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犹太复国运动在选址上并非别无选择。20世纪上半叶,已决定支持犹太复国的英国,曾提出过多个备选方案:阿根廷、东非、澳大利亚,甚至中国东北,都曾被纳入考量。但无论选择何处,若在某一地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都可能面临与当地原住民的矛盾,既然冲突难以完全避免,且需依靠犹太民族自身与原住民协调,那么选择最能凝聚犹太民族共识的方案,便成为关键。因此,以耶路撒冷为核心的"应许之地",最终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核心选择:唯有从宗教典籍与历史记忆出发,才能凝聚以宗教文化为重要身份标识的犹太群体,进而动员全球犹太人参与到建国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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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中国人拿出一本《山海经》,并以此为证据称全世界都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时,无论谁都会觉得这过于离谱。然而,犹太人依据2000多年前成书的《希伯来圣经》,经过数十年推动,最终在历史上与犹太民族有渊源的土地上建立了国家。深入梳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犹太民族的建国诉求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考量。
巴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冲突,常被关联到犹太人对应许之地的追求,但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序幕。从历史维度看,今日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关注,根源在于公元前11世纪犹太民族曾在此建立以色列王国。从现代视角回溯,以色列王国及其后续政权虽在近10个世纪中控制过耶路撒冷及周边领土,但当时犹太民族的实力有限,即便拥有自己的政权,既无法实现领土扩张,还需时不时屈服于周边强权;且公元前的巴勒斯坦地区并非犹太民族的唯一聚居地。据犹太史料记载,以色列王国的建立,正是通过击败非利士、摩押、以东、亚扪等当地族群政权实现的。
罗马帝国崛起后,这片地中海东岸的土地毫无悬念地被征服,沦为罗马治下的犹太行省。此后几次未遂的叛乱,让罗马帝国丧失了管理犹太社区的耐心: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许多人更被直接驱逐出古犹太国领土。自罗马帝国这一决定实施起,犹太民族开始了长达千年的流浪,巴勒斯坦地区也与这个古老民族逐渐分离。在之后的2000年里,阿拉伯人、欧洲十字军、土耳其人乃至蒙古人,都曾先后成为耶路撒冷的管理者。由此可见,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地区自始至终并非由犹太民族单独掌控,因此现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领土变动,不能简单定义为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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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犹太民族拥有一个特殊的文化纽带,他们将对耶路撒冷的情感与所有权,以文字形式记录在宗教典籍中,这成为其重要的精神符号。从史实来看,犹太民族虽曾在地中海东岸建国,但古代犹太政权统治的最大疆域,其实并未超过今日以色列的版图。然而,当现代犹太复国运动兴起时,其诉求远不止恢复古代以色列王国的领土范围。
今日犹太民族选择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一个重要原因与《希伯来圣经》中的两段记载相关:第一段出自《创世记》第十二章,提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即上帝将某片土地赐予犹太人的祖先;第十五章则进一步描述应许之地的范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希伯来圣经》不仅是犹太教的核心典籍,也是基督教《圣经·旧约》的重要来源,因此这一表述在西方世界具有较高的文化认可度。也正因此,当犹太复国主义者重拾这一文化符号时,一个更宏大的建国计划逐渐形成。
《希伯来圣经》中应许之地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所谓埃及河通常被认为是尼罗河,而幼发拉底河则流经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两条河流之间的土地分属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埃及等多个国家,总面积远大于巴勒斯坦地区。在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认知中,这片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广阔土地,都是上帝许诺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今日巴勒斯坦地区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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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结果来看,这一选择确实推动了以色列的建立与存续。如今的以色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常国家:该国推行全民兵役制,女性也需服兵役。以色列人之所以能承受这种高压状态,核心原因在于他们眼中的守护目标,不仅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更是犹太教文化中上帝的应许之地。也正因如此,以色列在建国后多次卷入地区冲突,领土范围也发生了变动:尽管今日以色列的领土远未达到"应许之地"的记载范围,但相比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中的版图已大幅扩大。
现代以色列的建国进程,常被追溯至1917年英国发布的《贝尔福宣言》。但在宣言发布的1917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仅占当地人口的不到10%,所占土地也多为零散小块。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刚脱离奥斯曼帝国,由国际联盟委托英国实行委任统治,严格来说属于英国的殖民管辖范围。英国虽履行了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承诺,尊重犹太人在应许之地建国的诉求,却忽视了当地阿拉伯原住民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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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的犹太群体而言,英国的许可已是重要契机。此后,他们开始利用自身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推动犹太国家的建立: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犹太人加速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并凭借相对更强的经济实力,通过合法途径赎买土地。以色列最终选择在1948年建国,而非1917年,核心原因在于1917年时,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口、土地与经济实力,均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经过30年的积累,当地形势才发生转变。
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口占比已超过30%,合法拥有的土地也达到当地总面积的20%。尽管阿拉伯人仍是当地的主流族群,但在国际话语权层面,阿拉伯世界当时远不及犹太群体。在具备一定实力基础后,以色列人趁着英国委任统治即将结束,将独立建国的提案提交至联合国。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以色列极为有利: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引发全球同情,且犹太人在美苏两个大国国内均有一定的影响力。最终,联合国通过了1947年分治方案,规定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分别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获得了55%的肥沃土地,且领土可连成一片;而占人口三分之二的阿拉伯人,仅获得45%的贫瘠土地,且这些土地被分割为三个互不相连的区域。
该方案通过后,阿拉伯世界一片哗然,没人想到曾遭受迫害的犹太群体,在建国诉求上会采取如此强硬的立场。于是,在英国结束委任统治的同时,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便爆发了冲突。此后的五次中东战争,背后既有领土争端,也有民族与宗教矛盾。以色列深知,自身的建立源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应许之地"的文化符号,仍是国家凝聚的重要纽带;但自十字军东征后,阿拉伯人已在这片土地上统治了近1000年,因此以色列若想在中东立足,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难以完全避免,这也使得冲突与领土议题,成为以色列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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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犹太民族在应许之地以外的领土扩张意愿相对克制。例如在俄罗斯的犹太自治州,犹太人占比仅为4.2%,甚至低于当地乌克兰人的比例。但这种克制的背后,是他们对应许之地的特殊情感。1947年分治方案虽已明显偏向以色列,但其并未满足于这一版图。建国后,以色列几乎从未停止以"应许之地"为核心的领土诉求,最典型的便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击败埃及后,以色列占领了面积比巴勒斯坦地区还大的西奈半岛,核心原因便是西奈半岛被部分人视为应许之地的一部分,属于理应收回的故土。
后来以色列之所以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并非大发善心,而是当时无法在军事与治理上实现对该地区的完全控制。而对于能够实际掌控的领土,如巴勒斯坦境内阿拉伯人聚居的部分区域,以及以色列与叙利亚边境的戈兰高地,一旦确立军事优势,以色列便不会轻易放弃。对以色列人而言,应许之地的文化信仰,是支撑他们在阿拉伯世界夹缝中存续与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以色列之所以能站稳脚跟并实现领土扩张,也与其背后的国际支持力量有着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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