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无奈的功高震主：韩信打赢的每一场仗，都成了他的催命符

刘邦平常表现得豁达大度，尤其舍得以利禄诱人，必要时为了让将领们甘心为自己出生入死，甚至可以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大有与诸将共天下的气概。这是他与项羽的不同，也是项羽所不及之处。

彭城大败后，刘邦宣称谁若能助其力挽狂澜，击破项羽，他便把关东拿出来进行封赏，张良即刻向其推荐“灭楚三杰”即韩信、彭越、英布，他也马上接受了。此事传出，给“灭楚三杰”的心理暗示就是如果刘邦能夺得关东，便在关东进行分封，而他们三人则将可以按照功劳大小，在关东得以封王。

殊不知这不过是刘邦自觉到了山穷水尽之际，为对付项羽所设的权宜之计。从事后来看，刘邦虽然并不排斥分封制，但是他想实行的分封制乃是“家天下”的分封制，即分封同姓子弟为王用以拱卫刘家天下。至于异姓功臣，封王基本是做梦，最多可以考虑无独立领地的侯，但也只有他所认为的亲信才有此资格。

刘邦倚重“灭楚三杰”，想要靠他们扭转局面，但鉴于三人的本领在丰沛集团诸将之上，加之自己曾许下以关东为赏、裂土为王的承诺，故而刘邦在私下里又不由自主地将他们视为了自己“家天下”的潜在威胁与隐患。

毫无疑问，“灭楚三杰”战功越大，也就意味着距离他们希望兑现“关东之诺”的时间越近。“灭楚三杰”之中，韩信居于首位，“三杰”也以他的“野心”最大，瞄准的目标最高，一战未打，寸功未立，他就伸手索要汉军中的最高军职（大将军）。

在此后驰骋疆场的过程中，韩信的能力、战绩、声望更是持续飙升，仅京索之战一役便已技惊四座，换作他人，包括刘邦自己恐怕都难以取胜。刘邦一方面为韩信带头屡建奇功，使局面出现转机感到欣喜；另一方面，他对韩信的忌惮与戒惧，也在与日俱增。

京索之战后，为了解决后顾之忧，刘邦派韩信独当一面，指挥进攻魏国，同时又命曹参率部相从征战。要知道这时的曹参已贵为汉国的代理左丞相，让他充作韩信的部将，并以曹参军作为韩信军的主力，其中不乏对韩信进行防范监视和牵制的用意。

韩信提出“北方策”，请求由他开拓北方战场，刘邦深知其意义所在，遂派张耳带三万兵助其北上，而张耳的作用其实也跟曹参相似。韩信北上迅速就传出灭掉代国的捷报，刘邦欣喜之余，对于韩信锋芒毕露，越来越难驾驭的疑惧却再也掩饰不住了。于是便有了在韩信即将进攻赵国前夕，刘邦不但把俘虏的代军调往荥阳，连韩信军的精兵也一同调走的一幕。

即便在兵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韩信依然取得了井陉大捷，全取赵国。刘邦既喜又惊，然而接下来就是对韩信加倍的“惧”，因为他发现，韩信分明已具备了击破所有诸侯乃至他刘邦的能力。韩信请封张耳为赵王，此事如同火上浇油，必定会令刘邦私下恼怒不已。因为对于封立异姓王，他是非常排斥的，彭城大战后，为了控制住原韩国故地，迫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封韩王信（注意是韩王信，不是韩信）为韩王。问题是韩信在不预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出面提出请求，你若是不同意，张耳心里难免就会犯嘀咕，那不等于把张耳推到韩信一边吗？

张耳是刘邦为布衣时的老友，最主要的是，张耳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太大的能耐，所以刘邦也就只能这么想：封张耳总比封别人尤其是韩信强，既然在这件事上自己已经被韩信逼得进退维谷，倒不如干脆处理得漂亮一些，像封韩王信那样，再破一个例。

表面上，刘邦对于请封张耳为赵王未表示出任何异议，很快就予以批准，但背地里却是怒火中烧，当然主要是对韩信。在刘邦看来，他愿不愿意封王、封谁为王，那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权力，韩信竟然替他作主，这就已经触犯了君臣关系之大忌。韩信请封张耳为赵王，究竟是什么目的？欲以此事拉拢张耳尚在其次，他这么做，难道不是在为自己裂土封王打前哨吗？毕竟大家都知道，张耳是跟在韩信后面“捡”战功的，以功劳而论，远远不及韩信，张耳能封王，韩信自然更有理由封王。

由于当时仍需集中精力在正面战场与项羽角逐，刘邦选择了暂时隐忍，巧妙转圜，直到正面防线完全抵御不住，先丢荥阳，两失成皋，他才通过“夺印窃符事件”来了个大爆发。

就军情而言，刘邦在大败之后溃不成军，如果不从韩信这里调兵，实难在短时间内重整兵力，再组防线。不过若仅止于此，也就只是把上次抽兵的流程重复一遍而已，既不足以发泄刘邦胸中蓄积已久的怒气，也不能像他自己所设想的那样，起到整治和敲打韩信的目的。还有，韩信不战而取燕后，他所拥有的战绩以及在军中的威望，较之以往又上升了一个台阶，那他会不会以需要防守赵燕之地以及即将攻齐国为由，拖延甚至拒绝调兵？如此一来，便很可能给人一种他刘邦老打败仗，败了就来调兵，但想调又调不出来的印象，不仅有损刘邦对内对外的形象和威望，还无形中又抬高了韩信，进而壮大他与刘邦相抗衡的胆量和实力。

