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都格：《左传》和它的世界 | 天涯·作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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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秦穆公伐郑时蹇叔哭师的悲怆，到郑伯克段于鄢中藏于平静下的激烈，再到鲁隐公以拙钝守护本心却终遭不测的遗憾。作家李都格以细腻的笔触拆解《左传》的独特气质，每一个故事都不再是遥远的史迹，而是关于人性、德性与命运的深刻叩问。

今日，我们推送李都格《 <左传> 和它的世界》全文，以飨读者。

《左传》和它的世界

李都格

人是一个很好的正方体

当荷马在《奥德赛》里说：“诸神为人类编造种种不幸，以便后代拥有可以歌颂的东西。”他似乎表达了一种更彻底的类似于哀伤、毁灭或震动的东西，人整个儿躺倒在命运里，无论服膺或抗争，总之挣脱不了，破碎处撕开成美丽奇异的花纹，或者，在喑哑深处沉溺成一首黑色的、表象光洁的赞美诗。命运这东西，西方人很少能够平然视之，《命运交响曲》的高昂，亦是源于一种强烈的纠缠。当然，就一部作品而言，命运的冲突里面总是聚集着最多力道、最有看头的部分，《左传》最好看的部分通常也在这里。山峦一样起伏、奇崛的命运冲突，带着某种必然性，某种不得不如此的决绝，狂风般忽然而至，席卷一切，留下目瞪口呆的旁观者，大剌剌离开。这简直是最摄人魂魄的时刻。

但《左传》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为了成为一本书，不是为了“拥有可以歌颂的东西”，尽管它最后达成的似乎只剩这个结果，但在最初，这并不是它想到达的地方。所以，它并不戏剧化，某种程度上看它甚至是没有技巧的。即使作为一部史书，而非文学作品，它也算得上里面最克制、冷静、近乎某种天地不仁式的书写了。跟二百年后另一个坐标式的历史书写者司马迁不同，后者更像一个怀揣着某种隐秘激情的布道者，以历史为经纬，密密编织属于他的理念王国；而左丘明，他身上自始至终携带着鲁国史官那天职似的冷峻气质，一个纯粹的记录者，有点儿像一个从未来返回当下的全知全能者，带着某种天然的戒律，知晓了一切，但必须沉默甚至全然隐身，以免任何一丝情绪和先见的介入，会如蝴蝶效应般改变整个历史的样貌和走向。于是，不动声色，不起波澜，在一条不断流逝的长河里，标下一个个或有或无的记号，星星点点，恒河沙也似的，无喜好，不偏向，甚至都无关理性和判断，只是一笔一画，像天地间发生了这些事便这样让它们留下痕迹——这样一种淡到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记录一个渐渐荒腔走板，但又到处还有可眷恋、可钦慕、值得你再挣扎一番、痛苦一场的人世与光阴。

这样没有技巧的自然书写，不为着戏剧性的戏剧性，是有意想不到的重量的。重量来自那个时代和里面的人本身，也包括注视和理解着那些人的书写者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书写者记录的那些人物正是他自己，人物是映照作者自身的镜子，像那句神秘也满含安慰和温柔的话：你所见到的每一个他人都只是你自己。你怎样给予空间，怎样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一个人的全部，也就怎样给予和保存了自己。当然，作为一种书写技巧，它很难习得，很难刻意而成。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完一桩不平静的事，其实是太难达到的地方，从根本上来说，它需要一种不那么一般的心灵和眼睛，不只是和解、宽容、纯真，可能还要空无一物，退出自身来，恒定而节制的注视，不置一词，温柔或坚硬地赋予人物全部——全部的自由、厚度、边界，以及真实。这样的书写本身就呈现一种罕见的重力，一种天然的斧凿而非雕饰所成的形状。

也许圆形是世间可以找到的最完美形状，但如果要形容《左传》及里面的人，我想用但丁的一个比喻：“人是个很好的四边形，一个正方体。”博尔赫斯曾转述过但丁对正方体的看法，说但丁在某本几何书里读过正方体是各种形体中最结实的，这一看法很普通，与文学也毫无关系，可但丁却用它来比作必须承受磨难的人，博尔赫斯认为这个比喻很雅致，但仍然奇怪和少见。而我是在听到这个比喻后，才动了真正想把《神曲》看完的念头。它使我相信，但丁的确知道一个真正的好人的模样，因为《左传》记下的，就是这些结结实实的正方体，那些命运，那些偶然的，或必然的冲突，扑啦啦掉在上面，只发出一记沉闷的响声，好像整个世界都这样敦厚、沉着，也成了一个正方体。

《左传》记于鲁僖公三十二年的一个故事，是霸主晋文公死后不久，秦穆公决意偷袭郑国，派孟明、西乞、白乙为帅，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准备开拔。秦穆公其实是我自己十分喜欢的一个君主，司马迁认为秦国后来了不起的统一霸业要从他这儿算起才对，尽管中间隔了默默无闻的两百多年和好几代碌碌无为的秦王。这一回，是他一生中作的不多的几个错误决定之一。发兵前，他“访诸蹇叔”。秦穆公时重要的能人贤士很多，最有名的譬如以五张羊皮换来的百里奚。比起名气响亮，实质却只是一路遇人不淑的百里奚，不怎么显山露水的蹇叔应该是当时秦国真正有远见和智慧，也就总带着点疏离味道、不会那么紧贴庙堂的人。所以秦穆公向他询问，不是简单直接的君问臣答，而是“访”，亲临面前，躬身垂问。这意味着蹇叔不是可以那么随意取用的谋士，他是需要隔着一定距离、更多一层礼敬和重意的，后来的历史甚至还为他添加了一些“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的独立人色彩。他直接、简洁地指出这趟偷袭计划的一个漏洞：郑国与秦国有千里之遥，兴师动众一路过去，谁都瞒不过，别说郑国，就是沿路其他国家也会伺机而动，专等着秦师长途跋涉、疲乏不堪的时候出击。但劝告秦穆公没有听，按着书里君侯不听臣下劝谏时的大部分写法，接下来出现的通常是“公弗听”一类字眼，但这里，《左传》写的是“公辞焉”，不从，但不是当面拂逆，只是告辞不受，转而离开。所以，它其实写了秦穆公对蹇叔的敬重，也写了秦穆公对这一战的坚硬决心。霸业东进，是多年夙愿，何况拿下郑国，早几年就动过心思，利害关系分析得再透彻，也止不住一颗冒热气的心……

