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若我有一把枪，会毫不犹豫杀死他！他为何如此痛恨张作霖

“1921年深秋的土道上——’有枪的话，我真想一梭子打进他胸口！’张学良猛地挥开陪同的马弁，脸色青白。”一句带着火药味的怨恨，让同行的副官心里直打鼓：他口中的“他”，不是别人，正是“东北王”张作霖。外人只看到奉系父子“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却不知，大帅府矛盾积攒多年，足够点燃一座火药库。

张学良出生那年，张作霖刚赢下一场硬仗，喜得贵子又添军功，便给儿子取了个喜气洋洋的小名“双喜”。三岁那年，一个游方盲匠在张家院里振振有词：“此子命硬，如不剃度必克双亲。”张作霖宁可信其有，把孩子送进寺庙挂了“佛门弟子”的名头，一年后再领回。小小的张学良懵懵懂懂，走出山门时被远处一声“六子”吆喝吓到——从此，他改名“小六子”。事后回想，那一年荒诞的“出家”，在他心里埋下了第一个结。

童年的新民，只剩下窄窄的泥墙房与北风。炕上挤四口人，夜里谁尿了湿炕真分不清。张作霖忙于拉帮结派、剿匪扩军，赵春桂则日复一日补衣做饭。“他只要寄钱回来就行。”母亲刚开始总这样安慰自己，可银两越来越少，最后干脆断了。贫寒、病痛和丈夫缺位，把那位温顺的女人推向情绪崩塌。张学良七岁起就发现：母亲常常盯着窗外发呆，忽而大笑忽而落泪。孩子也学会了沉默——怨恨的种子第二层发芽。

最刻骨铭心的，是那两次进奉天寻父。第一次，他穿着打了补丁的夹袄，靠好心农夫捎带才进城。还没摸到门口，就被卫兵用刺刀挡住：“小叫花子，别来碰瓷！”那副轻蔑的眼神，狠狠扎进少年心底。帽子被挑飞时，他只想逃。回乡路上，他哭得眼肿，一路骂父亲“早晚横死”。此后数月，他宁可挨饿，也不肯再提张作霖。

然而母亲突然卧床。姐姐守着病榻急得跺脚：“再不去，娘熬不过今晚！”张学良咬牙，又踏上寻父路。母亲临行前塞给他一块银元，叮嘱：“好衣裳穿上。”这一招果然奏效。新租下的荣厚公馆门口只站一个卫兵，见他衣冠齐整，语气客气得多。张学良硬着头皮推门，一路寻声，听见父亲在屋里拍桌子。少年深吸一口气：“父亲——”没想到张作霖正为军务发火，“别来烦我！”怒吼震得屋瓦都颤。他又一次被赶了出来，泪水和羞耻在脸上横撞，杀意就那时成形。

历史没有停表。1922年到1924年间，奉系一路向关内扩张，张作霖军务缠身，却在某个冬夜突然抽空回了新民。他赶到时，赵春桂已油尽灯枯，眸子里只剩灰影。张作霖坐在土炕边，第一次低声下气：“我带你进城看大夫。”她指指孩子，又指指自己嗓子，想说什么，却没发出声音。临终前，她握住张学良的手，唇角动了几下——谁也没听清。

葬礼排场极大，金丝楠木寿材、五里长旌、洋人花圈，全县轰动。百姓说“张大帅从不欠场面”，可懂行的明白，这份体面是替他的亏欠买单。更有意思的是，张作霖守灵一昼夜后，对管家道：“老子走后，就埋她旁边。”那一刻，张学良站在松柏之间，第一次觉得父亲并非石心铁肝。恨意稍稍松动，却没消失——母亲已回不来。

父子真正破冰，是在直奉战争停火后的北陵。张学良已随军立功，成为骑兵旅长。一天夜巡，他得知父亲刚刚逃过炸车，负伤仍坚持检阅部队。张学良悄悄站到暗处，看那条被弹片撕破的裤腿，耳边听到张作霖低低嘟囔：“老了，得让小六子多担事。”这一句交代责任，而不是呵斥。张学良忽然明白，父亲始终用军人的方式表达情感：粗暴、直接，却把信任压在肩头。

多年后，谈起这段往事，他仍不讳言当年那句狠话：“要是我有枪，我真会扣扳机。”旁人惊诧，他自嘲地摆手：“那时小子没心没肺，也不懂大人苦衷。”可紧接着又加一句，“可若真打死了他，东北也许早散了。”复杂、矛盾，却符合他一生的性格。

痛恨、冲撞、理解，再到勉强的谅解，这对父子走完了常人几十年都走不完的路。张作霖葬于昭陵，遵他生前所嘱，与赵春桂墓地相望。张学良在场，军装笔挺，神情肃穆，没有多余泪水。只在转身时轻声自语：“娘，您看，他还是挨着您了。”那句话，风很大，却没人听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