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香港1951，一群银行白领用歌声为祖国秘密庆生

文│殷宗坤

香港中国银行庆祝国庆（1950年代）

1951年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畔依旧飘荡着殖民地的气息，但在一片看似寻常的商业楼宇中，有一群心怀家国的金融人，正以一种隐秘而炽热的方式，筹备着新中国的第二个生日。他们的献礼，没有广场阅兵的盛大排场，却有着穿越封锁的坚定信仰，有着在异国他乡第一次唱响国歌时的热泪盈眶，更有着用灯光点亮祖国地图的无限深情。

01

奉命于转折之时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旧影

1950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发布的一纸电令如春雷震响香江，要求原属国民党政府的驻港机构员工“各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听候接收”。这份命令不仅是对海外资产的坚决维护，更是对人心向背的一次庄严召唤。

在维多利亚港畔的交通银行香港分行（简称“交港行”）办公室里，副经理贺仰先手持刊载命令的报纸，心潮澎湃。他立即召集经理钟锷及石祥和、简鉴清、彭坚赞三位副理紧急磋商。窗外是殖民地的繁华夜景，窗内是金融人面对历史抉择的凝重面孔。经过彻夜讨论，他们一致决定响应新中国召唤，于1月18日联名致电北京总处，郑重承诺“接受总处领导，恪守岗位、保护行产、照常营业”。这封电报如同一只信鸽，穿越仍弥漫着冷战硝烟的政治天空，将一家海外银行的命运与新生共和国紧密相连。

与此同时，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迅速行动。在听取汇报后，决定组建以项克方为首的金融工作团赴港开展护产接管。这个五人核心小组（项克方、闵一民、庄世平、张锡荣、孙文敏）如同特种部队，后来更吸纳交行葛师良、贺仰先、中行程慕灏、方善桂等熟悉香港情况的金融精英。在那个没有直达航班、通讯困难的年代，他们通过秘密渠道联络，制定周详计划。工作团成员之一的庄世平后来回忆：“我们清楚知道，每一份资产都是新中国建设的血液，每一个员工都是可贵的专业人才。”

上海解放后，交行员工成立“交行职工协助接管委员会”，协助军代表接管交行，此为当时交协会印发的会刊——《接管通讯》 （资料图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交港行”存废的战略考量。当时国内交行已定位为扶持工矿企业的长期信用银行，海外机构似乎失去存在价值。但在深入研究后，决策层认识到：交行在东南亚华侨中信誉卓著，吸收着可观的侨汇；海外申设新银行壁垒重重，现有网络弃之可惜；加之商股问题尚未厘清，贸然裁撤可能引发金融市场波动。这些充满远见的分析，使“交港行”成为新中国打破经济封锁的重要支点。

1950年5月，交行总处业务室副主任葛师良奉命赴港执行资产接管任务。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的金融专家，在闷热的雨季中奔走于香港各区：他成功收回北角清华街9号、11号两幢被占房屋；巧妙通过合法渠道将美元头寸兑换成港币调回国内；最惊险的是指挥“交港行”信托部子公司拥有的“启新”轮突破封锁驶回广州——当这艘4675吨的巨轮升起五星红旗驶入珠江时，码头欢迎人群的欢呼声震天动地。完成这些任务后，葛师良留在香港兼任副经理，标志着“交港行”正式纳入新中国金融体系。

在新体制下，“交港行”获得明确定位：业务受总处领导，与香港中行密切配合；员工原职原薪，稳定过渡；资产重新造册，账目分立。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四大经营方针：吸收外汇壮大资金池、代理土特产转口贸易、拓展进出口信贷、服务侨汇侨胞。这些举措使这家三十多人的小银行，成为连接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重要毛细血管。

02

“偷渡”入港的时代插曲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通知，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及其所属机构业经政务院决定划归财政部领导。

机构的新生需要新鲜血液。1951年春，总处决定加强“交港行”力量，选派业务室袁裕宽和上海分行的阮秀堃赴港工作。当时在上海分行计划科负责染织业调研的阮秀堃，刚完成数万字的行业分析报告，突然接到人事科调令。这种毫无征兆的工作变动，是那个激情燃烧年代的常态——个人命运永远服从国家需要。

赴港之路充满时代特色。当时内地与香港间通行证极难获取，香港当局对非粤籍人员入境严加限制。但有意思的是，边境存在一种默许规则：能说一口流利粤语者往往放行。这种语言关卡造就了特殊历史现象——不少爱国干部通过“偷渡”方式赴港工作。

