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红25军，一支大量孩子的“娃娃军”，走出近百名开国将领

提起长征中的红军队伍，多数人会想到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壮阔行军，却少有人知道，还有一支队伍被称作“娃娃军”——最小的战士仅8岁，军领导最大也才33岁，却在长征中最早抵达陕北，还走出了97名开国将领，包括后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

这支队伍就是红25军。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时，没人想到，这群“孩子”能在10个月里转战万余里，打出血战独树镇这样的硬仗，更成为革命事业的重要力量。他们为何能以“娃娃军”之姿创造奇迹？那些年轻战士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红25军的“年轻”，从根上就刻着。早在1932年，红25军主力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商城县金刚台重建新的红25军，依托何家冲等苏区游击区坚持斗争——何家冲早在1926年就有农民协会，1929年建赤卫队，群众基础扎实，也为这支队伍输送了大量年轻力量。

1934年11月长征出发时，红25军的年龄结构堪称“罕见”：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3岁，是队伍里“年纪大的”；时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还不到18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连排干部大多未满20岁，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警卫人员也多是17、18岁的少年；更让人动容的是，队伍里还有一批12、13岁的孩子，最小的战士只有8岁，稚气未脱却背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枪。

可就是这样一支看似“稚嫩”的队伍，却有着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信念。1934年11月27日，部队途经方城县四里店乡单庄时，正赶上村民朱湘莲的儿子订婚，院子里摆着两桌酒席。听到“红军来了”的喊声，村民们纷纷躲开，朱湘莲也藏了起来。可她从缝隙里看到，红军战士有的擦枪、有的补衣服、有的扫地，没一个人动桌上的酒菜。朱湘莲受了感动，主动拿出馒头分给战士，战士们却不肯白吃，最后付了800铜钱才接过馒头。

纪律之外，红25军的幸运，还离不开普通百姓的帮助。1934年12月4日，部队从卢氏朱阳关一带入陕时陷入重围，眼看就要被敌人堵住，手枪团在横涧找到一个叫陈廷贤的货郎。陈廷贤祖籍山西，流落到卢氏后靠挑货郎担谋生，对豫陕边界的山路熟得像自家院子。听说红军被困，他主动提出当向导，带着部队走一条人迹罕至的山间小路，避开了敌人的包围圈。

带路三天后，红25军要送陈廷贤200块大洋作为酬谢，被他坚决拒绝。军长程子华只好写下一张盖有红军印戳的字条，表彰他的功绩。可惜后来日军攻陷卢氏，字条和陈廷贤的老屋一起被毁。解放后，陈廷贤在卢氏县副食品公司当售货员，1957年入党时才说起这段往事，“文革”中却因“编造历史”遭迫害。程子华主政山西时6次派人找他，刘华清也到河北寻找，都没结果。直到1983年找到陈廷贤，他已重病缠身，弥留之际没能和程子华再聊起当年的事。198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出版，专门记载了他的事迹，陈廷贤也被称作“军史布衣第一人”。

如果说百姓的帮助是“幸运”，那独树镇战斗，就是红25军用鲜血拼出的“生路”。1934年11月26日中午，部队准备在方城县七里岗穿越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区时，突然遭到敌40军115旅和骑兵团的埋伏。当时风雪交加，战士们衣衫单薄，手冻得连枪栓都拉不开，不少人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一把抽出大刀，带头冲向敌阵，和敌人展开肉搏。战士们见政委冲锋在前，也忘了寒冷和恐惧，跟着冲了上去。没多久，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援军赶到，两路兵力汇合，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场战斗后来被江泽民主席列为长征七大著名战斗战役之一，七里岗这个原本无名的小山岗，也因这场血战被人铭记。

战斗中，刘华清左腿中弹负伤，没法走路。部队要快速转移，军里决定给刘华清和几名重伤员发几块大洋，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可刘华清拖着伤腿找到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坚持要跟着大部队走。戴季英正为难时，政治部秘书长程坦牵着一匹驮物资的小马过来，戴季英赶紧说：“那就带上他吧！”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救了刘华清——留下的连长胡九福等伤员，最终惨遭敌人杀害。晚年刘华清回忆起这件事，还忍不住感慨：“我活下来了，胡久福他们却牺牲了，这辈子都忘不了。”

走出独树镇后，红25军一路向西，进入陕西后建立了鄂豫陕苏区，队伍发展到3700多人。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率主力西征北上，部队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9月15日抵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胜利会师。

毛泽东后来评价红25军“为革命立了大功”。而红25军走出的97位开国将领，在不同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出力，他们当年带着稚气却坚定的眼神，永远留在了长征的历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