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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宇航局(NASA)发布了一则关于“在火星样本中发现可能与远古生命相关的迹象”的消息,再度点燃了公众对“火星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命题的热议。
尽管舆论场一片喧嚣,但这一发现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确认地外生命”仍有巨大鸿沟。回顾过去十余年,NASA在火星探索项目上的投入已接近千亿美元规模,从2011年的好奇号登陆,到2020年的毅力号启程,虽历经多次任务迭代,却始终未能将任何一份完整的火星岩石样本送回地球进行深度分析。
为何巨额资金与长期布局仍难突破关键瓶颈?而中国航天在此类议题上的研判又为何能直击要害,精准指出美国深空探测体系中的结构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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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毅力号于火星杰泽罗撞击坑内的内雷特瓦河谷区域,识别出一类表面布满毫米级灰白色斑点的岩层,其外观宛如披上了一层“豹纹”。后续成分检测显示,这些斑点主要由两种含铁矿物构成——磷铁矿和硫铁矿。
单从地球类比角度看,这两种矿物的确具备一定的生物学联想空间:磷铁矿常见于沼泽沉积环境,通常与有机质分解过程相关;而硫铁矿更为特殊,部分化能自养微生物可通过氧化岩石中的硫、碳、磷元素获取能量,在代谢过程中生成此类矿物副产物。
NASA据此提出假说:这些矿物特征或许是数十亿年前火星微生物活动遗留下的间接证据。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类矿物并非生物独有的“身份证”,非生命地质过程同样可以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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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火山喷发后的高温热液系统、酸性温泉流经基岩区域,均能形成类似的矿物组合。即便如此,NASA目前尚未掌握内雷特瓦河谷曾存在高温或强酸性环境的确凿证据。
但“未发现”并不等于“不存在”——火星经历了长达四十多亿年的风化侵蚀与频繁陨石撞击,大量原始地质记录早已被抹除或掩埋。今日未能观测到的痕迹,未必未曾存在于远古时期。
按照NASA自身制定的地外生命探测标准体系,此次发现仅处于第一层级——即“检测到潜在信号”,尚不足以归类为“疑似生物标志物”,更远远达不到“确证生命存在”的科学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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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完成验证链条。要将“可能的生命痕迹”升级为“可信的生命证据”,至少需跨越四道科学关卡,而当前NASA在这四个方面皆无实质性进展。
首要步骤是彻底排除非生物成因的可能性。这不仅要求确认该区域未曾经历高温热液或酸性流体作用,还需排查其他可能引发类似化学反应的机制,例如远古地下水循环是否可能导致矿物沉淀?火星早期是否存在周期性湿润-干燥交替过程,从而促发此类结晶?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对河谷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的地层结构开展高分辨率三维测绘与多点采样分析。然而毅力号作为一辆移动平台,活动半径受限,携带的钻探设备只能获取极少量表层样本,根本无法支撑全面系统的地质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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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障碍则是样本返回环节,这也是整个探测链条中最核心也最棘手的一环。尽管毅力号被称为“可移动的行星化学实验室”,但其工作环境极端恶劣。
火星昼夜温差可达80摄氏度以上,白昼阳光直射使仪器外壳升温变形,夜间低温导致金属部件收缩开裂,加之持续不断的宇宙射线轰击与沙尘覆盖,严重削弱传感器灵敏度与稳定性。
其所搭载的X射线岩石化学分析仪(PIXL),其检测精度尚不足地球顶尖实验室同类设备的十分之一。对于有机物浓度低于10ppm(百万分之十)的样本,几乎无法有效识别,而地球实验室则可精确捕捉低至1ppm的微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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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若想深入解析这些矿物是否承载生命信息,唯一可靠途径便是将原始样本运回地球,在受控环境中使用高倍电子显微镜、同位素比值质谱仪等大型精密设备进行交叉验证。
然而NASA规划已久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MSR)早已陷入技术僵局:从火星地表自主发射上升飞行器、在深空轨道实现无人航天器自动对接、再将密封容器以第二宇宙速度安全再入地球大气层——每一项都是当前航天工程的极限挑战。