刘邦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夺印窃符事件”说白了，就是他故意打破正常办事程序，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不是权术家

关于韩信被刘邦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夺军，一直有人表示怀疑，认为韩信善于用兵，他的军营不是应该戒备森严吗，怎么会让刘邦如此轻易地就得以夺印窃符？韩信军营疏忽大意到如此地步，着实令人惊讶，会不会是由于战事频繁，韩信难以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之故，抑或“史笔增饰”，写史的人夸张了？

也有人认为，韩信的军事才干，用兵是其长，治军是其短，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韩信疏于治军，持重不足。如果把他与以治军谨严、肃整难犯的西汉名将周亚夫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持此观点者还从史书中寻找论据，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韩信只言其如何善于用兵，而绝口不提如何治军；反之，在记述周亚夫时则再三言其如何持军坚重，却极少言其如何用兵。如此相映成趣，颇有意味，应系作者有意为之。

对于“夺印窃符事件”，最为权威的《史记》《汉书》均言之凿凿，毫不含糊，足以说明事件确实真实发生过，并非虚构，“史笔增饰”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韩信在进攻赵国前的那段时间，可能新兵较多，因时间紧迫又未能对他们进行充分训练。但背水一战，本身就极大地锻炼了

官兵的实战能力和纪律性，灭赵下燕后，韩军也终于进入一个难得的整军阶段，韩信应能腾出手来训练和提升自己的部队。至于说韩信疏于治军则更属无稽之谈。韩信自在汉中开始实施军制变革以来，即以秦军法对汉军进行训练，而秦军法在历史上素以严苛著称，有关军纪的规定非常详细且严格。

明代历史小说《西汉演义》，描写韩信被授予大将军职后，下车伊始便在军中张挂十七条军规，其历史依据即来源于此。殷盖在汉军中任监军，乃刘邦的至亲和心腹。韩信汉中整军，约定时间集合军队，殷盖违约午时才到，韩信立即下令将其斩首示众。刘邦得知，忙令郦食其前去说情，不想郦食其军中骑马亦违反军规，结果韩信不仅依军令斩了殷盖，还将郦食其的看马从人一并斩杀。

《西汉演义》中的这则故事，亦为韩信从严治军的一个写照。虽然故事内容和殷盖此人都不见于正史记载，应为作者虚构，但相应军规在韩信所申军法中都可以找到。《西汉演义》说韩信自执法斩殷盖后，韩信军“麾左则左，麾右则右，麾前则前，麾后则后······进退之有法，启闭之有路，旗帜严整，金鼓响应，规矩准备，毫厘不爽”。

对照韩信现实中指挥的一系列战役，破魏、下代、灭赵，韩信军确实都表现出极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试想一下，如果韩军做不到这一点，韩信又怎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进行精准的指挥调度，实现复杂的攻防和奇正转换？所谓《史记》不言韩信治军，亦难成为其疏于治军的依据。事实上，司马迁虽然着重强调的是韩信用兵之神，但也没有否认其治军之才，只不过在行文时做了详略处理而已。

重新回顾刘邦夺印窃符的过程，刘邦能够那么轻易地就长驱直入，夺符易军，可是韩信事先竟连一点儿消息都得不到，不是他治军有多大疏漏，而是他根本想不到刘邦会搞突袭，会以近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他。

韩信胸怀坦荡，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没有什么心机。同为兵家，张良在《太公兵法》中琢磨人心的复杂与深邃，韩信则只是把《孙子兵法》中的智谋与战术运用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不世出的军事家、战略家，韩信从来都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权术家，这使得他一方面极善用兵、敏于对敌，另一方面却不知如何自全、疏于防内。与此同时，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建功立业愿望的逐步实现，也使韩信注意不到刘邦对他的一些态度变化和反常举动，即使伐赵前刘邦抽调其精兵之举，他也只会单纯地从军事意图上进行揣测，而不会往其他方面多想。

与之相反，刘邦貌似宽厚大度，实质猜忌心甚重，就算是丰沛集团中与刘邦相交最厚的萧何，也屡屡受到其猜忌，更不用说韩信了。事实上，从让韩信独自领兵开始，其部队编组、部将和副手的配置等都由刘邦一手完成，以至于韩信手下几乎是刘邦的亲信，其防范之严，可见一斑。

汉军总部还有护军。护军对外的任务是派遣间谍，搜集情报，对内的职责就是代表刘邦监视他的所有部属。身任护军中尉的陈平，系护军总头目，他直接接受刘邦的指令，只对刘邦一人负责。有陈平在，刘邦对韩信的情况了如指掌，韩信何时作息，他休息后部将的排班顺序如何，乃至帅印兵符放于卧室的哪个位置，他都一清二楚，这才有了“夺印窃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