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有多糊涂？扣人质、瞎指挥，亲手给火烧圆明园递借口

1860年，英法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咸丰帝带着后妃连夜逃往热河，留下京城百姓在战火中遭殃，最终还签了割地赔款的《北京条约》。

这场惨败常被归咎于洋人船坚炮利，但往前扒一扒就会发现，战争打响前，这位20多岁的皇帝一连串令人窒息的骚操作，早把本就艰难的局势拖进了死胡同。

对内瞎指挥，对外拎不清，在作死的边缘反复横跳，堪称“帝王级翻车现场”。

1、

咸丰帝接手的清朝本就内忧外患：南方太平天国占了半壁江山，年军费花超2000万两，财政快崩了；北方列强还天天喊着“修约”要特权。

可他满脑子还是“天朝上国”的旧梦，觉得洋人再横，也只是“来讨好处的蛮夷”，根本没搞懂对方想要啥。

1856年“亚罗号事件”爆发，英国借商船被查的由头挑事，法国也跟着以“马神甫事件”起哄，本质是想逼清廷开放更多口岸、允许公使驻京。

咸丰帝收到消息，第一反应不是分析局势，而是给两广总督叶名琛下了道矛盾的谕旨：“既不可意存迁就，亦不可过于决裂”。

这话等于没说——既不让服软，又不让硬刚，直接把前线官员架在了火上。

更离谱的是他对“公使驻京”的态度，列强想让公使常驻北京，按近代国际规则打交道，可咸丰帝觉得“洋人不跪拜，有损天威”，死活不同意。

1858年英法联军打到天津，他被迫签了《天津条约》，可联军一撤就反悔了，居然想让大臣去跟洋人商量：“能不能改在上海换约？实在要进京，也别走正门、别见皇帝”。

这种幼稚要求自然被拒，反而让列强觉得清廷毫无诚意。

后来通州谈判，双方又因为“跪拜礼”吵崩，咸丰帝派去的怡亲王载垣硬要洋人跪拜，对方不答应，他居然直接扣押了英使参赞巴夏礼等39人，关在圆明园和刑部大牢里虐待。

这些人被戴上15公斤的木枷，每天只有粗粮污水，有的被打得手腕露骨，最后19人直接被折磨死，遗体还被随意丢弃。

他以为扣了人质能拿捏洋人，却不知道这在国际法里是大忌，直接给了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借口。

2、

在用人上，咸丰帝的操作更是让大臣们寒心。两广总督叶名琛本是少数懂点外事的官员，却被他逼成了“背锅侠”。

“亚罗号事件”初期，叶名琛按咸丰帝“不迁就不决裂”的指令周旋，一会儿拒绝英国要求，一会儿扣押涉案人员。

咸丰帝心情好时夸他“持重得体”，心情不好就骂他“因循误事”，反复无常的态度让叶名琛彻底懵了，到后来干脆摆烂，搞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荒谬政策——既不抵抗，也不投降，就搁那儿耗着。

1856年英军打广州，广州外围炮台没怎么抵抗就丢了，叶名琛被俘，咸丰帝不反思自己指令混乱，反而把所有责任推给叶名琛，骂他“昏庸无能”，还抄了他的家。

对其他将领，他同样如此：大沽口第一次保卫战，僧格林沁打退联军，他立马封亲王；第二次大沽口失守，不管是不是指挥问题，先撤了僧格林沁的职，罚他戴罪立功。

赏罚不分的结果就是没人敢干活，后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号召大臣献计，朝堂上居然没人敢说话，大家都怕说错话背锅，与其担责不如躺平。

这种“用人荒”，让本就混乱的局势雪上加霜。

3、

如果说认知糊涂还能靠实力补，咸丰帝在军事上的操作，简直是主动给敌人“递刀”。

当时京畿一带囤了十万大军，而英法联军最初只有两万兵力，要是防守得当，完全有一战之力，可他的部署堪称“灾难级”。

1859年，英法联军按《天津条约》来换约，咸丰帝觉得“公使驻京太丢人”，居然密令僧格林沁在大沽口炮击人家的换约舰队。

要知道这是外交船队，不是作战舰队，可他打完还自鸣得意，觉得“夷船可一鼓荡平”，彻底撕毁了刚签的条约，这波操作直接把列强彻底惹毛，第二年就带着重兵打了过来。

更蠢的是防线部署，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本是易守难攻的阵地，咸丰帝却突然觉得“守京城更重要”，把大沽口的主力调回近郊。