不过，以上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那个大军开拔的早晨，蹇叔到了现场，他已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了，他哭着送行统帅孟明，又哭着跟队伍里自己的儿子告别，他甚至预定了为儿子收尸的地方——殽山，这一段如此动人，以至于我必须整个儿摘抄下来：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在两场哭送之间，左丘明安插进了秦穆公的愤怒，没有亲自出面，是派人前去骂的，辞意隐而雅，但按春秋时人的说话习惯，等于是骂蹇叔：“你这个老不死的，早就该进坟里去了，跑这儿嚼什么蛆！”对照他前面对蹇叔的敬重，这一通怒火叫人错愕，但也特别好理解，秦穆公在位时间不短，可到这会儿也已三十多年，那颗图霸中原的心也就熬了三十多年。之前还有晋文公，那个他一手扶植上位的小舅子兼女婿，践土会盟称霸诸侯，不管情面上还是形势上，总不免忌惮几分，现在晋文公死了，他可以放手一搏，不用来来去去总差那么一脚了。所以这一回，是积蓄了多少年的心思和力气，也是等了盼了多少年的隐秘欲望，当头一盆冷水浇下来，除非当下幻灭，幡然醒悟，否则，怎能不恼羞成怒？

▲左丘明画像

一面是明明看得到的死亡和坠落的深渊，一面是熊熊燃烧的志在必得的欲火，所有悲剧的开端都带着一双无辜、安静的眼睛，让两面一样坚硬、确凿、无所遁形。《伊利亚特》里每一场战争的上空，都盘旋着一个神的身影，神与历史知道，随后展开的，将是携带着身处其间者各自有限性的必然。那个哀伤又热烈的早晨，军队在蹇叔的哭声中如期开拔，等待他们的就是历史上那场有名的殽山之战。一切如蹇叔预言的那样精确发生了，郑国很快获悉情报，安插在郑国的秦国内应也逃了，秦军随便打劫了一个小国，半路回了头，大军到殽山脚下，被在此设伏的晋国军队以逸待劳，尽数歼灭，三帅被俘，几无幸免……

真正的悲剧，它内部一定有种不可言说的坚定之物，飞蛾扑火，精卫填海，西西弗斯和他的石头，悲剧常常是意志的自由抉择，是明明躲得过，明明不用犯那致命错误，明明不必一条道走到黑，可还是——热烈而无望地迎向必然，拼着命碎落一地，土崩瓦解，人和神的力道拧成同一股绳，荡入深渊……较之于以意志逃离或抗争命运时所展示的壮烈，它是更激荡人心的，人们会更痛心和怜悯那种眼睁睁的无力和执拗。

博尔赫斯曾不无仁慈地说，小说《罪与罚》里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只是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个概念性的凶手。他甚至说，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人某种程度上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并且知道他的“罪行”不是无约束的，“一张不可避免的情况的网预先决定了罪行，强加在他身上”。悲剧也是这样，无论它多么愚蠢，多么不该发生，总有一种不可违逆的、庄严的东西在里面，必然性在这个无处可去的角落里终于显形。而像蹇叔这样，一个对德性同时也就对自我及他人有清晰认识的人身上，必然有着它更沉重的声音，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明知必死、必败、必灰飞烟灭和必痛失所爱的路途上哭泣着、哀伤着，然后，继续前行。《左传》最有分量的，或者说它伟大的地方，也在这里，它不带任何悔恨，不带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哀怜，人们直挺挺地走过去，前面是悬崖，或峭壁上会有石头滚滚落下，又或者，人们知道自己会死在山谷里，死在下一个岔路口，可是，这没有什么好叹息或不甘的，无论什么从头顶掉下，都只发出一记沉闷的响声，正方体不会变形，它那样结实，可以承受住一切，哪怕裂掉、碎掉，也能保有自己的形状。

台湾导演侯孝贤拍《刺客聂隐娘》时，有一场聂隐娘和精精儿在郊外打斗的戏，侯孝贤要求演员们始终保持面容的安静，哪怕招招致命，哪怕刀刃疾风一般贴着面颊过去，眼睛里也不能露出凶狠、仇戾或恐惧的神色。尽管演员们用了最大的克制力，可随着格斗动作的展开，他们脸上仍不免狰狞起来。饰演聂隐娘的演员舒淇说，这是整部戏重拍次数最多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几乎让她崩溃。侯孝贤的电影从《悲情城市》之后，越来越出现一种安静的、无差别的情感风格，据说这一改变是在他经朱天文推荐读到《从文自传》后开始的。沈从文写自己早年湘西经历的传记里，对善与恶、成与毁的冷静遥望、不置评价深深震撼了他，他试着让自己的电影作品也拥有这样一双安静如宇宙的眼睛，《刺客聂隐娘》大概是这种尝试最剧烈也最极端的一次，不仅作为外部眼睛的镜头语言不置情绪、不起波澜，连镜头里活动的人也要无声无息，不生哀喜。而演员们在拍摄时的艰难似乎意味着，这种安静对现代人来说，是格外陌生甚至不能想象的。

这样，我们似乎可以回答，为什么《左传》那冷峻、沉重、漠然的视角令我们惊叹，而同时，它作为一种写作技巧，也难以被简单模仿、掌握。更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在它那里，世界本就如此，在最可怕的命运来临时，在命悬一线的瞬间、生死成败的边沿，人们步履沉稳，姿态安宁，节奏如常，视保有自己的形状为人生最重要之事。一切恰到好处，有条不紊，而一个又一个正方体，在各种磕磕碰碰里，显形，凝结，发光或坠落，好像夜里高原上的恒星，在低垂的天幕下，笼罩出一个孤独狭小的地方，深邃，黝亮，散发着乳白色的光。

由于一段命运

历史大概是人类文化中不太容易令人愉悦的事物。很多死亡，接二连三的打仗、争夺，那么多成败进退，人事冗杂，乱纷纷上场又下场，无关正义、高贵，无谓美丑、善恶，只因为人心各自的分量，价值世界里的种种较量，还有书写者的衡量、感知、想象，渐渐地，就成了某种真实。失忆的患者，总有一天会把别人叙述的关于你的故事，当作自己本身，于是我们也常常会有幻觉，世界就是如曾在人类身上发生过的那些，或更确切地说，记录下的那些，是肮脏、稀薄、晦暗以及意义不明的。

《左传》带来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也会是这样。

《左传》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开始记录，那之前，周王朝刚经历了一场差不多可称得上死亡的变故。周第十二任君主姬宫湦，就是那个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尽管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倾向于认为烽火戏诸侯这么个荒唐事，似乎是司马迁的小说家笔法，但周幽王当政时，昏乱无道另说，独宠褒姒确是事实，为立褒姒及其子，废皇后及太子宜臼。废嫡立庶在当时已是大忌，不过周幽王做的还不止这些，宜臼后来逃亡至申国他外祖申侯那儿，周幽王又要兴兵伐申，申侯一怒之下，联合戎族杀周幽王于骊山下，宜臼遂立为周平王。周平王即位次年，都城东迁洛阳，周的历史也从这儿开始一劈为二，一个覆灭的西周和一个摇摇晃晃重新开始的东周，这应该也是周平王希望的。他的王位，说到底，是他外公帮他杀了父亲夺来的。迁都，除了避犬戎，更重要的，大概是帮他远远避开这一段血气弥漫的过去，以一道坚固的、沉默的墙，把所有的不堪和罪恶冻结在一个业已结束、不再向外蔓延的时间里。只不过，再怎样与过去决裂的姿态，再怎样完美的语辞策略，巧妙的历史界线，要割裂开一串流动的时间和事件，使善与恶凝固、分化、各立一边，这大概要等人们在代际更替间一点点遗失细节，开始靠书写和文字重塑记忆时才会奏效。而当时的人们，还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一场有弑父嫌疑的、依赖力量而非必然性推进的皇权移交。对于一个坚信人世秩序应与其日月天地以同一轨迹永恒运行的民族，这个记忆从最根本的地方给予了周朝百姓致命的一击。至高之位在得到的同时也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根基，即所有人能全然无碍地匍匐于一种纯粹的必然性之中，至高者或神圣之物于此失去其在场的依凭。借用西蒙娜·薇依的说法，上帝从世界隐退。

