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前,日军平均每日推进29公里;而会战后,这个数字骤降至每天1公里,后期更是完全停滞不前。
1938年10月27日,日军先头部队冲入汉口城区,历时三个多月的武汉会战落幕。
令人意外的是,随着武汉的陷落,日军那势如破竹的进攻浪潮竟突然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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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军事观察员记录,武汉会战前日军平均推进速度高达每日29公里。
但1938年后,这个数字骤降至每日1公里,后期更是完全停滞。
这种断崖式的战力下滑,成为历史学者们争论至今的谜题。
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在短短半年内,日军铁蹄便踏遍中国东部最富庶的疆土,大片河山相继沦陷。
抗战初期,日军叫嚣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他们并非真的认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全占领中国,而是企图在三个月内逼迫中国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日军的整个作战计划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制定的。
在华东战场,日军投入了海陆空三军主力。
以上海、南京为核心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尽管英勇抵抗,但仍未能阻挡日军的进攻步伐。
当时,蒋介石对列强干预抱有幻想,将70万精锐集中在无险可守的上海与日军决战。
这种战略失误导致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折损30万精锐。
这些部队若能保存下来,日军的进攻势头很可能提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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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军队采取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略,极大吸取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教训。
蒋介石采纳了郭汝瑰的建议,放弃固守武汉的方案,改为在外围山区布防。
这是中国军队首次有效利用第二阶梯地形阻击日军。
王耀武率领的第74军在万家岭利用山地优势全歼日军一个师团,取得堪比台儿庄的大捷。
武汉会战持续三个多月,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据中日问题专家张文宪考证,武汉会战日军实际阵亡约10万人,远高于其宣称的4万。
而国民党公布的40万阵亡数字因吃空饷水分严重,实际应在25万左右。
相比淞沪会战1:5的伤亡比,武汉战场的战损比充分证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
中国军队虽付出较大伤亡,但没有一个师级部队被整建制歼灭,同时在长江两岸仍然保持了近100个师的兵力。
日军未能察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到七七事变时,抗日已成为全民族共识和不可触碰的政治底线。
过去慈禧、张学良等统治者将国土视为私产,自然可以随意割让。
但当民族主义兴起后,天下不再是家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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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蒋介石想重蹈覆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绝不会答应。
日本为达目的不断升级军事行动,结果适得其反——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国各派势力,在民族存亡关头反而团结在国民政府周围。
特别是南京大屠杀这步臭棋,裕仁天皇本想效仿蒙古人的屠城逼降策略,却激起了中国人更强烈的民族仇恨。
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使日本在中国各阶层都遭遇顽强抵抗,无限推高了其侵略成本,这是1938年后日军攻势受挫的关键原因之一。
战场形势的变化同样阻滞了日军推进。
中国自东向西可分为三个阶梯地形:东部沿海第三阶梯地势平坦,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行动。
战前白崇禧等将领就预见到这点,制定了退守西南、利用第二阶梯山地抵消日军优势的战略。
当战争推进到武汉周边时,中国军队首次有效利用第二阶梯地形阻击日军。
山东、河南、安徽交界的大别山区成为日军的噩梦。
按照日军记录,进攻大别山的第十三、第十六师团陷入“苦战”,被阻一个多月不能前进,日军被歼4000余人。
蒋介石花园口决堤制造的黄泛区,使日军机械化部队无法向西部平原推进,被迫在南线山区苦战。
这一决策虽然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但从军事上确实阻滞了日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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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其战争潜力本就有限。
开战时95%的石油、80%的橡胶和90%的钢铁依赖美国进口。
一年多的战争已经损失兵力20多万和耗费了80亿日元的军费。
这一数字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加一战和“九一八事变”所有军费开支和的1.6倍!
比如1937年,日本黄金储备约为13亿5千万日元,将近20个月的侵华战争后,在国际上购买战略物资已经花去了9亿6千万日元,快破产了。
日军连续两年已经扩编了17个师团,师团总数翻了一番,兵力则翻了两番达到120余万人。
精壮和有经验的兵源开始短缺,到1938年底,侵华日军的原现役士兵只有11.3%、预备役士兵为22.6%、后备役士兵高达45.2%。
就在日军与国军鏖战之际,更棘手的对手正在其后方崛起——八路军利用日军统治薄弱环节,在敌后广泛建立根据地。
到1938年底,共产党已在敌占区遍地开花。
以河北某县为例,日军年税收仅20万,但为对付游击队却需投入200万军费。
这种入不敷出的局面,比正面战场的失利更致命。
敌后游击战的蓬勃发展,使日军所谓的“占领区”始终无法巩固。
华北方面军不得不承认:“由于优势的中国军队不断反击,共产党军队的活动也日趋活跃,在华北方面军占领的地区造成治安混乱。”
1938年后,日军在广大的占领区内实际上只能控制点和线,而无法有效控制面。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国际形势也开始发生变化。日军对广州平民的无差别轰炸引发国际谴责。
罗斯福政府趁机推动道德禁运,对日出口飞机金额从6月的171万美元骤降至10月的7215美元。失去美国物资支持,日军战力自然大幅下滑。
美国支持日本实则是为瓦解英法殖民体系。
一战后美国通过扶持希特勒冲击欧洲秩序,在东方则借日本之手清除英法在华势力。
但美国决不允许日本坐大。
日本政府、军部和前线将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战略上的分歧。
以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一拨,决心改变方略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他们开始寻找可以利用的代理人:“起用中国第一流的人物,建立反蒋反战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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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季,当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日本官方发布声明,宣称“帝国已达成军事目标”,试图向国内外宣扬胜利。
与宣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在中国的进攻能力明显衰减,不得不转入战略保守。
历史学者们认为,日本在战略上的短视是其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无论前线日军凭借素质和武器取得多少次战术上的成功,都无法扭转日军在战略上的失误和失败。
再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战略资源的匮乏,最终的结局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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