他还听说洋人习惯正面进攻，就把所有兵力堆在正面炮台，压根没管旁边的北塘防线。

结果联军一看大沽口不好打，直接绕到毫无防备的北塘登陆——那儿的守军不足千人，还是临时拼凑的民团，一触即溃。

北塘失守后，联军很快从侧后方包围了大沽口，守军腹背受敌，三天就垮了。

此时咸丰帝又犯了“摇摆病”：一会儿下旨“全力反攻，加官进爵”，一会儿又偷偷派人和谈，还不让将领知道，前线部队一会儿攻一会儿停，彻底乱了套，天津很快就丢了。

4、

咸丰帝的骚操作，本质上是战略上的彻底短视——为了虚无的“天威”，能把国家核心利益抛在脑后。

《天津条约》签订后，他居然想出个“神主意”：只要洋人同意不派公使驻京，他愿意全免关税，还能“赏赐”几块荒地。

要知道关税是当时清廷重要的收入来源，江南财税地被太平军占了后，关税更是救命钱。可他眼里，“公使不跪拜”的面子，比国家财政还重要。

他对军事的认知更是停留在几百年前。

大臣递奏折说英国有工业实力、海军厉害，他直接扔一边，骂人家“长他人志气”；听说洋人“腿不能弯，上岸就没用”，居然真信了，觉得联军“远道而来，撑不了多久”。

甚至到了联军快打进京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法术”上，招了一批号称“刀枪不入”的民团去前线，结果这些人根本不堪一击，反而打乱了正规军防线。

更荒唐的是“分化策略”，他想对俄国示好、对美国羁縻、对法国劝解、对英国孤立，可列强早结成同盟，他的小算盘人家根本不接茬。

直隶总督谭廷襄想主动备战，他还警告人家“别先启兵端，万一洋人打别处就麻烦了”，彻底丧失了先机。

1860年9月，联军攻破八里桥防线，北京危在旦夕，此时咸丰帝手里还有几万兵，要是坚守京城、号召勤王，未必不能对峙一阵。可他第一反应不是组织抵抗，而是琢磨“怎么跑得好看”。

为了给自己逃跑找台阶，他先发了道“罪己诏”，把锅全甩给“群臣无能、百姓不驯”，说自己“德薄才疏”。

诏书刚发，他就带着后妃、皇子偷偷跑出圆明园，美其名曰“北狩木兰”——说白了就是逃荒。大臣们劝他“皇上坐镇京城才能稳人心”，他压根不听，连夜就溜了。

逃跑前，他还留了个坑：让恭亲王奕訢负责议和，却不给实权，只说“相机行事”。

意思很明显：谈成了功劳是我的，谈崩了割地赔款，黑锅奕訢来背，后来奕訢被迫签了《北京条约》，咸丰帝在热河得知后，居然还骂弟弟“办事不力，丧权辱国”。

逃到热河后，他非但没反思过错，反而天天沉迷酒色，身体越来越差，第二年就病逝了，年仅31岁。

而他留下的烂摊子，让清朝丢了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5、

回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咸丰帝的操作，会发现清朝的战败从来不是偶然。

手握十万大军，却因指挥混乱被两万联军吊打；面对近代世界，还抱着“天朝上国”的迷梦；用人赏罚不分，逼得大臣躺平；最后临阵脱逃，把责任甩给别人。

这些骚操作的背后，是封建帝王的认知局限，是闭关锁国的盲目自大，更是缺乏担当的懦弱。

正如史学家说的：“咸丰之败，非败于洋枪洋炮，实败于自身之糊涂与短视”。

这场战争也给后人留下了血的教训：一个国家如果闭目塞听、决策者昏庸，哪怕家底再厚，也迟早会被时代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