《左传》开篇里的这年，周平王在位已四十九年，世界就这样滑落到了一个神迹隐而万物渐衰的时代。原初的稳靠和毋庸置疑陆续坍塌，各诸侯国开始发现自己的力量，人们频繁出击、试探、挑衅，并从中确认和增长这些力量。社会物质决定论者通常会认为，物质的匮乏是人们攻城略地、冲突不断的根源，譬如一场突发的灾害，譬如人口增加到某个临界点，农耕社会受制约的因素实在多，天时、地利，还有人心，稍有变数，一个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稳态就可被打破。而其中，那些肥沃的利于繁衍生息、产出粮食的土地，自然就成了人们抢夺最激烈的对象。我的家乡地处长江东南部，更早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延陵”，江南山不高，但数量其实不少，偏延陵这一片，独据了一整块平原，山只绕着城郭外沿而立，在“江南瘴疠地”的当时，这实在算得上一块令人垂涎的肥肉。所以，要称“延陵”，意思是我这儿只不过山陵延伸的一部分，也不见得有多好，以免外人心生嫉妒甚至争夺之意。

但纵春秋之世，至少在《左传》的记叙里，真正源于物资匮乏而起的冲突，几乎没有。也许它已成为整个大冲突下隐而不显的背景，也许它本就是冲突到后头必要面对的那个毋庸多言的根柢，但无论如何，《左传》并不把这部分作为鲜明的预设和布景呈现到舞台上。你能看到的，反而皆是为了对外扩张、兴师动众，而先行通商货，积财币，兴产业，作利民之计。春秋齐桓、晋文两霸，俱是以此厚养民生，安抚民心，再进一步教民有义、讲信、知礼，好更有余裕地用民、修兵、制胜；一向不靠谱的晋惠公，吃败仗被俘后，回去头一件事即改田制、开阡陌，力图修治强国。国富而后兵强，差不多是整个春秋时期的常态，也成为后来世代的共识。

《左传》里记录的第一段冲突，“郑伯克段于鄢”，其本质是一个家庭内部，儿子与母亲、兄弟之间的矛盾纠葛导致的一场流血和杀戮事件。作为春秋之乱的开头，这个故事，几乎有着定性整个春秋书写史性质的意味。

我们追溯这个故事的源头，可以发现，那里并无善恶、对错、正邪，母亲生儿子时，难产，受到惊吓，几乎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个中痛苦和骇人，约莫可以想象。于是，没来由地不喜欢这个因为早生还自然地被立为继承者的大儿子，她宠爱小儿子，希望小儿子继承那个位子，尽一切可能为他谋取利益，甚至试图为他夺取王位。于是，聪明、果断、但自出生就遭母亲莫名怨恨故而心思也渐冷漠的大儿子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他装作宽容大度，满足母亲为弟弟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不闻不问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的弟弟身上种种不轨企图。他纵容、给予对方不断膨胀的野心，毫不遏制早已端倪初显的恶，像个耐心的园丁培育他的作物，要等待这株恶之花盛放的那一瞬，他好张开利刃，一刀剪下，以泄这长久以来的积郁和不平。果然，弟弟最后起兵谋反，并与母亲里应外合，约定攻城那天由母亲打开城门，放军队入城。大儿子在得到他们约定的那个日期后，说一声：“可以了！”张开早已布好的罗网，转眼之间，扑下对方。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斗，在它最激烈的部分，反而是最平静的，大海在它最深、最可怕之处正是一片平静的蔚蓝。对于一个心意刚强、剧烈的人，任何柔弱、退让和貌似宽容大度的姿态，都是一种隐含屈辱色彩因而分外尖锐、戾气重重的自我压抑，而这个事件的主人公，他的自我压抑，似乎又还有另一层色彩，他那步步为营、有预谋的宽容自然不是为了消融一段恨或俘获一颗心，但也不能单纯以灭敌、报复、解恨来理解，更深切、更体己地看，它好像一种控诉，也像是对自身的哀怜。表面上，他是一个等待最佳时机的猎人，不疾不徐等着猎物一步步走上自己预料甚至预备好的路，但心底里，大概还是存有这一丝幻想——事情不至于也不应该真到那样的地步。这幻想不是出于对形势和对手的判断，而是因他对自己的怜惜，不相信到头来，自己仍只得这样一份对待，要不然，不至于要到最后一刻，得知弟弟和母亲定下了日期，那个偷袭进城、彻底背叛他的最后日期，才正式动手。幻想最后被打破，就只剩寒冰似的决绝和狠辣，我已退让到底，若你仍紧逼不舍，那么，我身上曾负荷的一切有关德性的部分，诸如良心、道义、责任等等，至此终于可以卸下，成为一个无辜、心狠手辣之人，而罪与罚统统归于对手。

对习惯了“你若无情，我便无义”这类情感逻辑的现代人来说，郑庄公的选择其实还可以理解。故事的前半段，大约也是世上常常发生的，你我身边，有几个子女的家庭，因为父母宠爱不均，使兄弟不睦或怨恨相向的例子实在不少。日常现实里的结局，通常是老死不相往来，或恶言相向、争抢财产、对簿公堂之类，只不过，这里的当事人处于一个拥有更大能量的命运设置中——郑国之君，拥有普通人想不到的杀伐决断之权，于是，他身上那种怨愤便激发出了更强大的破坏力，形成一种可叹的景观。而他为孔子所诟病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

孔子在修订《春秋》时，用“克”一字来定性整个事件，《左传》解释说：“如二君，故曰克。”郑庄公与共叔段是兄弟，尽管这里，弟弟已不像弟弟，但哥哥本应担负一分教育督导之责，现在为一快己意，反而处心积虑、故意养恶以逞诛灭之欲，那就是哥哥也不像哥哥了。这两人，不只兄不友、弟不恭，更是一个欲擒故纵，一个缮甲厉兵，如临敌对峙一般。所以，《左传》的意思，以“克”字来描摹和指称这一场兄弟如仇敌的对立，隐含着孔子对这一行为的臧否，他的不赞同。

