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开原创】给自己以更多柔软（刘日龙）

□文/刘日龙

2024年4月，大学同学曾桂约我来到吉安市万安县的高岭宿集民宿，同行的还有他的好友江龙等人。我们准备在这里住上几天，共同审读他的一部书稿 《与自己和解》。

曾桂比我年长一岁，一直以来，我对他都怀有敬重之情。这份敬重，主要源自钦佩他对事业的执着。曾桂大学毕业后，先分配在一所省级重点中学任教，教学成绩有目共睹。后来他响应当地政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创办了一所民办学校。事业背后，付出的是巨大的艰辛与努力。作为他的大学同学，我在为他的成功深感高兴的同时，更钦佩于他骨子里的倔强。

我对曾桂的钦佩，还在于他在处理大量烦琐事务之余，一直保持着对写作的热爱。记得还是在2015年前后，我就从杂志上读到过他的几篇散文，其时我正处于创办公益文学微刊《路开文化》初期，于是向他约稿，刊发了他的数篇作品。但不久，他不再给我发稿了，我以为是他学校事情太多，精力安排不上，暂时搁笔了，加上微刊逐渐有了起色，来稿日多，于是未再向他要稿。

一晃，差不多八九年过去。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其实这些年来曾桂根本没有搁笔，而是在悄无声息地一边整理过去写的文字，一边加紧写作新的篇目，以至于最终累积成数量可观的作品。也终于等到今年年初，他在这些作品基础上精心挑选出一百篇汇集成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要给自己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办好一所学校已然是不容易的事，而写作又是件苦差事，曾桂愿意苦上加苦，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细读收录进本书的作品，我的最大感受有三：内容真实、叙事平实、批评据实。

先说内容。在这些作品里时间跨度大，上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他出生，一直到当下岁月，凡五六十年光景。所涉内容既有他少时家庭变故、求学生涯，大学毕业初涉社会、创办事业等情景回顾，也有他经营家庭、事业际遇、社会交往、旅痕心迹等生活记录。字里行间，人是真人，事是真事，不回避事实本身，不隐饰个人实时的本真感受。

我以为，这样的写作是有意义的。一者，它解决了我们普通写作者常觉得没什么可写的问题。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个个生活片段构成的，把这一个个片段记录下来，就是一个个独有的写作题材，就是一个个可资咀嚼的故事。二者，真实的就是历史的。个人小命运，社会大命运，真实的个体经历，其实就是历史的缩影。正如通过本书的一个个故事的真实记录，我们可窥见20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时期，以及特殊十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等一系列中国历史进程，是如何体现在作者身上，给他打下深刻烙印的。让普通人的故事反映出历史背景，我们的写作才有了社会属性，有了我们致力于文字呈现的个人追求与价值。这也应该是成为我们愿意写作的最大内在动力。

真实的内容还要用真实的手法去表现。最真实的表现手法，我以为就是平实，凡人物活动、细节刻画、情感表达等，均不需过多修饰和渲染，力求准确、凝练、生动则好。曾桂性格内敛、做事务实，文风也如是，反映在他作品里的叙事何其平实，随处可见，有些平实甚至是直击心底的。

比如在开篇《父母婚姻》一文里，作者写到小时的自己，“尚在襁褓之中父母就离了婚”，生母离开了他，但因为同在一个地方生活，“难免跟她不期而遇”“她有时会拿一些小点心递到我的跟前来，那东西对我是很有诱惑力的，我虽然很想接过来，可我终究不敢，父亲严厉的警告在我耳边响起。我把手反放在后背，再往后退几步，否则她会塞到我手里来，那样我是难于拒绝的。停留片刻随即逃离她，远远地停下来，抹去嘴角流下的口水。”在这里，记述是冷静的，感情是压制的，但予人的冲击力却是震颤的。这便是平实的力量。

