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张震重返盛圩子，一进村便问：当年那新娘子家可还有人？

“1981年9月中旬的午后，’那户新媳妇家还在吗？’张震一下车就对迎上来的村干部发问。”简单的一句问话，在秋风里透着急切。将军白发微扬，眼神却仍像四十年前那样凌厉，这个场景让在场的年轻人一下子安静下来，他们隐约感觉到这里埋藏着一段沉重往事。

盛圩子村的街巷比从前窄了些，土墙也矮了，可空气里仍有稻草与河水混合的味道。张震背着手慢慢向北走，不远处原先的碾坊早已拆掉，只剩几块磨盘被当成晒谷的台子。他停下脚步，像是自言自语：“那棵大槐树要是在，就该在前面拐角。”

时间往回拨到1941年初秋，新四军第四师正在整编。张震时任师参谋长，日夜围着地图打转——淮北、宿东、萧东，一条条线路在纸上被涂改。新成立的骑兵团成了机动力量的拳头，张震必须用这支拳头在平原上找出突破口，否则兵力分散就像沙子，抓不住。

同年九月底，他奉命深入宿东地区，协调各股抗日武装。会议一连开了两夜，他困得睁不开眼，仍咬牙对照名单逐个核实番号。月底傍晚，联席会议刚结束，当地同志担心敌伪摸哨，劝他立刻转移。张震想了想，挑了北面五里的盛圩子作宿营点——村子偏，水塘多，方便隐蔽。

孔家院门被敲开时，油灯刚燃起。女主人孔秀英不过十八九岁，婚床上的喜字仍红艳，她听说是新四军，当即把最宽敞的新房让出来，自己跑去灶屋烧水。张震脱靴就睡，前后不过两分钟，他实在撑不住了。那是他近三日唯一一次把枪靠在墙上而不是枕在臂弯里。

次日拂晓前，村头突然传来发动机哄鸣，随后步机枪的点射破雾而来。孔秀英在柴垛那边被吓得一抖，扔下柴火就奔回家。她冲进新房，朝床上一把掀被子：“快起，鬼子来了！”张震条件反射翻身抓枪，可眼皮还是沉，差点又栽倒。孔秀英急得直跺脚，连拉带推，把他拖到门口，指着北边苇塘：“那边能绕出去！”

张震带着贴身警卫蹚着浅水向北突围。村内响起激烈枪声，新四军的掩护分队选择原地阻击。枪声、手榴弹爆炸、牲口嘶叫混成一片。天大亮时，十八名指战员全部倒在院墙和稻田里，刺刀上挂着尚未冷却的血迹。

突围成功后，张震回望炊烟未散的方向，嗓子一阵发紧。他暗暗记下：盛圩子、北面苇塘、孔秀英。那以后，他几乎再没睡过安稳长觉，只要闭眼，耳边就冒出那句“鬼子来了”。

三十多年过去，战争的刀风早被平民生活的柴米味覆盖，可将军心里的负重仍在。他这次回乡探亲顺道折到宿县，就是要了却两件事：给牺牲的弟兄立碑，向那位当年的“新娘子”说一句谢谢。

村里的老人围过来，有人记起旧事，指着西头一排瓦房说那是孔家旧址。张震看见墙角仍立着一个斑驳的大立橱，木纹里夹着灰尘，他伸手摸了摸，指尖微微颤动。乡亲去请主人，他独自站在堂屋，耳畔像又响起那一嗓子急促的喊叫。

不一会儿，一位银发农妇踱进院子。领路的老人介绍：“这就是孔秀英。”张震望着她，努力把眼前的皱纹与记忆里青涩的面庞重叠，却怎么也对不上。犹豫片刻，他问：“你记得四一年九月底那晚动静吗？”孔秀英答得干脆：“记得，第二天本想拆被子晒晒，被枪声吓成了空。”一句话时间地点全对，张震心中石头落地。

他掏出随身笔记本，把“孔秀英”三个字写得很重，然后抬头伸手，与她用力一握。握手那刻，旁人都没出声，风吹过院子，橘黄的树叶哗啦啦落了一地。

傍晚，张震让乡干部带路，来到村北土岗。小土包上插着自制木牌，烈士名单仅有姓氏。张震站了许久，才低声道：“他们的名字，不能再让风吹掉。”随后当场拍板：纪念碑要用青石，名单要刻全名、籍贯、军衔，费用由他个人先垫。干部答应得干脆，场面却丝毫不轻松，连天边的晚霞看上去都带了些铁锈色。

将军离开盛圩子前，再次同孔秀英一家吃了顿家常饭。老伴端出自制的米酒，张震喝了两盅，抹抹嘴说：“生活好了，也别忘了修地、种田。”语气不重，却带着不容质疑的力度。临走，他留下一张着军装的黑白照片，背面只写八个字：同心抗敌，来日可期。

几年后，孔家老伴赴京取碑文。张震已调任军委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可他还是在办公室伏案写下苍劲四字：新四军烈士。字写毕，他把笔放好，长呼一口气，像总算补上了那夜欠下的债。

今天，盛圩子村头的纪念碑在阳光下闪着暗青色，碑阴刻着十八名烈士的完整信息。大槐树早被风雷劈倒，但碑前新栽的槐苗正抽出嫩芽。有人路过会低声念那些名字，也有人只是匆匆而过。不过，对曾被那一声“鬼子来了”唤醒的张震来说，欠下的情义终于有了归处，而这正是战争留给幸存者最真实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