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如你我等，大概更容易站在郑庄公一边，反而不易认同《左传》书写者的这一点苛责。试想想自己，很多人若置于当时的处境，只怕也会如此行动，冷漠、仇恨、反扑，以至你死我活，又或曰“正当防卫”“先下手为强”。毕竟后来的我们，其情感发生，已愈来愈趋近于一种生物性的刺激—反应模式，恩要报，仇要雪，乐要行，苦要避，人之常情，天经地义。而春秋时的书写者，却在此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人与人之间独立而自在，不是“因为你怎样，我就怎样”，而是“不管你怎样，我只这样”，他人的行为或选择，不是我采取何种行动的缘由，他人的存在不对我产生如刀斧之下应声而裂的直接影响，亦不以己身之全与明，投射他人的善恶。人，在此意义上，不对他人负责，而只对自己负责，他必得先立定好自己的这面，而迎面过来的那些——他人或可称之为命运的其他东西，则是要人深潜其中，学习如何立定正身的。

难产出生是郑庄公先天而来的一段命运，也因此他遭遇了母亲的不公对待，他的出生和他的母亲，都是他不可选择也无从更改的同属于命运的一部分。只是，他并未克服这段命运，亦未能从中获得教益，反而臣服其中，溺而不起。于现实的争斗他是赢了，弟弟被逐，母亲被软禁，但得偿所愿后并不就迎来欢欣和安宁，原来誓跟母亲“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很快他后悔了，因颍考叔相助，母子“阙地及泉，隧而相见”，总算与这段过往作了一分和解；逃亡他国的弟弟共叔段，他无法谅解，但也难止恸处，十年之后，在处理战败的许国时，仍忍不住牵出这一段往事：“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连自家兄弟都不能和睦，遑论长久取有另一国家？甚至，由此，他比大部分人更早地看到周室衰亡的命运，就像他对自己命运的沉溺，对自己的郑国乃至整个周王朝同样也无能为力，只嘱咐驻扎在许国的臣属，等他一死，就速速离开，“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周人的子孙正一日日失去他们赖以存有的根基——那如日月星辰完美流转的人间秩序及由此而生的力量，这样一群渐被上天厌弃的人，必不能和大岳之后的许国抗争了。

十年前的这件事，并不曾结束，它绵延过那之后的每一寸日光、月影、晨曦和庭前的流水，直至他的整个余生。沉溺于命运之河里的这些时光，是悲哀和可叹惜的，对或不对，还是其次，《左传》呈现出这些事实，也并非要使其中的对错确凿，或将善恶条分缕析，但“克”字显然指明的是，他本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更好的路向，更好的命运。

冲突的生发，不是因为生存层面的困难，不是为了粮食、土地等必需的物资，而是源于一段无法克服的命运绳纽，源于人之为人，其高贵性和原初性的逐渐泯灭，这是《左传》用大笔墨写的第一个故事、第一场战争，一个让人寤辟难安的开头。它像一个预言，兆示着其后一整个春秋时代的隐约面貌，一块其整全、安宁和鲜洁之气几乎被人心意气之争消耗殆尽的时间残片。

最好的东西最先消失

或者，我们可以再退远一点儿，从带着血痕和惆怅的近景镜头里撤身出来，看一看那个容纳着它、包裹着它的更大空间，那个遥远、丰满或者杂芜的宽幅布景。要知道，整个文本所依凭展开的时间轴，那根结以记事的老绳索，其开端也是一个颇奇怪的年份：鲁隐公元年。《春秋》修订以鲁史为蓝本，作为《春秋》的注，《左传》同样以鲁史纪年为记时方式，这自然好理解，耐人寻味的却是这个作为开端的时间设定，为何偏偏从鲁隐公开始？从整个周朝史来看，再往前推四十八年——平王东迁，无疑更具有标志性意味，就算转回鲁国史的视角，那么，鲁隐公的父亲，于平王三年即位、执政鲁国四十六年的鲁惠公，才是与其后一整个历史时代的开启更具同步性的那个人选吧。

一名历史书写者能如小说家般拥有自由意志和完全决断权的时候是很少的，一个开端，一个结局，大概也就这么两次机会吧。他可以较为自在地选取和剪裁他所钟爱的那块材料，把那些他不需要、不愿意或不热爱、不屑一顾的事物一股脑阻挡在自己的国度以外，这是他最任性也最隐秘的一次抉择，最真实的自由和自我，狭窄岩缝里阔亮的一片天光。这步一旦确定，余下可容他回圜、优游的空间就不多了，比起画家，一名摄影师对眼前之物的处理，总要受限制同时也忠诚得多，在怎么记录和表现之外，更决定一幅作品的可能就是它所拍摄的对象、截取的场景以及呈现出的那些重要光影，而历史书写者大概还是摄影师里更不易拥有自我意志，譬如新闻纪实那一类的吧。最后，书写者的目光和意志停留在了这里——鲁隐公即位，把即要摹画的这段时间里的第一束光打在一个并无多少建树，甚至从头至尾都算不上正式在位的鲁国公侯上，这似乎并不是一次随历史走向亦步亦趋、无意识也无预先权衡的自然摄录。

那么，它是一次主动而审慎的裁断吗，隐含着太多忍耐、坚持和珍惜的一种心意？冷静凛冽如左丘明，亦有他无法克制而不得不密密刻于简帛间的一份关切和热度？那些隐约的，也许还不曾正式浮现其样貌，然而挥之不去、如影随形的念头，也曾久久折磨过他，就如折磨着后来的愚蠢又可怜的我们一样？

▲《左传》书影

历代君主，以“隐”作谥号的，并不多见，当然更真实的情况，可能只是不那么引人关注，一生功业隐没无显，即便不是他本人的意思，也必有别的什么人来刻意掩埋或遗忘。相较而言，鲁隐公倒算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个，谁让他占据了一整个春秋史的头条呢，藏也藏不住，想叫人忘记，更难。可事实上，很奇怪，他并不能算正式即位的鲁国国君。父亲惠公死时，太子允即后来的鲁桓公，年纪尚幼，不足以主政，隐公庶出，但年长而贤，受众拥戴，于是奉弟弟桓公而立，实则自己代为摄政。《左传》开篇，隐公正式登场后，关于他的头一句话即“不书即位，摄也”，是代为摄政，非正式立位，故《春秋》不写隐公即位。“摄”，本有引而持之的意思，其字里有手、有耳，落于此处，倒正好叫人想象一个长者对后来者那一番手把手地指引、教导，耳提面命。隐公一生，也的确如此。