再比如《搬家》，作者记述了自己4次搬家的经过：“第一次乔迁是20世纪90年代初从学校宿舍搬到妻子的单位公寓”“第二次乔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次乔迁是买了一套新建的小区里的商品房”“2021年我在另外一个新小区买了房”。对每次搬家叙事的提头话，作者都仅仅是寥寥几笔，并未对相关背景作更多的交待甚至铺陈，但从中，我们又何尝体会不到这其间深藏的社会发展的波澜壮阔，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平实是有张力的，我们的写作尤其是叙事式写作，当以平实说话为基本遵循。普通人的生活本身则为平常实在，我们的文字要与生活相吻合。

《与自己和解》一书作者曾桂

作者的这本书里，还有不少篇目涉及社会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鲜明个性。这类作品不太好写，但作者显然作了自觉处理，即让事实本身说话，“据实”而为。比如在《讨论安装电梯》一文里，针对“好事难办”现象，作者并没有对反对者作更多主观评断，而是把反对者们当初发在业主微信群的十数条反对意见，原原本本作出引录，交由读者自己去体味。

再比如在《让人头皮发麻的事》里，作者写了两件事，涉及两个对象，对这两个对象，作者也未表现出更多的“是非”争论，而仅是陈述客观事实和记录他们的具体行为，甚至不惜以“自嘲”方式作结。这样的社会批评，是温和的，是善意的，不少还是能让人在忍俊不禁中读出一定的批评“美感”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自觉处理，保持了全书的整体叙事、记人风格。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初稿中，本来还有个别社会批评篇目，原本记述下来很有必要，但内容过于真实、敏感，基于一些实际考虑，作者最终作了撤换。我们理解和赞同作者的做法，毕竟，写作归写作，出书归出书，作者给本书定的内容总基调为“记述过往、珍惜所有、再向人生”，主旨为“与自己和解”。能把自己用心写下的东西“狠心”撤换，这本身就是与自己和解的真实践行。

（左起）江龙、曾桂、本文作者

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各人有各人的答案。于曾桂而言，我在他的这本书里，读到的是他内心的需要。他自己也承认，由于受自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他的性格很长一段时间“比较容易急躁易怒，对人不够宽容”，再加上事业路上经历太多，他太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让自己柔软下来，于是写作就成了他的不二选择。

当作者写下他的父亲既会“我要是做错了什么事，他就会破口大骂，骂得很是难听，甚至扇我耳光”，又会在“难得的改善伙食的机会”“这种时候父亲往往会让我代替他去吃饭，而这正是我所期盼的”，我们读到的是他对亲情的和解；当作者写下旅行路上所遇到的不少“糟心事”，但仍醉心于山水人文的大千世界，我们读到的是他对社会的和解；当作者写下一路走来历经困顿，却仍在学校师生集会活动上高唱《草原之夜》，我们读到的是他对生活的和解。

为事要直，为人要义，为心要软。通过写作，曾桂做到了。

吉安市万安县的高岭有大大小小的银杏树100多棵，其中树龄400年以上的有25棵，形成非常罕见的银杏树群，冬日时节，银杏叶金黄流彩，呈现出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人们目光。

4月的高岭，银杏树青色葳蕤，尚未斑斓，但它树身高大遒劲，又沐阳光雨露、听泉声鸟鸣、蓄日月精华，对这些富有养分又浑然于美好大自然的银杏树，我们没有理由不期待它的一次又一次壮观奔放。曾桂把他的书稿安排在这里完成定审，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想都是极为巧合的。“为情而造文”（刘勰语），因了内心有了更多的柔软，对曾桂的这部书，对他以后的写作，我以为同样值得期待！

2024年5月于江西赣州

（本文为作者对曾桂个人散文集《与自己和解》所作序言。曾桂《与自己和解》一书近期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供图日龙（路开文化）

刘日龙，1965年生，江西赣县人，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坚持业余创作，以亲情散文、小小说见长，作品散见各地报刊，著有个人散文集《永远的温馨》（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诗集《我问自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7月），与人合著《一生只做一件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4月）、《关爱与礼赞》《信仰的力量》《绽放》等纪实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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