时间顺序上来看，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同时，1981年彭伯通《古城重庆》一书中也谈到：“南宋孝宗赵昚于淳熙十六（1189）年把他的儿子赵惇封在恭州为恭王。二月，赵惇就受孝宗内禅即位（死后庙号光宗），八月升恭州为重庆府。既封恭王，紧接着又即帝位，双重庆贺，作为府名。有人又说重庆取义是位置介于绍庆与顺庆之间，似乎牵强。”在这个时期，社会上也同时将“双重喜庆”作为重庆得名的主流法流传，并没有人怀疑。如1980年1月出版的一本名为《南方纪行》的书中已经提到：“宋时渝州赵惇封王不久，就做了皇帝，双重喜庆，遂改他的封地为重庆。”同年2月，长航重庆分局旅行服务社汇编成《长江三峡名胜古迹介绍》，其中《美丽的山城重庆》一文也称：“北宋赵惇受封恭王，镇守于此，故改称恭州，后来赵惇当了皇帝，他将恭州升为重庆府，意为双重喜庆之意。这就是重庆一名的由来，一直沿用至今。”1981年，重庆市外事办公室编写出版的《重庆旅游》一书称：“南宋光宗赵惇，以他先封恭王，后登帝位，在这里发迹起家，自诩是‘双重喜庆’，遂将恭州升格为重庆府。”1984年编印、1986年出版的《四川省重庆市地名录》也称：“南宋时孝宗赵昚之子赵惇先封恭王，后即帝位（光宗），自诩为‘双重喜庆’，遂于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升恭州为重庆府。”“双重喜庆”的说法从此为更多人所熟知，逐渐根深蒂固，并一度成为正统观点。

到20世纪90年代，几部关于重庆的方志和学术专著中，对于重庆的这种得名观点也是深信不疑，对于“双重喜庆”的说法更是成为定论一样了。1992年《重庆市志》第1卷记载：“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八月，因其地为光宗皇帝赵惇原来的封地（当时称为潜藩），升恭州为重庆府，此为‘重庆’这一地名的由来。”其字里行间“双重喜庆”的意思还不明显。但1997年《重庆市渝中区志》这样记载：“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宋孝宗封其子惇于恭州为恭王；同年二月，孝宗禅位于赵惇（即光宗），因赵惇先既封王，后又称帝，自诩为‘双重喜庆’，遂于是年，将恭州改名重庆府。此为‘重庆’这一地名的由来。”这里，不仅公开承认“双重喜庆”说，而且杜撰出了同一年为恭王为皇帝说。到1998年余楚修、管维良编的《重庆建置沿革》一书中这样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改为恭州，淳熙十六年（1189年）八月，因其地为光宗皇帝赵惇的潜藩之地，依潜藩升府的惯例，恭州升府且命名为‘重庆’，以示此为双重喜庆之地。是为‘重庆’这一地名的由来，并沿用至今。”仍然认为重庆得名为“双重喜庆”。到2001年出版彭伯通的《重庆地名趣谈》一书中虽然从潜藩升府制度普遍性入手强调双重喜庆并不是重庆特有现象，潜藩升府都是双庆，只是恭州升府是想到运用这个名字，故仍然承认有双重喜庆的特殊含义在里面。至今重庆市政府的所有宣传资料都以“双重喜庆”为根据，人人重庆、双重喜庆成为人们熟知的重庆城市标志。不过，我们注意到由周勇主编、胡道修编写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通史》中并没有采纳这说法，可算是混乱中少有的清醒。

总的来看，重庆得名于“双重喜庆”之说源于20世纪40年代社会上“双重喜庆”话语流行风尚的影响，具体源于50年代赵廷鉴的《重庆》一书，后人不加分析使用，整个学术界和社会均不加鉴别而误入歧途达半个世纪之久。

2.误入岐途的矛盾重重：“双重喜庆”含义具体解释中的乱象

正因为“双重喜庆”之说本身是望文生义的解释，所以，后来对哪双庆的具体解释可谓乱象丛生，矛盾重重。

“双重喜庆”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对这四个字具体含义的不同解释，主要是针对所谓“双重喜庆”究竟是指哪双喜，众说纷纭。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管维良就提到了两种，认为“一种解释认为：光宗赵惇藩封在恭州，是为一庆，后又由恭州承嗣皇帝大位，这是二庆，故美其名曰‘重庆’；第二种解释认为：光宗即位时，其祖母—高宗皇后尚在，称太上皇太后，其父亲孝宗也建（笔者按，健误作建）在，称太上皇，这二位均临视了光宗的登基庆典，故曰‘重庆’”，他自己认为第一种解释较为有说服力。此外，“有的说光宗非长子但却被封为太子又称帝，有的说光宗在即位后的同年又喜得贵子，太皇太后都前来庆喜”，可谓众说纷纭。其中，封王、即位为双喜，这种观点最为普及，几乎是现在的主流观点，重庆对外的旅游宣传一般也这么说。特别要说的是，在“双重喜庆”说的流变中，衍生出了两个匪夷所思的子观点，即“同年封王即位”说和“恭州即位”说。