从一开头，至生命终结，他谨守着摄政代位这一边界，不只不以国君自居，反倒时时处处要提点自己，莫逾越了本位：与诸侯盟会，只以摄位之职行事；卿大夫丧礼，不往行国君之礼；甚至父亲惠公葬礼，亦不敢以主丧者自居；及生母去世，“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袝于姑”，谨守时制，不按夫人之礼下葬，当时史书仅记“君氏卒”三字，而数月之前，他是以夫人之礼大葬桓公生母。时人虽以国君之谓称他为“公”，那却是依从周礼，当年周公代成王摄政，也是被称“王”的。鲁国是周公之后，周公当年“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留京辅政成王，其封地鲁国一直由儿子伯禽打理，到隐公这一代算起来已是第七世孙。仰先祖而效之，循周礼而法之，隐公心里亦未尝没有这一段情意结，只是，他做得鲁钝、浅白、刻板，兢兢业业有余，却于临渊履冰之险少有体悟。

摄政第十一年，贪求高位的羽父劝他杀了桓公自立，他不以为意，还直愣愣地和盘托出自己来：“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国君年纪还小，我不得不代理国事，那位置是一定要还给他的。我乡下宅子在盖了，以后就在那儿终老啦！）对阴郁、贪婪和不安分的气息，他毫无警惕，锦袍上落了一点灰，随手一掸而已。事后，也毫不设防，且为人隐恶，既不说与桓公听，又不设法除此小人，他预备，也以为能够让整个事情就在自己这面消化和结束了。可黑暗袒露出它自身，必期待一份同样色调的回应，若迎以光明而非阴郁，那光明必是要遭反噬的。

所以，到这里，连一向直心直肚肠的苏东坡都看不下去了。一千七百多年后，他写了篇《鲁隐公论》，忿然道：“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途之人皆捕击之矣。途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已也。……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强盗害人，路人都会群起击捕，因为知道不灭强盗，强盗就会来灭自己。乱臣贼子堪比毒蛇，它蜇过的草木都能杀人，何况现在都直接咬上你了呢！苏东坡一生为小人嫉，波折重重，变故频生，故对眼前之恶殊为敏感，晓得隐公这一番宽柔必遭灭顶之灾，他痛斥小人，更着急这隐公，为何连路人的那点智识都没有。

果然，羽父被拒，自以为的谄媚成了一段不可告人的阴谋，他先自惊惧起来，又到桓公跟前，谮言隐公不轨。人心底那些见不得光、隐隐约约的欲念、恐慌、怨恨，有时候，不过一个眼神，一两句戳上心坎的话，就会冒上来，成为结结实实的存在，甚至一种迫切的现实。更何况，权力面前，要一个人防备另一个人，实在比信任一个人容易太多，后者必定需要一些更为贵重也更为稀有的品质来支撑，而前者，却是太简单、太轻巧、太具惯性了，很多时候，它还仿佛一份颇具远见卓识的计划，一个英明睿智、被众人叫好的洞见。所以，弟弟桓公草率地（或者也经过一定的衡量和计较吧）选择了更容易、更安全也更迎合灵魂中较为卑劣部分的那条路——听从羽父的话，并默许他杀了哥哥隐公。

是不是很像“郑伯克段于鄢”的剧情逆转版？这一回哥哥真心护着、让着弟弟了，连王位也小心翼翼替他守着，最后的结局好像更糟糕，全然无辜的哥哥被杀，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因为哥哥的这种无辜、纯良、不设防，才导致了最后的杀戮。如果隐公能像郑庄公那般，早有预见，就算不先下手，至少提防一些，结局必然不一样了。可是，改变了最后的结局，真就能改变这整个事件？《左传》是要以这样一种犬牙交错式的开篇安排一种吊诡的生存境遇：要么心狠手辣，成为不义之人，保存自己；要么甘心受戮，以无辜之身死去。现实好像就逼仄到了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决绝面前，是这样吗？

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它这样尖锐、不甘和滴着血的质问，让人心里先就颤抖起来。我想说的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整部春秋史，那些个玲珑心肝、眼光如炬、被一众目光紧紧跟随的厉害人物，你若走近些细看，却好像一个个都在哀叹。郑庄公就不说了，《左传》里最先冒出来的尖尖儿，也是最早对时代发出覆亡悲音的人，就像整部《红楼梦》开演不久就出来的秦可卿，呼啦啦现身，说一番盛极必衰的哀语，引出一众金钗命运名册，便摇啊摇地走远了。

齐桓公虽是春秋五霸之首，《左传》其实着墨不多，光环都给了管仲。管仲一死，他便一股气都泄了，如溺水的人，靠紧紧抓着三个簇拥在身边的宠臣过活，那三人，一个把儿子烹了给他尝人肉，一个弃了父母跟着他，还有一个自作阉人随侍于他，无时无刻不哄着他、捧着他、暖着他，这灵魂就不止是在哀叹了，大约是冷透、结了冰、填不满的巨大空洞，才要一种极致的烧烫人心的东西，好得那一点儿暖意。秦穆公也有点类似，年轻时那样沉稳深切的一个人，晋惠公一再弃信忘义，他恨得牙痒痒，却仍哀矜晋人饥馑难熬，几次三番借粮；郩之役，三帅被俘，他只罪责自己不听良言，以贪误国；孟明一败再败，他也是不改信任与厚待，苦候数年，遂败晋人，霸西戎。凡此种种，不是靠一点宽厚豁达就可以，应该还有更多属于坚忍、信心和力量的部分在里面，就是这样一个人，临了，还是撑不住那点虚空和幻灭，死时“以子车氏三奄息、仲行、针虎为殉”。活人殉葬本为秦人传统，但子车氏三子殉葬，却使秦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于哀痛里，国之良才尽皆随葬，《左传》说“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中有“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之句，其实，一生戎马、为王霸之业追逐了小半个世纪的秦穆公哪能不知良人难得，只是，面对最后那片无尽的黑暗和寂灭时，饶是这样有分量、扎实、热烈而周全的灵魂，也试图要攀援些什么、握持些什么吧。

最动人的唏嘘声，要数楚庄王的。在邲地大败霸主晋国后，臣子们欢欣鼓舞，撺掇他盖个大楼堂纪念这一功勋，他摆摆手，说，“武”这个字，本是“止戈”之意，当年武王克商，举兵攻伐是求万邦安宁、民众祥和，那是武之功德，而像现在这样打来打去的，跟“武”本身差远了，不过是了结一桩事罢了，“武功”二字完全谈不上。语辞恳切，然而不是谦虚，一字字皆是遗憾，心坎里深深的叹息，好像那些最好、最值得追求的事物，他已经完全够不到了，但还要远远看着，清晰地知道自己与之的距离。就像那一回，他期期艾艾地问鼎之大小、轻重，周大夫王孙满回答：“在德不在鼎。”他细细思量，即刻知道了自己的界限，一向的欲求与坠落，以及那道永远攀不上顶的峰峦，然而，“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虽不能至，亦不能轻易忘怀呵。