1951年7月，袁裕宽与阮秀堃在上海汇合后乘火车南下广州。列车穿过刚完成土改的江南农村，窗外闪过的标语牌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字样格外醒目。抵达广州后，他们住进沿江路的交行宿舍，这里既是临时驻地，也是“偷渡”中转站。经过多方联系，最终确定取道澳门再转香港的路线。

维多利亚港旧影

澳门之行充满戏剧性。当两人住进南通银行宿舍时，竟邂逅在该行任襄理的福州英华中学高班同学杨人桐。他乡遇故知，三人彻夜畅谈，从学生运动聊到金融建设，直到东方既白。两日后的深夜，在杨人桐协助下，他们登上开往香港的货船。临行前，“蛇头”塞给阮秀堃一枚水钻别针：“上岸前别在胸前，自有人接应。”

黎明时分货船靠岸，维多利亚港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阮秀堃别上信物顺利通关，见到来接应的老潘和老宋。但袁裕宽却因不擅粤语被扣留，最终原船遣返澳门。站在码头遥望友人随船远去的身影，阮秀堃深刻体会到特殊历史条件下工作的艰辛。五天后袁裕宽改道再试才成功入境，这段插曲成为同事们多年谈资，也折射出当时海外工作者的坚韧与幽默。

踏上香港土地，阮秀堃被分配至信贷部门。办公室窗外是叮叮车穿梭的德辅道中，室内是噼啪作响的算盘声和此起彼伏的多国语言电话——这座殖民城市的金融脉搏与内地截然不同。但所有中资银行办公室都悬挂着毛泽东像，日历上用红圈标注着国庆节等重大节日，形成独特的文化飞地。在这里，爱国情怀是跨越地域的最强纽带。

03

在香江唱响祖国

香港交通银行歌咏队庆祝国庆演出

到港不足两月，便迎来新中国国庆两周年。尽管身处殖民统治下，香港爱国同胞的庆祝热情丝毫不减。“交港行”提前半月就开始筹备，最具特色的当属由阮秀堃发起组织的歌咏队。

最初响应的是十二名年轻行员，他们在下班后聚集在仓库改装的排练室。第一课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时，有人不熟悉歌词，有人把握不准节奏，但每个人眼中都闪着光。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旋律首次在银行大厅回荡时，老会计师放下账本推门张望，电报员停下按键侧耳倾听——这是“交港行”历史上第一次响起新中国国歌，音符里饱含游子对母亲的思念。

更大的惊喜来自《歌唱祖国》。阮秀堃在《大公报》上看到歌谱后，连夜用风琴试奏，第二天一早便教唱大家。“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明快旋律瞬间征服所有人，连一向严肃的葛师良副经理也站在走廊轻声跟唱。国庆日前夜，歌咏队通宵排练，用彩色皱纹纸制作胸花，把会议室布置成红色海洋。

香港交通银行歌咏队排练节目

10月1日庆祝会成为情感爆发的顶点。当歌咏队唱到“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时，台下不少老职员抹起眼泪——他们想起战乱年代资金链断裂时的绝望，对比现在国家支持的底气，感慨万千。最后全场起立高唱国歌，声浪几乎掀翻天花板。这次成功激励了更多人参与，次年歌咏队扩充至三十余人，新调入的声乐专家老汤教授美声技巧，擅长曲艺的老樊编排锣鼓节目，甚至衍生出话剧小组，不断丰富大家的文化群乐生活。

阮秀堃的另一项创意作品——灯光中国地图更是成为传奇。在九龙土瓜湾的宿舍里，他用半个月工资买来三合板，对照地图册精细绘制边界线。电工老陈帮忙布设电路，用不同颜色灯泡标注北京、上海等枢纽城市。最精妙的是设计了一条光带从尖沙咀车站向内地延伸，象征香港与祖国的血脉相连。

这些看似文艺活动的背后，是深刻的政治表达。在港英当局严禁升国旗的背景下，爱国同胞用歌声、灯光、戏剧等创意形式，在殖民空间里构筑起精神防线。每年国庆期间，分散在中环各大厦的中资机构不约而同举办庆祝活动，形成特殊的文化共振。这种跨越机构的默契，体现的是对身份认同的集体坚守。

七十余年后再看这段往事，“交港行”的故事已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改造史，更成为理解新中国早期海外工作的重要标本。从护产接管的果断坚决，到“偷渡”赴任的机智勇敢，再到国庆欢歌的情感迸发，展现的是第一代海外金融工作者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在冷战格局下，他们既要遵循国际商业规则，又要维护国家利益；既要适应殖民地环境，又要坚守政治立场。这种在夹缝中求平衡的智慧，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