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在苏联核爆实兵演习现场,炽白的光球刚刚升起,观礼台上却有人低声嘟囔了一句:“钥匙摆得再精致,没有导弹就是摆设。”说话的是陈赓。这句话后来被翻译偷偷记在了日记里,也成为钱学森与陈赓真正结缘的伏笔。时间再往后推一年,钱学森从洛杉矶港口登船回国,一边整理行李,一边回想着那串关于“钥匙”的议论。他不知道的是,国内已经有人为他预备了一连串考题——第一个出题人,正是陈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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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在上海落脚时,国内媒体给出的称呼还是“空气动力学专家”。不少同行暗自猜测,他最多是来搭建力学研究所的框架,至于导弹,那是装备制造部门的事。可就在同年11月初,一则“东北考察”的简短电报,让外界的猜测全部失效:钱学森突然离京北上,而且考察的范围涵盖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三地军工点位,这明显不是单纯的学术调研。
旅程第一站,沈阳二四二厂。厂区车间里,听见钱学森随口问了一句:“你们的高温合金是哪里配比的?”工人们面面相觑,没人答得上来,因为厂里压根还停留在铸铁阶段。第二站长春机场,机翼上落满霜雪,钱学森摸了摸合页,没说话,只是拿本子记了两行“湿冷、腐蚀、零配件”。随行的技术干部觉得气氛紧张,生怕这位大教授失望。实际上,钱学森并没有不满,他在琢磨的是:假如短期内要做导弹,哪些零部件能就地取材,哪些必须新建生产线。
25日清晨,一台黑色小车安静驶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道路两旁的白桦树结着冰晶,迎接的人群里站着陈赓。没有仪仗,也没有采访,只见陈赓快步迎上前,用纯朴的湖南腔一句:“我这儿没什么保密,对你敞开。”寒暄不过几秒,两人就钻进了实验楼。楼里最显眼的装置是一座粗糙的固体火箭试车架,焊缝还泛着银光。钱学森几乎是扑上去看数据记录板,随口连珠提问:“燃速?喷管温度?推重比?”现场的年轻教师罗时钧被问得汗涔涔,却又欣喜若狂——因为从未有人如此关注他们的“业余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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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时间,两人坐在学院小食堂。陈赓夹起一块冻豆腐,突然压低声音:“咱们中国人能不能亲手整出火箭?”钱学森手中的筷子停了一下,语气平静却肯定:“能,外国人行,中国人就更行。”短短十七个字,像一记重锤敲在陈赓心口,这位大将当场拍桌:“那就干!”
哈军工考察结束后,陈赓随即飞回北京。第二天清晨,他把一张纸条交到总参作战部:“三句话,第一,钱学森愿意;第二,需要统筹国家资源;第三,时间至少五年。”字条马上被送往中南海。周恩来阅后批示,让钱学森“多看、多听、多讲”,同时着手组建跨部门小组。紧接着,1955年12月,中央内部召开了一次小范围汇报会,分列席位的有军队、工业口和科研口负责人。会上钱学森第一次系统阐述“火箭—导弹—航天”三步走设想。会场极其安静,只听得见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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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最关心的问题是“底子差怎么办”。钱学森给出了两条路:先修基础设施,以风洞、推力测试站、发动机车间为核心;再分阶段攻克材料、控制和制导。有人担心劳民伤财,陈赓当场回应:“打仗打的就是时间差,等别人打到家门口再上实验台,那就成了瞎忙。”这句话让不少犹豫者闭嘴。
1956年春,国家科委成立远景规划领导小组,钱学森担任综合组负责人。规划中把“喷气推进与导弹技术”列入十大紧迫任务之一。当年6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京西一处荒坡破土动工,外界只知道院部代号“053”。开工仪式极其简朴,一块木牌插在黄土中,上书八个字:“自力更生,严守机密”。钱学森站在人群后面,与工人们一样戴草帽,偶尔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看质地、敲声响。有人悄悄议论:“大科学家也这么土?”旁边的技术员低声回一句:“真干活,不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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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速度出乎所有人预料。不到八个月,起重机已吊装第一台风洞主机。设备并非全靠进口,很多零件是沈阳、包头、贵阳三地的工厂连夜赶制。试想一下:几千公里外,船运加铁路辗转,卡车司机吃着冰凉窝头把涡轮叶片送到北京西郊,只为了一句“赶进度”。这种协同场面,放在当时的工业体系里堪称奇迹。
与此同时,苏联派团来华,提出提供整套导弹设计换取资源,条件是技术封闭。会议室里,钱学森只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关键制导芯片你们不卖,咱们飞行距离误差谁负责?”对面代表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最终,这桩“整套买卖”没谈拢。旁观者事后感慨,关键节点上,正是钱学森的“较真”避免了技术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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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冬,国防部五院科研楼里灯火通明。钱学森带队做控制系统仿真,每天凌晨两三点还在敲计算尺。那会儿计算机稀缺,仿真全靠手算。年轻助理困得直打盹,钱学森递过去一杯茶:“再熬一阵子,数据就闭合。”谁也没料到,三年后,这堆密密麻麻的手稿催生了中国第一枚短程地地导弹。
1960年11月5日,新疆荒漠。倒计时一声令下,火光撕开夜幕,导弹拔地而起。追踪雷达上的曲线稳如直线,最终命中预定靶场。观测席里最平静的仍是钱学森,他只抬腕看表,记录“飞行时间:483秒”。那天晚上,参加试验的士兵自发鞠躬致敬,多数人并不认识这位身材瘦削的先生,只知道他姓钱,是总设计师。回到驻地,钱学森给陈赓发去简短电报:“第一步完成,向你报告。”电报另一端,陈赓已因劳累在病床上喘息,他让秘书复电一句:“好,好,好。”
十几年后,钱学森谈到这段往事,仍旧把陈赓摆在“第一个提出者”的位置。他说:“若没人敢问那一句‘能不能’,科学家再有热情也只能做学术文章。”话语里没有半分客套,也没有英雄传奇,只有工程师的质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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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者常拿这段历史与今天对照,却忽略了一个细节:那场饭桌对谈里,如果钱学森稍微保守一点,或者陈赓没有拍板,整个中国导弹航天路线图都会被迫延后。决定未来的往往是当下的一句干脆利落;真正的“关键先生”,在灯光下与在暗处,恰恰由这一声回应连接起来——“能”字出口,路径便已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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