时代往前走，大家都亦步亦趋，生怕落在了后头，只是，越是聪明，越是厉害，越是时代的弄潮儿，越忍不住要回头望，他们最清楚这里面所有的代价，也最知道自己丢失了什么。于是，很奇妙的，就剩这个最开头出来的鲁隐公了，于世间没有位分，心中所求亦无归处，人看他拙钝得可怜，温暾水似的，臣下们想做啥，常常也不跟他通气，甚至直接就违逆了他。他呢，别说杀气、心机，就是为自己打算的那一点点小算盘都不会，柔弱、敦厚，连名字都这样不愠不火，“息”，静息、息声、息事宁人，与人后来给他的谥号“隐”简直异曲同工，《逸周书·谥法解》中曰“隐，哀之方”，旁人眼里，他真就是最可哀怜的那个。可是，从头到尾，你听不到他一点儿哀叹、一点儿不宁，就是本本分分做好自己那一份，而且有声色、有气力。甫一摄政，即主动与邾、纪、莒等周边小国结盟，又与惠公时起过冲突的宋国重修旧好，与新兴的小霸郑国也交情甚笃。当时，郑、宋、卫等诸侯国纷争已渐显露，惟鲁居间持稳，据礼守德，不入乱局，亦不是不作为，只是行动所据并非强弱、胜败、利害等形势考量，却是凡事先要论一论应不应该，合不合当。

无论军事、经济还是地理位置，鲁国其实都排不上号，但彼时，它在诸侯国中仍有一种特殊的分量，不是作为强大无比者，而是原初之物的持守、追逐、尽善尽美者。其力量不是由于一种要求或压迫，而是让出空间来，于无所求处生成的一种柔若无物，孩童的笑，果树开花时柔软但浓烈的气息。它易受摧折和损害，然而也珍贵，叫人仰望，心生爱慕。

隐公十一年，滕、薛两国同时来朝，为谁先朝见行礼争起来，隐公居中调和，只一句“异姓为后”而已，又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意即鲁国若朝于薛国，一样不敢与薛之同姓诸国并列。薛侯一听，便即刻让滕国为先了。同年秋天，郑国攻下许国，诸侯处置时，先要把许国划给鲁国，鲁隐公拒绝说，许国不恭，这才随诸侯讨伐，现许既已伏罪，鲁便不敢灭之以为私有。就是这番话，牵出了整场决策里最具强力的郑庄公对自己当年攻伐弟弟共叔段的感慨，并重新奉立许君，保存了许国。还是这一年，冬天，隐公被杀，死后，未得国君之礼入葬，录史观史者，多有不平，但最后这场葬礼，大概也是合隐公意的，生前即不居人君之位，遑论死后？

隐公看到的，大概不是后来那些不堪的、繁芜的、重重叠叠的人心面目，那些让我们以为世界本就如此的人性和阴影，他应当还记得离他不远的，因着同一种血液流动故而更真实和切近的世界：三百年前，周公称王第七个年头，礼乐已制，成王亦渐长成，周公作《无逸》，归政还国，北面就臣位。功遂身退，原就静谧无声，风浪不起，波折不生，这一道清简正大的光阴宛在，总使后来者觉得余下的日光皆可一般清透无碍，世间万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罢了，又从哪里去想那些人心的沟沟壑壑、曲里拐弯呢？就像那个时候人们对胡作非为者的呵斥：“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对恶，他们最多只是一种惊惧、讶异，没想到一个人竟能如此不管不顾，做出这样荒唐离谱的事来。

这迂守刻谨，已把他整个人都化了，五色斑斓一部春秋史，他显得特别淡，接近一个毫无特色的平庸之人，除了庶出、摄政，一无故事，唯一一次被着了墨的，是去棠地看渔夫捕鱼，大夫臧僖伯力谏，说，凡君主，一切行动皆需合法度，非大事不举，亦不该浪用器物，捕鱼作业实非君王该涉之事。一向从善如流的隐公这回没听劝，还是兴冲冲去了，被《春秋》大大记了一笔“公矢鱼于棠”。那大概是他一生里唯一一次僭越，为了一个颇小家子气然而又勃勃然有生机的喜好，这事倒也仍像是他自己。余外的大部分时候，他随时出来，又即刻隐去，一道无声无息的幕布背景，舞台上光鲜亮丽的人物，轮番上场又下场，彼时彼地，你甚至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他的重要和叫人怀想，要到后来才渐渐体味出来。后来，故事越来越精彩，人物越来越鲜明，兵家诡道之争习以为常，唯利是图也慢慢成了正见，无论目的还是过程都不再有它们本身的动人之处，人们要的是战胜、压倒、赢取，仅此而已。

一种冲淡平然的气象，原来开场已是绝唱。

最好的东西常常是这样，无面积、不占有、不具侵袭性的，要等越来越多的血腥味涌上来以后，你才会意识到它原来存在过。

艰难的地方正在于此。连薇依都曾冷静然而不无困惑地说：“同样的行动，若动机卑下倒比动机高尚更容易完成。卑下的动机比高尚的动机蕴含着更多的能量。”就像隐公最后的遭遇这样，一种只有高贵本身才会拥有的悲剧。

很奇怪，西方自古希腊时期以后，很少再有人书写这样的悲剧了，耶稣受难成了神的救赎，唐·吉诃德临终认定那是一场荒唐的幻想。不过，回头看看东方，春秋之后，类似的故事不也一样零落了吗？整个世界远远滑出了某处丰饶而珍稀的领地，使得能生出这悲剧的高贵越来越成为某种陌生而不真的东西。而隐公息，整部《左传》里头一个出来的君主，以自己拙钝、愚蠢的一生，成为一个老去世界最后的清透坚实处，无力而温柔的最后一抹霞光。

记下一个世界

胡兰成晚年写《心经随喜》，说要心意坚定地过一生，难，如茶之涩，是生命的真实。而《左传》开篇，即已这样沉涩了，把降落了高贵所得的一番胜利，嵌在一场更大更长，失败然而未失守的纯粹和高贵里。它似乎呈现出一种比事件冲突本身更幽深、更根柢性的冲突：如果善与恶分离，义与利各立一边，那么，人必然要作出选择，赞美一边，诅咒另一边，或追慕一边，唾弃另一边。可因为那种沉涩而非剧烈的表达，你知道，这里面还有一种不可打破的极致完全的东西，它撑起那份罕见的凛然无声的书写，也撑起一整个时代，以及身处其间的每一个人，使得他们即便外在选择了跟我们今天一样的行为，即便陷落到最低洼的境地，困于沼泽或泥潭，也仍然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善被僭越，美被凌辱，正义落败，真实被欺，那是僭越者、凌辱者、战胜者、伪善者眼里的世界，现实，强力，不容辩驳。而《左传》不写隐公怎么做，却写他怎么不做、不同意、不在场，然后，把整部历史里的头一个君主之位给了他，并说，因他未在场、不同意，那些事虽然发生了，《春秋》统统不写。这样子把孔子笔笔削削的一番心意说出来，像一种沉默、大概也自知徒劳的努力，或者，只是单纯地不想丢失和忘记那些必定会被掩埋、放弃、消解的生命样态——他们固执于某处，渐与时代异质、对立，还总有一天要迎面撞去。

