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农信联社的“风险雷区”：不良压不住、治理改不动，五年了。

作为河北省农村金融体系的核心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河北农信”）截至2024年末已形成覆盖全省4600余个网点、管理资产规模超2.6万亿元的经营格局，承担着全省70%以上的县域涉农贷款投放任务。然而，与全国农信系统改革进程相比，河北农信的改制工作推进相对滞后。据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基本完成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的任务，而河北仍有部分市县级农信机构未完成改制。这一改革时差不仅使河北农信自身面临多重风险累积，也对农业大省的“三农”金融服务供给产生了现实影响。

一、风险暴露：改革滞后下的多重挑战从监管处罚与行业数据来看，河北农信近年来的风险问题主要集中在资产质量、公司治理及合规经营三个维度，且与改革进程缓慢存在直接关联。（一）资产质量：不良处置压力与结构型风险并存根据河北银保监局2024年四季度银行业监管指标显示，全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18%，较年初下降0.08个百分点，但农信系统的不良贷款处置压力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一方面，历史遗留不良形成“硬包袱”——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气污染治理等政策推进过程中，部分县域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关停退出，导致相关贷款形成不良。据河北省联社2023年年度工作会议披露，全系统需化解的历史不良贷款余额超300亿元，其中2018年前形成的不良占比达62%，清收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新增不良呈现“季节性+行业性”特征：农业生产受自然风险影响大，2023年河北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导致涉农贷款不良率环比上升0.23个百分点；县域小微企业抗周期能力弱，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批发零售、制造业等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较2022年上升0.17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监管部门在2024年现场检查中发现，个别农信机构存在“以贷收息”“重组贷款掩盖风险”等问题。例如，某县级联社通过续贷、展期等方式延缓不良暴露，导致部分贷款实际逾期超90天仍未纳入不良统计，这类隐性风险进一步增加了资产质量的透明度隐患。（二）公司治理：股权结构与内控机制的双重短板河北农信系统长期存在的股权结构问题，成为制约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据河北省联社2024年披露的股权信息，全系统自然人股东占比达83.5%，其中持股金额5万元以下的小股东占比超70%，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足；同时，部分县域机构存在“单一股东持股超5%”的情况，个别机构甚至出现“大股东操控信贷审批”的现象。这种“分散化+局部集中”的股权结构，导致“三会一层”（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制度难以有效发挥作用——2024年某农商行因“董事会决策程序不合规”被罚款50万元，正是法人治理失效的典型案例。此外，内控机制漏洞在监管处罚中多次显现。2024年，河北农信系统共收到金融监管总局及其分局罚单113张，合计罚款金额1132.3万元，其中87.5%的罚单涉及“反洗钱违规”“信贷三查不到位”等内控问题。例如，辛集农商行因“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大额交易漏报”被罚246万元；元氏农商行因“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被罚140.7万元，3名相关责任人被追责。这些案例反映出部分机构在合规文化建设、关键岗位制衡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三）转型发展：科技与人才支撑能力不足在金融数字化转型浪潮中，河北农信的科技投入与应用水平滞后于行业平均。2023年全系统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1.8%，低于全国农信系统平均2.5%的水平；线上业务替代率为62%，较国有大行（90%以上）存在显著差距。科技支撑不足直接影响风险防控效率——反洗钱监测仍以人工排查为主，智能风控模型覆盖率不足30%，导致部分可疑交易未能及时识别。同时，人才结构失衡问题突出：全系统近5万名员工中，金融科技、风险管理等专业人才占比仅为8.7%，且35岁以下青年员工占比不足40%，人才断层现象对改革转型形成制约。

