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 4 月,莫斯科。40 岁的朱德抱着刚出生的女儿,给孩子取乳名 “四旬”,纪念自己中年得女的喜悦。
女儿刚满月,北伐战争的号角就响了。朱德没办法,只能独自回国。临走前,他看着襁褓里的孩子,没料到这一别就是 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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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的母亲贺治华不愿独自留在莫斯科。第二年,她把未满一岁、正生病的朱敏交给姨妈,让姨妈送孩子回成都外婆家,自己留在苏联寻新的生活。
从此,朱敏在成都小巷长大,成了别人口中 “没爹没娘” 的孩子。外婆从不多提她的父亲,直到某天街上贴出悬赏抓 “朱毛” 的布告,外婆才悄悄指着布告上的画像说:“那个姓‘朱’的,是你爹爹。”
那年朱敏 10 岁,心里一下子热了。“见爹爹” 成了她最迫切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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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朱敏。可外婆舍不得孩子走,只让他们带走一张朱敏的学生照,转交给朱德。
1940 年,国民党特务开始查朱敏的下落。姨妈为保护她,被特务抓走。姨妈一口咬定朱敏是自己的亲女儿,朱敏才暂时安全。
就在这危险时刻,邓颖超秘密到成都,把 14 岁的朱敏接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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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延安窑洞前。朱敏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父亲。她怯生生喊 “爹爹…… 爹爹……”,朱德一把将女儿搂进怀里。这位打了大半辈子仗的硬汉,当场红了眼眶。
团聚的日子很短,朱德总看着女儿瘦弱的模样叹气。那时中共中央正组织革命后代去苏联学习,考虑到延安条件苦,也想让女儿受更好的教育,朱德最终决定送朱敏去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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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 月 30 日,朱敏用 “赤英” 作化名,坐上去苏联的火车。临走前,朱德反复叮嘱:“到了那边要好好读书,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没人料到,这趟求学路,竟成了地狱生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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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刚到莫斯科,就因水土不服犯了哮喘,被送到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少先队夏令营养病。
可才过四个月,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突然偷袭苏联。夏令营的平静被炮火打破,14 岁半的朱敏和其他 20 多个国家的孩子,一起成了德军的俘虏。
德军问她的身份,朱敏想起父亲的叮嘱,立刻说:“我是中国老中医的女儿,来苏联治病的。” 这个谎,她守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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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两年,朱敏被关在明斯克当地的囚营。1943 年 8 月,德军因国内缺劳动力,把满 14 岁的她和另外 5 个女孩赶上闷罐车,送到德国东普鲁士的集中营。
德军像赶牲口似地把囚犯往车厢里塞,朱敏后来回忆:“人挤人,一个贴一个,连转身都不行。” 车厢里的汗臭味、尿骚味,不到一天就呛得人喘不过气。
路上,朱敏发起高烧,浑身滚烫,却不敢出声。她亲眼见重病的人被直接扔下车,不管死活。
迷迷糊糊中,一只粗糙的手悄悄递来水。是个被俘的苏联红军,他压低声音说:“孩子,一定要活着,就算像牲口一样也要活!活着就是赢,你爹妈还在等你回家!”
这句话,成了朱敏撑下去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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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集中营,所有囚犯都被强行扒光衣服,换上满是补丁的囚服,个人物品全被没收。
在这里,朱敏每天要干 12 个小时的重活,搬石头、修铁路。稍慢一点,就会挨皮鞭。
吃的只有一小块发霉的黑面包,里面还混着沙子和木屑。她常饿得头晕眼花,却只能小口省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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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熬人的是精神折磨。几乎每天都能看见德军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枪声、惨叫声天天有。那些画面,像刻在她心里,忘不掉。
1944 年,朱敏的脖子得了淋巴结核,溃烂的伤口流脓流血,糊住了衣领。按集中营的规矩,不能干活的囚犯会被直接杀掉。
幸好看管她的工头觉得她还能干活,就求德军给她 “治一治”。可所谓的治疗,根本是折磨:纳粹医生没打麻药,也没消毒,直接用手术刀在她溃烂的地方划开口子,硬把脓血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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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疼得浑身发抖,却死死咬着嘴唇不吭声。这场粗暴的 “手术”,在她脖子上留下了一辈子消不掉的疤。
为守住身份秘密,朱敏在集中营里几乎不说话,连中国话也不说。看守的人以为她是哑巴,有时故意找茬挑衅,她也不回应。
时间一长,她的说话能力快没了,再开口时,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有难友问她是哪里人,她只摇头。直到解放后,她才说:“我怕连累大家,更怕给爹爹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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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 月 30 日早上,朱敏和难友们醒来,发现集中营的大门开着,看守的德军早跑没影了。战争结束了!
她们疯了似的往东边跑,一路上靠讨饭、摘野果子填肚子。朱敏因高烧晕在波兰的一个小镇上,被一个曾给德军当翻译的苏联人救下,最后送到当地的难民收容站。
那时的她,头发全掉光了,身高还停在 14 岁时的样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没人能想到,她是八路军总司令的女儿。
在收容站,朱敏还是说自己是 “老中医的女儿”。可每当有人提起中国,她就忍不住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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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常被新来的政委注意到。他每天找朱敏聊天,跟她说苏联打赢了,跟她说中国抗战的情况。终于有一天,朱敏忍不住,哭着说:“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
政委惊呆了,连声说:“我的天!这简直是奇迹!要是德国人知道你的身份,后果太可怕了!”
消息很快报到莫斯科,斯大林知道后马上命令:“立刻把朱德将军的女儿送到莫斯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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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1 月 30 日,朱敏坐上战后第一趟国际列车到了莫斯科。在那儿,她收到了父亲的信。
信里写着:“战争期间不想打扰苏联政府,没及时找到你,让你受了这么多苦,爹爹对不起你。” 看着熟悉的字迹,朱敏的眼泪打湿了信纸,所有委屈在这一刻都变成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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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朱敏在莫斯科读完书。1953 年学成回国,进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当老师。
同事们后来回忆,朱敏特别低调,从不提自己的家世,也不说集中营的经历,有困难都自己扛。她当教研室主任时,凡事都跟大家商量,一点 “元帅女儿” 的架子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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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离休后,她忍着晚年的病痛,办了北京军地专修学院,帮了很多转业军人适应社会,用另一种方式传承父亲的革命精神。
1995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的纪念奖章送到朱敏手里时,她下意识摸了摸脖子 —— 那道 3 厘米长的疤还在,默默诉说 50 年前的地狱日子。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俄语教授,就是电影《红樱桃》里 “楚楚” 的原型。而她的真实经历,比电影里的故事更让人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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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朱敏去世后,人们在她的遗物里发现了那枚俄罗斯纪念奖章,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 —— 那是 1940 年在延安,她和父亲朱德的第一张合影。
从 14 岁被俘到 83 岁去世,脖子上的那道疤陪了她一辈子,却从没磨掉她的坚强。
就像她曾说的:“苦难是最好的老师,它让我明白,活着就要做些有意义的事。” 这是对那段黑暗日子最好的回答,也是对父亲最深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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