截至目前,该项目仍未形成成熟可行的技术路径,既无可靠的发射载具方案,也缺乏经过验证的交会捕获机制,甚至连最终预算都未能锁定。谁也无法预估这些珍贵样本究竟何时才能踏上地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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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存在一个常被忽视却极为致命的风险——样本污染问题。地球上的某些极端微生物具有惊人耐受力,如耐辐射奇球菌可在高强度伽马射线下存活,某些嗜热菌甚至能在高压高温灭菌条件下残存。
即便探测器出厂前经过严格消毒流程,仍难以保证完全清除所有微生物孢子。一旦这些地球生命随火星车抵达目标区域,并附着于采集样本之上,后续在地球实验室检测出的“生物分子”或将引发误判。
历史上所有深空探测任务中,从未实现过绝对无菌状态。中国航天在相关学术研讨中明确指出这一“验证盲区”:当样本本身的洁净性都无法确保时,“火星生命”的结论自然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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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NASA并非没有前车之鉴。2011年发射的好奇号,原计划降落在盖尔撞击坑,科学家推测此地曾为古代湖泊或浅海环境,极有可能保存有机遗迹。
然而好奇号在此驻留多年,仅检测到微量复杂有机分子,且未发现任何明确的矿物学或形态学层面的生物成因特征,整体成果远低于预期,相当于一次高成本的“探索试错”。
此后任务重心转向杰泽罗撞击坑,原因在于轨道遥感数据显示该区域存在明显的三角洲沉积构造——意味着远古时期可能存在河流注入湖泊的过程,湿润细粒沉积物更利于封存并保护微生物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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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力号此次能够识别“豹斑岩石”,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选址策略的调整。但这反而暴露出一个深层问题:NASA的火星探测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前端激进、后端脱节”特征——热衷于选择高关注度目标、发布吸引眼球的初步数据,却未能构建起贯穿始终的闭环技术能力。
中国航天专家在评估该现象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深空生命探测绝非“拍到一张奇特照片就宣布突破”,而应建立完整的“探测—采样—返回—验证”科学闭环。当前NASA的根本症结在于“前端舍得砸钱搞探测,后端却迟迟建不起闭环支撑”。
以火星采样返回为例,所需的大推力地火发射系统、深空自主导航与对接技术、超高速再入防热结构设计等,均为尖端工程难题,必须依赖长期研发投入与冗余测试积累,而非靠概念宣传或媒体造势所能替代。

近年来,NASA将过多资源倾斜于制造社会热点与政策叙事,反而在关键技术攻关方面进展迟缓,部分子系统甚至出现反复推倒重来的情况,严重影响整体进度。
再看验证逻辑本身,中方提出的“双因素证明原则”被视为基本底线:一方面需要矿物分布、化学异常等“间接指标”,另一方面必须辅以微生物代谢残留物、细胞壁结构痕迹等“直接证据”,同时排除所有非生物路径的合理性。
而NASA目前连最基本的“非生物成因排除”都未完成,便急于对外释放“潜在生命特征”信号,显然违背了天体生物学应有的审慎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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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维度——科学仪器的实际效能。火星表面运行的设备面临多重严苛条件:剧烈温度波动、持续电离辐射、频繁沙尘暴侵袭,这对电子元器件与光学镜头构成持续损耗。
毅力号所搭载的分析装置虽代表当前小型化技术巅峰,但从本质上看仍属于“现场快速筛查工具”,与地球实验室中占地数百平方米、配备超导磁体与真空系统的高端质谱平台不可同日而语。
举例而言,地球实验室可通过串联质谱技术精确解析有机分子的具体构型,判断其是否具有手性偏好(生命特有属性),而毅力号仅能粗略判定“存在碳氢化合物”,无法区分其来源是生物过程还是单纯的地质合成。
归根结底,NASA在火星探测上遭遇的瓶颈,并非源于方向错误或技术空白,而是缺乏系统性的“闭环科研思维”。投入数千亿美金用于前沿探测,却在样本回收、污染控制、跨学科验证等决定成败的关键节点上接连失守。
每当发现一丝模糊信号便迅速推向公众视野,看似推动科学传播,实则透支了项目的公信力,也掩盖了背后技术链条断裂的真实困境。
中国航天所揭示的,正是这种“重传播热度、轻科学落地”的结构性弊端——行星探索不是追逐流量的新闻事件,而是一项需要稳扎稳打、环环相扣的超级系统工程。
从选址依据到采样策略,从返回路径到地面分析,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经得起时间与逻辑的双重检验。
唯有真正建立起完整、可靠、可重复的“探测—验证”闭环体系,才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向全人类宣告:“我们找到了火星生命的答案。”
那一天不会属于急于求成者,只会降临在那些始终坚持严谨、尊重规律、一步一个脚印前行的探索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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