二、改革迟滞的核心症结：三重矛盾交织河北农信改革进展缓慢，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历史包袱、体制机制、外部环境”三重矛盾相互交织的结果，形成了改革推进的现实阻力。（一）不良处置与资本补充的“循环困境”改制为农商行的核心前提之一是达到“不良贷款率低于3%、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5%”的监管标准。但河北农信部分县级机构目前不良贷款率仍高于5%，资本充足率不足8%，需通过不良处置与资本补充双管齐下。然而，现实矛盾在于：一方面，不良处置渠道有限——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农信改革的额度在2024年已使用完毕，AMC（资产管理公司）对县域农信不良资产的收购意愿较低，2023年全系统批量转让不良资产仅15亿元，占需处置不良的5%；另一方面，资本补充难度大——县域农信机构盈利能力较弱，2023年部分县级联社净利润不足千万元，难以通过利润留存补充资本；战略投资者因担忧不良风险，对入股农信机构持观望态度，2024年仅有3家县级机构成功引入外部投资者，募集资金合计不足8亿元。（二）省联社定位与县域法人自主权的“博弈平衡”农信改革的关键议题之一是省联社职能定位。目前，河北农信仍实行“省联社-县级法人”的两级管理体制，省联社承担着行业管理、风险处置等职能。但在改革推进中，出现了“省联社统筹协调”与“县域法人自主决策”的博弈：一方面，省联社希望通过市级统一法人改革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如邯郸、衡水等地试点组建市级农商行，但部分县域机构担心失去法人地位后，信贷审批、利润分配等自主权受限，改革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县级法人机构之间发展差异大，石家庄、唐山等经济发达地区农信机构资产质量较好，改制意愿强，而张家口、承德等欠发达地区机构则面临更大的不良处置压力，改革进度滞后，这种“区域不平衡”进一步延缓了全省改革进程。（三）监管整治与改革推进的“节奏协同”2024年，监管部门对河北农信系统开展了“合规提升年”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信贷违规、反洗钱漏洞等问题，这一举措对规范经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机构将精力集中于“被动整改”，而非主动推进改革。例如，某县级联社在收到罚单后，暂停了部分创新信贷产品的试点，导致服务“三农”的新产品推广滞后。此外，跨部门监管协同有待加强——金融监管总局侧重机构合规监管，央行侧重支付结算与反洗钱检查，地方政府负责风险处置协调，三者在改革目标、进度要求上的衔接不够紧密，未能形成推动改制的合力。

三、对三农金融服务的现实影响：供给能力与需求的错位河北作为农业大省，2023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8200亿元，乡村振兴对金融需求旺盛。但河北农信因风险压力与改革滞后，在服务“三农”过程中出现了“供给能力不足”与“需求升级”的错位现象。（一）基础金融服务覆盖：偏远地区“最后一公里”承压农信网点是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的主要载体。但2023年以来，部分县级农信机构为控制成本，优化网点布局，关闭了15个偏远乡镇网点，导致这些地区出现“取款难、转账难”问题。例如，保定望都县某村原有的农信便民服务点撤销后，村民需前往5公里外的乡镇网点办理业务，给老年人等群体带来不便。尽管河北农信推进了“线上服务下乡”，但农村地区60岁以上人口中，仅35%使用过手机银行，基础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仍面临挑战。（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匹配度不足”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对“大额、长期、便捷”的信贷需求激增。但河北农信受风险管控限制，仍以“小额分散”的传统信贷模式为主。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2024年调研数据，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平均融资需求为80万元，而农信社单户贷款平均额度仅为35万元，且审批周期长达20-30天，难以满足规模化生产需求。某蔬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表示：“申请100万元大棚建设贷款，需提供土地经营权抵押+保证人担保，最终仅获批50万元，资金缺口只能通过民间借贷弥补，融资成本增加了3个百分点。”（三）乡村振兴重点领域：信贷投放“意愿偏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等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具有“周期长、回报慢、风险分散”的特点，需要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但河北农信因资本实力不足、风险偏好偏低，对这类项目的投放意愿较弱。2023年，全系统投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的贷款占涉农贷款比重仅为28%，低于全国农信系统平均35%的水平。例如，某县农村公路改造项目需融资5000万元，农信社仅参与授信1000万元，其余部分需依赖政策性银行支持，反映出商业性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