关于“同年封王即位”说，1981年彭伯通的《古城重庆》一书就提到：“至于重庆名称的取义，很多人都知道：南宋孝宗赵昚于淳熙十六（1189）年把他的儿子封在恭州为恭王。二月，赵惇就受孝宗内禅即位（死后庙号光宗），八月升恭州为重庆府。既封恭王，紧接着又即帝位，双重庆贺，作为府名。”将赵惇封王和即位的时间记为同一年，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而1989年重庆市江北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成《江北区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三庆”专辑》，其中朱平燊的《“三庆”漫话》一文更是称：“南宋第二个皇帝是宋孝宗，孝宗的第三个儿子赵惇被封恭州为恭王。时为宋孝宗淳熙十六年正月，即公元1189年，是年二月，孝宗传位惇，即宋光宗，赵惇自诩‘双重喜庆’，遂于同年八月初七，即公元1189年9月17日，把恭州改名为重庆府。”将“同年封王即位”说进一步具体演变为“正月封王、二月即位”说，更是主观上想将两件事放在一年，为自己的“双重喜庆”说提供更好的缘由。

但宋代文献中明确记载赵惇封王、生子、立太子、即位四件事根本不在一年。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

（光宗）（绍兴）三十二年九月，封恭王。乾德七年二月，立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受内禅，即位皇帝。······乾德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恭王府。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

（绍兴三十二年九月）是月，封皇子愭为邓王、恺为庆王、惇为恭王。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7、9、10：

（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九月，封皇子愭邓王、恺庆王、惇恭王。······（乾道七年）二月，立皇子恭王惇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二月······上内禅，移居重华宫，皇太子即位皇帝。

宋人《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

（乾道七年二月）（淳熙十六年）八日癸丑，百官班文德殿，诏曰······宣诏毕，内出麻制，皇第三子恭王御名立为皇太子。······二月二日壬戍，孝宗吉服御紫宸殿，有司立仗，百官起居，免舞蹈。宰执奏事毕，驾兴，百官移班殿门外。内降诏曰······宣诏讫，百官入班殿庭，皇太子即皇帝位。

后来，元代人编的《宋史》也进一步证明赵惇封恭王、即帝位的时间分别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九月甲午、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壬戌，时间相差了27年。不仅如此，在封王和即位之间，赵惇于乾道七年（1171）二月癸丑受封为太子，而他惟一的儿子赵扩的出生时间又在乾道四年（1168）十月丙午。四大喜事不仅没有任何两件是在同一年的，而且都相隔较远。所以，所有同年同庆的说法完全都是有违历史事实的臆说。

而“恭州即位”说，如管维良提到过的“由恭州承嗣皇帝大位”，往往略过封为太子这一环节，强调赵惇是宋孝宗第三子，原本没有继承皇位资格，将前后故事变成恭王由恭州入继皇位。这不仅有悖史实，而且即使不承认封为太子这一过程，赵惇的即位也和恭州没有多大关系。

第一，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皇室外封藩王分实封和虚封两种，宋朝皇子的封地都是虚封，皇子如非实授有官职则都留在京城，赵惇虽然封为恭王，完全有可能并没有到过恭州。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记载：“宁宗诞圣。······乾德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恭王府”，这里的恭王府并不是在恭州，而在南宋临安府。乾道《临安志》卷1：“恭王府，右在德寿宫北。”又吴自牧《梦梁录》卷10：“荣文恭王府，在佑圣观桥东。”《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续文献通考》等文献中大量谈到了这个恭王府，均是在临安。所以，在立为皇太子之前，赵惇虽然被封为恭王，但长期居住在临安，是否到过当时的恭州，是否在恭州有居所，均不得而知。

第二，宋元文献记载，赵惇于乾道七年（1171）二月癸丑封为皇太子，同年四月甲子判临安府，并一度兼领临安尹（乾道七年四月辛未至九年四月己丑），到淳熙十四年（1187）十一月己亥又专门设置议事堂令其参决庶务，次年正月戊戌赵惇“初决庶务于议事堂”，同月乙巳孝宗又诏“自今御内殿，令皇太子侍立”。则赵惇立为皇太子之后，不仅身为皇太子立侍皇室议政，而且兼任临安府的许多实职，恐怕不仅身体远离恭州，可能从字面上也跟恭州少有瓜葛了。此所谓恭王虽然没有废除，但皇太子之位远远覆盖了这个虚封，所以并不完全是直接由恭王即位皇帝的。

