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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岁的大好年华，事业戛然而止，人生一落千丈，如睡梦惊醒，恍然大悟，却悔之晚矣。”这段忏悔书中的自白，道尽了从快速晋升到身陷囹圄的悔恨。出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原书记安九熊。
这位42岁升正厅、46岁任市州党委书记的干部，其急速爬升又骤然陨落的人生轨迹，始终缠绕着“政治攀附”这一关键词。最终因受贿435万余元被依法惩处，成为反腐败斗争中，又一例深刻的反面教材。
安九熊的仕途，起步于基层。1994年从铜仁卫校毕业后，他从石阡县河坝场乡计生站工作员做起，历经乡镇党政办主任、县纪委常委、乡镇党委书记等多个岗位历练，2010年升任铜仁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正式步入副处级干部序列。
2011年调任贵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后，他的晋升速度明显加快；两年内历任常务副秘书长、秘书长，2016年8月跻身省政府副秘书长行列。
2017年孙志刚任贵州省委书记后，安九熊进一步调入省委任副秘书长，不到两年便升任常务副秘书长，解决正厅级待遇。
2021年起，他先后担任黔东南州州长、州委书记，直至2023年9月被查处。成为近年来贵州第一个任上被查的市（州）党委书记。
安九熊看似顺风顺水的晋升之路，实则暗藏以攀附为捷径的危险。
安九熊的堕落，始于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其核心贪腐手段，便是围绕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展开系统性的政治攀附，呈现出趋炎附势、主动巴结、唯命是从的鲜明特征。
2016年5月，时任贵阳市政府秘书长的安九熊，得知孙志刚妻子黄某某将参加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立即“精心”谋划接待方案，亲自全程陪同，并请来专业讲解人员服务，只为获得领导家属的认可。同年6月，孙志刚率队赴国外考察，安九熊主动靠拢提供服务；这份“殷勤”很快换来回报，回国后，他便被提拔为省政府副秘书长，专职为孙志刚服务。
成为孙志刚身边人后，安九熊的攀附行为愈发无所顾忌，甚至动员家人参与其中。
孙志刚妻子黄某某到省内市县游玩，他不仅提前安排当地干部做好接待，还特意让妻子休假全程陪同；2018至2023年间，他多次陪送孙志刚回湖北老家过年，或到其家中拜年，累计送上60余瓶各类茅台酒。
这种“管家式”的贴靠讨好，让他逐渐成为孙志刚培植的个人势力，也为其权力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
安九熊还充当“中间人”，介绍时任铜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的陈丽萍，通过讨好黄某某攀附孙志刚，助力其直接晋升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形成了依附权力的利益小圈子。
政治攀附的底色，注定了权力的异化。
安九熊在攀附过程中，逐渐丧失原则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利工具。对于孙志刚夫妇交办的事项，即便明知违反规定，他也“不得不做”；从插手司法案件到为项目工程打招呼，从职务提拔到拆迁款拨付，只要能维系攀附关系、获取个人利益，他便无视纪律红线。
2012年初至2023年下半年，安九熊利用担任贵阳市政府秘书长、省委常务副秘书长、黔东南州州长等多个职务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关键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5万余元。其违纪违法行为，横跨政治、组织、廉洁等多个领域。
2024年9月，安九熊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正义的审判，终究不会缺席。
2025年9月29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安九熊。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法庭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受贿违法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没收。
安九熊的案例，深刻揭示了政治攀附的致命危害；它不仅让干部迷失初心、突破底线，更会污染政治生态、破坏公平正义。正如他在忏悔中所反思的“如果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干事，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怎会沦为个人培植的势力，怎会从违纪走向违法犯罪？”
此案的查处与宣判，再次印证了“搞政治攀附一时风光，最终必然黄粱一梦”的铁律，也向所有公职人员释放出“不论职务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必将受到严惩”的强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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