隐公以不行动、不显身，来守住某些东西；《春秋》则顺遂其意，不以成败，而多论其心志，唯他显身、首肯之事，才可于历史中占得一隅，这不是对隐公个人的偏爱，而是现实以阴影，历史重新予以光照。有些花只开那么一回，有些事再也不会重来，有些人默默执拗了一辈子，后头也没有惊喜等着他……要紧吗？不只要紧，还要命。可真迷人，那绽开的一瞬，执拗的姿态，事到临头端然敬省的面孔，是一层层生荣死哀里，止不住漏出来的光和妙音，是历史必得捉住的最后的救赎。

卡尔维诺的五十五座城市里，瓦尔德拉达是一对像镜城一样的孪生城市，一座是直立湖畔，另一座是湖里的倒影。湖畔之城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在水中那个城市完整地复现出来。瓦尔德拉达人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镜子里的动作和形象，都具有特别的尊严，这种认识使他们的行为不敢有丝毫疏忽随意，即使是一对恋人赤身裸体地缠绕在一起，即使是凶手将匕首刺进对方颈项动脉时，都必须如此。“镜子外面似乎贵重的东西，在镜子中却不一定贵重。……两个瓦尔德拉达相互依存，目光相接，却互不相爱。”把拥有一部《左传》的春秋之世理解为这样一座瓦尔德拉达，大概有将之纤薄化的嫌疑，但你不得不承认，历史在这里似乎自我期许着一种更大的力量，试图以书写，以一种重构的镜像，把意义和尊严重新赋予厕身其间者，也把随时间远走的那些根柢之物再次召唤回来。

《左传》绵绵两百年余，你眼睁睁看着一趟趟人生，来了又去，转眼间，散了，忘了，丢在不知哪个犄角旮旯，为当世荣衰，拼尽力气、赔上一生的，到这纸面上似都成了徒劳。历史把眼前这一点拉长，长得接近时间本身，就好像一个人不只活一世短短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上千年，一趟又一趟，绵绵不绝走下去。死亡，其实大部分时候并不能于人有教益，如果它不能使人由此开始思考永恒的话，有限性会成为一个牢笼，叫人囿于其中，无力自拔，只得愈发紧张地攫住手头可能的东西。而这里，有限性的藩篱被拆除了，由古及今，自今而往，人在其中没有了一个急急忙忙奔赴的目的地，所谓生死胜败的结局也失了它的攀援处，像幻影，衬得那些争先恐后、目眦尽裂、剜肉剔骨格外荒唐，也叫那些浅短、急促、浓墨重彩的得与失丢了分量。世界跟时间本身一样无目的、无意义了，是在这样彻底的虚空中，那些虔诚、醇美、持重、满有阔然之气的心灵，像流水干涸后曝露的河床，被保留、显明，并坚实动人起来。所罗门王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凡事都是虚空，万物满有困乏，惟地永远长存。

一场旷日持久的书写，能否对抗甚至消弭掉那些乱哄哄、漩涡般裹挟一切的现实噪声。这在今天，大概是一个会被怀疑甚至嗤笑的命题，而曾经，历史的这种力量并非只是一种想象，很多时候，它是切实的，有当下那种入骨浸肤之力。赶跑了卫献公的大夫甯殖，知道历史将记载他“出其君”，至死不安，嘱儿子一定要迎回献公，好抹去这段记录，否则，死后不认其祀，等于是断绝关系的意思。儿子甯喜为此掀起一场更大的混乱，其实也晓得行不通，献公已得罪了，再复位，要杀掉现在的国君不说，献公也不见得就能释怀，不过，“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二”，因为父亲遗命，可以说是一意孤行。献公复位第二年，甯喜被杀，尸横朝野，甯氏一族从此衰落。如此惨痛的代价，只为了书策上一句话而已。

刻于简牍上的文字，比空间、时间里具体发生的更真实，比人前人后的唾骂、非议、憎恶更叫人畏怕，更具终极性意味。是对文字力量的虔诚，或刻薄点说，是一种迷信吗？

那个著名的“崔杼弑其君”，大夫崔杼杀了跟自己老婆私通的齐庄公，大史在史策上记下“崔杼弑其君”，被杀，弟弟接着这样记，再杀，弟弟的弟弟再记，崔杼想杀不过终于没杀，而同一时间，另一个史官正拿着竹简赶过来，准备这一个再被杀的话，自己继续来记这五个字。杀人的，被杀的，赶来续书（赴死）的，我只奇怪，他们背后怎么都有同一种东西，都那样相信那五个字是确凿的，落地成真，是最后的力量和审判，所以，兵刃相见，你死我活，是敌人，也几乎仍然是叫人心酸的同质、同根、同气连枝。在最深刻的部分，推着他们奔向死亡的，那些无法和解的冲突，亦不过出于一种共同的信和爱恨、忧愁。

比上面的例子更温和、更明亮些的是春秋稍早时候，在晋国卿大夫赵盾和太史董狐之间。当时自襁褓中继位的晋灵公渐大了，不知怎么养成一股荒唐、残戾的性子，用弹弓射人取乐，一顿饭没烧好就杀掉御厨，还得意洋洋让宫人捧着一簸箕尸块招摇过市，君不君而国不国，执政大卿赵盾想各种法子，一趟趟进谏，晋灵公本忌惮他大权在握，这下被逆了性子，更恨，派刺客暗杀不成，又宴上设埋伏，赵盾侥幸脱险，逃亡到半路，晋灵公已被赵盾戆头一样的族弟赵穿杀了。赵盾忧心国内局势因此动荡，重又返回主持大局，而他自己，便被史策记下“赵盾弑其君”五个字。其实，赵盾要直接亡国不返，与晋国脱了干系，这弑君之罪也就算不到他头上了。可惜——他后来也自嗟叹“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心有太多怀恋不舍，难以亡而不返，更不可能杀掉为自己出头的族弟。更重要的一点，史书有法，史官记言记事自有其亘古不易的坚硬处，他难辞其咎，这弑君之名便不得不受了。所以，太史董狐在回答他的质疑时，眉毛都不挑一下：“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谁叫你逃亡还没出国境就回来了，君臣之义仍在，你族人杀了国君，你回来后也没一点儿说法，你是正卿，不记你记谁呢？

春秋时人说话，但凡重要点的，或估计有异议的，总要绕出很多话头，迂回婉转到简直可以在彼此间开出一片巨大的河。而董狐说这番话的轻巧、直接，无一点回旋余地，叫人猜想，像联邦大法官那样不容置喙地裁定一桩是非，这在史官，在以文字为执行司的历史法庭上，曾经也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不是什么“在晋董狐笔”之类大义凛然的后世道德想象，联邦大法官在审判一桩案件时需要在个人安危和法律正义之间抉择吗？需要依恃道德力量给自己勇气吗？一桩理所当然的事而已，所以，董狐记下这五个字，还可以这样轻飘飘、不客气地回话。在他，这至多是一次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职业书写，跟他之前进行过那么多次的并无二致，其本身并不与道德相关。

