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之子：父亲是遵义会议唯一支持博古的,但他知错能改不搞阴谋

1955年3月23日破晓时分，北京西直门医院的走廊寂静无声，病房里传出轻轻一句：“爸，别累着。”声音来自何明。病床上的凯丰胸口起伏微弱，这位年仅四十九岁的中宣部副部长，生命正滑向终点。医生记录完脉搏离开，房门合上，尘封多年的往事却在何明脑中翻腾——父亲曾在遵义会议场内孤身为博古辩护，也曾在随后的炮火与辩论中迅速转向正确道路。

时钟拨回1906年，江西萍乡一户矿工家庭添了男丁，取名何克全。幼时肺疾缠身，却挡不住对新思想的好奇。青年时代，他参与学生运动，枪声、标语与会场激辩，塑造了刚强性格。到1925年广州农讲所旁听时，同学们直呼“那个瘦高个有股倔劲儿”，他听得暗暗发誓要闯出名堂。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决定送一批骨干去莫斯科，何克全榜上有名。船抵海参崴那天，乌云厚重，他在甲板上写下化名“凯丰”二字——凯歌而归、五谷丰登，愿景清晰而朴素。在苏联列宁学院，他与博古同窗，因辩论社的激烈提问被戏称“半个布尔什维克”，也因此进入“二十八个半”的名册。

1931年冬，凯丰回到上海，直接被安排进团中央。那时白色恐怖仍笼罩街头，夜半转移成常态，但青年组织的刊物却一期接一期出街。有人感叹编辑部像打不垮的铁皮箱，实际上离不开凯丰领头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不久，中共中央迁往瑞金，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对于这一任命，周恩来评价“年轻，有火力”。然而火力并不只体现在文字。在中央苏区反“围剿”过程中，凯丰经常随部队到最前沿，了解青年的实际需要，一度被误认为军政干部。

1934年10月长征开启，凯丰作为中央代表随红九军团行动。军团长罗炳辉粗声大嗓，政委蔡树藩心思细密，凯丰与两人配合默契。行军路上，他随身携带的一本旧俄文教材被调侃“磨得像牛皮糖”，却始终不肯丢弃——他信奉“理论装在身上，战斗便有方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夕，连夜的雨水浸透青石板。会上，大多数同志炮火集中在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凯丰却起身提出“让事实说话，个人得失靠后”。紧接着一句“毛主席打仗只会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会后，聂荣臻私下提醒他“情急伤人”。凯丰摇头：“只盼同志们冷静。”

很快，四渡赤水的机动作战令质疑者闭口。凯丰目睹毛泽东指点江山，心中旧想法坍塌。他没有自我辩解，而是主动撰写《再议军事指挥问题》，明确支持中央新方针。这份手稿被装进牛皮纸袋送到前线指挥部，罗炳辉读后只说一句：“痛快！”

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提出南下，凯丰再次站在北上队列。他将夜谈记录整理成三篇社论刊于《红星报》，逻辑清晰，数据详实，张国焘阅后恼怒：“是何克全又在作对。”此事多年后仍让张国焘耿耿于怀。

1936年红军抵陕北，形势骤变。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需要一位熟悉宣传战又能直面复杂局面的助手，凯丰奉命南下，出任中宣部代理部长。就是在这一阶段，他同吕骥联手写出《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日后成为无数军校课堂必背口令。

武汉会战期间，他以长江局常委身份处理情报与舆论，同周恩来协调国共关系。张国焘秘密出逃，中央电令保持克制，凯丰奉命起草对外口径。“叛徒”一词被他删去，改作“自行离队”，周恩来点头：“恰到好处”。

1940年春，陕北的寒风仍刺骨，凯丰回到延安。正是这一年，文艺政策急需统一，毛泽东与他连夜商议，决定召开座谈会。邀请函署名“毛泽东、凯丰”，一时轰动窑洞。会上讨论激烈，作家萧军脱口：“文艺不能只当宣传工具！”凯丰回应：“宣传若无艺术温度，只剩口号。”语锋犀利却不失谦逊，赢得掌声。

1945年党的七大，由于历史包袱，凯丰未能进入中央委员名单。毛泽东多番斡旋仍无果，私下对同志说道：“此人有短处，却能知耻后勇。”这句评价后来为干部培训教材所引用。

抗战胜利后，东北局急缺宣传干部，凯丰受命北上。沈阳机场仍残留硝烟，他一落地就筹建《东北日报》。纸张短缺，他让编辑部把边角料拼成号外，站在街口亲自散发。创刊社论手笔老辣，既强调苏联援助，又提防外来干预，显示充足国际视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凯丰担任沈阳市委书记。城市百废待兴，他提出“工人午间十分钟收听广播学习”办法，后来被总工会推广。不得不说，这种结合工人作息的宣传手段，颇具实操价值。

1952年，身体持续恶化的凯丰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午后的办公桌上常摆两瓶药，一瓶止咳，一瓶止痛，同事劝他休息，他只回两字：“快写”。那年冬天，他主持修订《青年团宣传提纲》，加进“独立思考”四字，不少人至今记得。

遗憾的是，病魔没给他太多时间。1955年春，肺病与胃出血交替折磨，最终使他撒手人寰。军委致唁电称其“政治坚定，作风坦荡，闻过即改，终身无私”。

2006年8月，人民大会堂举办凯丰诞辰百年座谈会。何明发言简短：“父亲曾犯错误，但转身最快。知错能改，不玩阴谋，这四句，是他留给后人的资产。”掌声久久不断。

如今，《东北日报》的老社徽仍挂在沈阳档案馆墙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每天准时在军校操场响起。凯丰留下的，不只是一段个人传奇，更是坦诚与修正的范例，提醒后来者——错不可怕，怕的是无勇气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