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纸文书看清代西南科举的“不易”：生童的“赶考”与制度的“门槛”

在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文献中，有一份关于昭通府（今云南昭通）、镇雄州（今云南镇雄）科举学额调整的奏议（见图片文字）。这份看似枯燥的官方文书，实则揭开了清代西南边疆地区“考科举”的真实面貌——不是“十年寒窗”那么简单，而是从“入学”开始就面临着层层阻碍。

一、“没学上”：县学的缺失，是生童的第一重障碍

文书开篇提到：“入學額數恩安原未设有縣學惟與大闡魯甸”（恩安县，今昭通市昭阳区，原本没有县学，生童只能到“大闡魯甸”（今云南鲁甸县）的府学或州学考试）。

清代科举体系中，“县学”是生童“入学”（成为秀才）的必经之路。但在乾隆年间的西南边疆，许多县根本没有县学，生童必须长途跋涉到相邻的府、州或县考试。比如恩安县的生童，要去鲁甸县的府学考试，往返路程超过100里（清代西南地区山路崎岖，步行需要3-5天）。对于十几岁的“生童”（未入学的读书人）来说，这不仅是体力的考验，更是风险的挑战——沿途可能遇到山贼、暴雨、疾病，甚至因为耽误时间而错过考试。

二、“考不上”：学额的稀缺，是第二重“独木桥”

即使“有学上”，学额的稀缺仍是生童的致命障碍。文书中多次提到“增额”：“一額設增生八名”（每县学增加8个增生名额）、“俱增二名設廪八名”（府学、州学各增加2个廪生名额）。这些数字背后，是**“粥少僧多”的残酷现实**。

清代科举学额实行“定额制”，即每个府、州、县的生员（秀才）名额由朝廷严格控制。以西南地区为例，乾隆年间，一个县学的“廪生”（有俸禄的秀才）名额通常只有20-30名，“增生”（无俸禄的秀才）名额更少。而当时昭通府的生童数量，据史料记载约有500-800人（包括恩安、鲁甸等县），录取率不足5%——比今天的“考研”还要难。

三、“赶考难”：程途遥远，是第三重“体力考验”

文书中最让人心酸的细节，是关于“通赴曲靖附考”的描述：“通赴曲靖附考程途寫遠生童應試維艱”（昭通府的生童要去曲靖府（今云南曲靖）考试，路途遥远，应试非常艰难）。

曲靖府距离昭通府约300里（清代山路），生童需要步行或骑驴，往返至少需要10天。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意味着：

身体折磨：每天走30-40里，脚磨起泡、腿酸背痛是常事；

经济负担：往返的路费（住店、吃饭）需要约10两银子（清代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约20两银子），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风险隐患：西南山区多山贼、瘴气（恶性疟疾），许多生童在赶考途中生病，甚至丧命。

四、“制度僵”：章程的“固定”，是第四重“无形门槛”

文书中多次出现“章程已定未便更改”“科歲並考”（科试、岁试同时进行）的表述，反映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僵化：

考试时间固定：科试（选拔参加乡试的秀才）和岁试（考核秀才的学业）同时进行，生童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赶到考场，错过就等于“弃权”；

考试内容僵化：无论西南边疆还是中原地区，都要考“四书五经”“八股文”，而西南地区的生童大多来自农村，缺乏系统的经学教育，很难与中原考生竞争；

审批流程复杂：即使地方官员想增加学额（如文书中“請增二名設廪八名”），也需要“部議”（礼部审议），流程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生童只能等待。

五、“不容易”的背后：清代西南科举的“双重困境”

这份文书反映的，是清代西南边疆地区科举的**“双重困境”**：

地方发展的滞后：西南地区在清代仍是“边地”，经济落后、教育资源匮乏，县学的缺失、学额的稀缺，本质上是地方发展水平的限制；

制度设计的“一刀切”：清代科举制度源于中原，并未考虑西南边疆的实际情况（如路途遥远、生童数量少），导致“制度门槛”成为生童的“障碍”。

结语：一纸文书，读懂古代读书人的“赶考”

这份关于学额调整的奏议，没有“范进中举”的戏剧性，却有更真实的“不易”：生童要先“翻山越岭”去考试，再“挤破头”抢学额，还要“适应”僵化的制度。所谓“科举之路”，对于西南边疆的生童来说，不仅是“十年寒窗”，更是“千里赶考”的体力考验、“僧多粥少”的竞争考验，以及“制度僵化”的现实考验。

这或许就是古代读书人的“常态”——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成功”，但所有的“成功”都需要“加倍努力”。而这份文书，正是这种“不易”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