所以，应该将“同年封王即位”、“同年又喜得贵子”和“恭州即位”等种种完全违背史实的说法彻底摒弃。而“双重喜庆”本身及“非长子却封太子又为帝”、“或者太皇太后、太上皇共同健在”等说法更是没有任何资料证明的凭空臆想，这不是严谨的历史研究应有的方法和思维。

三、新的猜测和臆想仍在出现：“诗经郑玄笺”说和“巴渝会合”说

2012年唐冶泽又提出“诗经郑玄笺”说，他认为：“至于‘重庆’一语，其典出《诗经·鲁颂·閟宫》，全诗歌颂鲁僖公继承祖业，中兴鲁国，收复疆土，四夷宾服的功绩。其中唱道：‘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俾尔昌而大，俾尔耆而艾。’郑玄笺：‘此庆僖公勇于用兵，讨有罪也······此又庆僖公勇于用兵，讨有罪也。中时鲁微弱，为邻国所侵削，今乃复其故。故喜而重庆之。’这里的‘重庆’是指反复颂祝鲁僖公，歌颂他让鲁国强大起来并祝他长寿幸福。光宗取此名的意思就是表明自己要学鲁僖公，继承孝宗未完成的事业，光复被金人占领的半壁河山，中兴宋室并祝孝宗长寿安康。因此，将恭州命名为‘重庆’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个人地位是完全一致的。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才是‘重庆’的本来含义。”这种观点得到龚义龙的支持。实际上，《诗经·鲁颂·閟宫》中并没有“重庆”一语，只是汉代郑玄在笺证《诗经》时解释前人的话语为“重庆”，也是一种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臆想。至于取名重庆是否是光宗之意？光宗是不是知道郑玄的笺证中有“重庆”的解释而命名？史无任何记载，只能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测，作为实证的史学研究还是回避为好。

实际上，南宋时期出现的18个因潜藩升府而形成的府名中，含庆字的有10处，光以“某庆”形式命名的就有8处。用两条史料就可以证明光宗即位前后特别喜欢“重”字，即宋孝宗禅位前的一个月，“己未，改德寿宫为重华宫”；二月壬戌，宋光宗受禅，随即于同月辛巳日宣布“以生日为重明节”，也难以说明一定与“重庆”的命名直接相关。唐冶泽文中认为“光宗这样取名（包括给重庆取名）不仅仅是取其政治意义，它还体现了光宗对孝宗的曲意迎合，也是其内心深处所受重压感的曲折反映”，则完全是后人对前人话语的一种猜测臆想，毫无根据。如此，是不是“顺庆”的“顺”字、隆庆的“隆”字、崇庆的“崇”字都要找到喜欢的事实根源呢？另外，中国古代州县取名的过程相当复杂，并不是所有州县名称取名都是源于皇帝、太子之意，也可能有大臣意见、地方的诉求等原因。除非有直接的历史文献记载是由某人的某种诉求提出，不然从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应该尽量严谨而回避，不必望文生义猜想。

近年随着网络的普及发达，越来越多的人也参与到重庆得名的讨论中，一个名为“方言分子”的新浪博主就在其2017年4月22日的一篇名为《“重庆”得名考（1）：双重喜庆》的博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即“巴渝会合”说。他认为：南宋喜欢讨口彩，一般也只加一个吉利字眼，另一个字要么不加，要么跟原来名称有着紧密关系，在“重庆”中，“庆”是讨口彩，“重”还有着自己固定的含义······当1189年重庆升府时，除了讨口彩的“庆”，还要找一个能代表当地固有内涵的字，却一时犯了难，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是将“渝”换一个字，既能表达“巴”“渝”相会、相合之本义，看上去又比较吉利，“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这里，方言分子说重字是表达巴、渝相会相合，已堪称脑洞大开，异想天开。而所谓“只加一个吉利字眼，另一个字要么不加，要么跟原来名称有着紧密关系”的情况也并不是绝对的，比如果州升为顺庆府，顺字和庆字都是新加的字，也都和原来名称无关，顺字更是和当地固有内涵无关。总体而言，这种说法完全流于臆想，牵强附会。

四、文化的历史对科学的历史的渗透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认为，重庆府的出现只是宋代潜藩升府背景下的一个普通案例，“重”、“庆”字的使用也只是频繁用此字赐新名背景下的一个普通案例，其实最大的可能是根本就没有从主观上想去赋予什么特殊含义，因此最早的史料都只谈“潜藩升府”本身。“二庆之间”是源于明代正德年间的一种错误的臆想，而“双重喜庆”则是20世纪50年代才臆想出来的新说，与新近“巴渝会合”说一样，都是没有史料根据的臆说，故硬伤明显，是完全不科学的。“诗经郑玄笺”说看似合理，但也没有任何直接史实可以证明如此。