一百多年后，孔子这样赞叹不已：“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这种赞美仍然是无比正确的。人人当吃饭睡觉一样再平常不过的事，如果有一天忽然显眼起来，或贵重起来，那通常意味着，它变得稀少了，难得了，不那么日常、理所当然和俯拾皆是了。与之相反的一面正大肆蔓延，成为心照不宣的另一种普遍现实。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描述的基本上也是这么一回事，道在日用而不知，伟大之物一旦发现自己，伟大也就消失了。“发现”首先意味着一个异己的、自身以外的视角，意味着远离、陌生化，于是残留的碎片也突兀起来，要名之为仁或义，要标榜起来，高悬门梁。所以，董狐和赵盾，他们原属于本真层面的持守，隔不过一百年即绽放成花，引人瞩目。

不过，孔子在这里的正确不仅仅因为时移事往，曾经的日常事件，在遥遥隔开的、晦暗苍老的现实另一端，开始显出它斑驳却绝难褪尽的底色，更因为这赞美其实指向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道德（如果真有的话），它不属于董狐，不属于赵盾，不属于任何个体，而是在他们彼此的对抗、冲突、敌意之间，在所有人共同认之为真、绝无可能质疑更改的那个相信之中，淬炼出的某种精华之物。仅是董狐，并不能完成一个可堪后世向往的道德形象，他也不是独角戏一样矗立在舞台上的孤胆英雄，他的光辉与其说是来自他自己，不如说是来自这个舞台，他站在了最后一块华彩未褪的布景之前，身边是可在同一山头对话、过招，甚至一点头、一致意就了然深知、毋庸多言的对手，而这样的对手，也必定不止赵盾一个。他们是同一片天底下的人，看重、认同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能各自守住那疆界，撑起行将朽坏的四极，寸步不让，锱铢必较，好让这个世界不那么快崩塌，也让最后那片火光尽可能长地燃烧下去，不熄灭，不尽成灰和青烟。

《春秋》是孔子最后留下的一本书，在那之前，他大概并没想过要写一本书。他用了很多方法挽回那个世界，直到后来，他终于知道，一切将继续崩坏下去，一生努力原来改变不了什么，运气好的话，也许还保留了那么几个火种。但接下去呢，他并不确定，颜回早走了，子路也走了，他最后等待着的学生叫子贡，他已经是这个新的混乱不堪的时代可以生出来的最好人物了。在最后的时刻，子贡赶到了，孔子说：“我等你好久了。”然后他哼起一首歌，太山将崩了吧，大厦将倾了吧，圣人将枯了吧。很难想象一生谦逊平和的孔子会以这样的歌声来为自己吟唱，弘一（李叔同）临终前，也这样对弟子们说：“我今可以被你们拜，你们拜吧。”不是妄，是悲欣交集，深切的酸楚，以及最后的确定。

所以，《左传》不再是想挽回什么，它有自己单纯明晰的心思和最后一点执拗——记下一个世界。那世界，丰饶硕大，曼妙不可方物，但已没法再继续生长、开花、结果，到时候种子自然萌发新苗，重新在土地上活生生的，摇曳多姿。时间已不知不觉裂开越来越大的缝，终有一天整个儿断裂，翻转向另一面。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就记下来吧，就在它戛然而止的地方，制作一件不能起死回生，但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标本。制作的方法是文字，曾经入地通天，让“天雨粟、鬼夜哭”的文字，其实也消退很久了，没有了赵盾的董狐们，早就不能倚靠它救世、矫枉、治正。“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然后，天子诸侯及庶人阜隶皆得“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那样一种语言文字的原始强力，也早沦为上古的想象，再往后，就是想找一个崔杼，至少一起较真地把这事玩到底的人也没有了。文字越来越扁平化，单薄脆软适于把玩，只堪保存一段记忆，冷藏一段时光。

我现在办公室的窗外，看得到一栋建于八十多年前的四层老楼，红瓦墙，青灰石基座，这是这座城市里不多的能让我心里喜悦的建筑。工作不久，接手整理过一批院史资料，里面有这栋大楼的手绘稿照片，是创建这医院的第一任院长、一个美国人画下的，大楼在他死后第八年落成。手绘稿清晰动人，细部俱全，笔触丰美，下面写一行字“our dream from 1918”。在水泥路都奢侈的当时，造这样一栋病房楼，是了不得的大事，几乎倾全城之力，乡绅、巨贾，连平民皆有捐资助力。现在，造楼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这些年，这栋楼旁边拆掉过很多房子，又造起来很多房子，稍长的前辈说：“从我进来就在盖楼，现在快退休了，还在盖楼。”

而这幅手绘稿、这行字，我知道，它是对未来有着最真挚、热切盼望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东西。一个异乡人，在一座遥远的荒瘠小城，同时也是一个更广阔、宏大的世界里，绘制热情和憧憬，并以余生撒下火种。在今天这个关于恢宏、正大的想象统统被质疑和打破的时候，重新看见这样坚实、丰沛的情意，令人陡生恍然如梦感。这栋楼，便不再是单纯的或稍多些岁月美感的石头水泥建筑，它曾是恳切的心思，至心至意的盼望，在最初看着它落成的人眼里，曾满身霞帔，光芒环绕，带着梦一般美妙气息，而它真正的时刻，也就那样一去不复返了。但也许，偶尔能在后来那些看见它的人心里再次来临、舒展，成为某种有力量的、夏日山头般热烈丰腴的隐喻空间。

《左传》对于我，大概有点儿像这幅手绘稿，带着某种来自远方的若有似无、微如星芒的东西，让我在这个世界行走的时候，能多一点慰藉、润泽和提振之感。我一遍又一遍翻开它，似进入一场不愿结束的旅程。一个人怎样选择，怎样行动，怎样爱和恨，怎样欢喜和忧伤，这些属于过程，属于时间之形态、质感的部分，才是人类行动最后的意义和一种崭新的现实，我好像懂得写书人所有这些郑重的心，微明不灭的念头。那些人之为人的最要紧处，那些渐渐老去且终将陌生的灵魂，那些同声同息、同质同色的生命及他们的困顿挣扎，统统收拢在这里，像藏起一件不再有多少人认得的法宝，其实已抵达不了任何地方，只念念不忘。

然而，我终究不敢完全地读懂它，翻到最后一页，一切是会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那样“你在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里了”，或者更像他早早安排好的马孔多的命运——一座终将从世人记忆中消失的镜子之城，“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我想，我其实并不确定。

作者简介

李都格，作家，现居江苏常州。主要著作有《我以翅膀触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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