潜藩升府，本是有宋一代的普遍现象。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光南宋时期就有18例，依升府时间顺序分别为德庆、静江、隆兴、常德、宁国、崇庆、隆庆、重庆、庆元、安庆、英德、嘉定、同庆、宝庆、顺庆、咸淳、瑞安、庆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旧制，天子即位，尝所领州镇，自防御州而下皆升军名；若节镇州则建为府······光宗自荣州刺史进封恭王，今上自英国公出就傅后，封嘉王。四州皆为支郡，然三州躐升为重庆、英德、嘉定府。”它虽然提到宋光宗升恭州为重庆府是越级直接升府，但对于名字本身依然没有特别解释。实际上，中国古代地名取义往往普遍采用一些吉祥、喜庆、祥瑞之名，本身并不可能完全有一定的特指的事实作为基础，这就如同样是在宋代升府的崇庆、顺庆、绍庆、隆庆、安庆、德庆、宝庆、同庆等，可能并不是“崇”、“顺”、“绍”、“隆”、“安”、“德”、“宝”、“同”都有特殊的事实指意。如果有，可能大多也是后人望文生义臆想出来的。因为“重庆”这个地名放在宋代其它潜藩升府城市中，可能也能找到多重喜庆之事的。

我们很早就提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两种历史，一种是作为科学的历史，一种是作为文化的历史。不过，很长的时期内，包括我们自己都认为作为文化的历史气场并不够强大，只是历史上的主流历史、主体叙事中的一个小插曲。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可能对我们科学的历史影响并不是太大。即使有影响也可能是在先秦史的研究中影响更大。不过，经过我们三十多年的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我们对中国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的气场宏大和影响力的强势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终于发现，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一直强大，直到今天仍然势力强大而且渗透在我们作为科学的历史中，左右着我们的主流历史事实和历史观。

这里，我们从重庆的得名臆想的形成过程中发现这种作为文化历史的气场之强大，因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将我们主流的历史带入沟中而使我们误入歧途，以致我们自己也是在最近才有比较清楚的认知，而这个认知的形成对于反思我们的主流历史文本的科学性可能很有现实意义。

在作为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存在客观的演进和主观的演进两种范式。客观的演进主要是指演进者本身并没有想改变客观历史诉求，往往更多受到演进者知识素养、认真态度的影响而产生对历史误读和歪曲。以重庆得名的诸种说法来看，明代的“二庆之间”的产生，明显与明代治学粗疏有关，而近代“双重喜庆”的诸多矛盾也与近代学人治学浮躁有关。近代许多新臆想的产生，原因可能就较为复杂了，存在一种对家乡的感情的特殊解读，但可能更多的是对历史学研究的实证科学、史料的科学的理解差异有关。

而主观演进者往往是本身就想改变客观历史去满足某种诉求，包括政治诉求、经济诉求、文化诉求。这种演进可能对历史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就重庆得名来看，到了近现代对于重庆得名的“双重喜庆”的解释可能更有社会意义，所以官方、学界也在刻意强化这种喜庆说，就使谬说得以强化。当然，就重庆得名本身来看，可能主观上改变客观历史的趋势还不明显。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许多作为文化的历史产生主要是乡土的文化情感寄托与历史研究科学观缺失共同的结果，如我国遍地大禹、关公、孔明、三藏、麻城孝感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多是如此。不过，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已经让我们难辨客观历史的是非、清浊，而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在中国可能会不断产生而且一直存在下去。所以，近来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从周老虎险些写入历史、名酒厂家的历史造假、巴蜀江湖菜的历史制造、鹤游坪城堡历史定位的个案中发现，历史往往在不经意中就被改变，形成了作为文化的历史。最大的问题在于不仅社会上有时对于作为文化的历史和作为科学的历史分不出来，而在于许多作为文化的历史一旦写入文本后，特别是进入官方文本后，过了许多年以后，往往学术界本身也难以分清真假，如这里谈到的“双重喜庆”说。可怕的是历史客体面对各种现实诉求往往如一个柔弱的婢女，任人摆布，我们知道历史文献中的许多历史事实是被臆说或改变后大为失真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所有白纸黑字的历史文献时都要慎重万分，更不要说面对没有文献记载的口述。这可能是我们长期以来强调田野考察的重要原因，希望能从田野考察的对读、比对中尽可能删去那些被人臆说或有意篡改的历史，在分清两种历史的界线下，尽可能减少作为文化的历史对作为科学历史的渗透。

作者：蓝勇 陈俊宇

来源：《江汉论坛》2019年第7期

选稿：耿 曈

编辑：耿 曈

校对：汪鸿琴

审订：宋柄燃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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