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他们的中国故事，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文 |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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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23日，一架来自美国的客机在北京国际机场降落。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国际航班，可是，对于从飞机上走下来的这群美国老记者来说，此次中国之行，却非同寻常。

他们是二战期间来中国报道中国抗战的一批美国记者。从四十年代末离开之后，为重返中国，他们已经等了三十几年。这天，他们应《中国日报》和中国记者协会的邀请，参加这次名为“重返中国”的旅行。

汽车朝北京城驶去。他们激动地望车窗外的一切。他们在寻找当年熟悉的街景。

他们走进了北京城。

两天后的3月25日，他们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在这里亲切会见了他们。他说，欢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回到中国。欢迎他们到中国各地去看看。

邓小平在这里亲切会见了他们

邓小平与访美记者合影

一次特殊的漫游中国的旅行从北京开始。延安、西安、重庆、武汉、南京、上海……这些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地方，在他们面前又一一呈现。

他们旧地重游。他们在寻找自己的足迹，他们也是在寻找历史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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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中间，这位在人民大会堂里请邓小平签名留念的彼得·兰德(Peter Rand)，是团队中的一个特殊的成员。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的研究员，代表已经去世的父亲前来。他的父亲克里斯托弗·兰德(Christopher Rand)当年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华记者。

今天，彼得以一个后辈的身份，感受着这群老记者重返中国的兴奋。

“我很幸运出现在这种场合，受到这些中国朋友们的热情接待，我简直成了父亲的化身。他们有许多话对我说。帮助我追寻，去发现过去……”

彼得对当年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的命运感兴趣，是因为七十年代偶然发现了父亲的遗物。

那一年，彼得刚刚过四十岁。他去看望父亲的弟弟杰克，就在杰克的储藏室里，他发现一个黑文件橱。“里面全是与我父亲的中国经历有关的材料。”

他后来说，当他写出这句话时，他仍能感受到第一眼看到那个黑铁橱时产生的畏惧与好奇交织在一起的奇怪感觉。

他说：“就仿佛我面对的那些抽屉，塞着由我父亲摆放的活着的东西。那是我父亲中国生活的一只黑色怪兽。我以一种颤巍巍的兴奋打开最上面一层文件抽屉。显然，介入长期以来父亲自己掩埋着的隐秘生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彼得从未想像到，一个人会把如此之多的纸条，放进这样一个橱柜里。信，剪报，数以百计的薄光泽纸和炭笔，美国新闻处发的复写纸，中国战时的棕色纸——齐齐整整地小心摆放着。

他看到父母之间的中国通信，也小心地保存着复写件，有的句子被军事检查官删去，以免泄露父亲的确切地点。在底下的一个抽屉，他找到父亲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剪报。它们放在一个黑色剪贴本里，里面还夹着一些照片和底片。

“中国的冒险，被活活掩埋在这个黑色金属的空间里，老鼠一点点吞噬它们，在保存完好的文献之间留下发硬的一小粒一小粒的屎。”彼得这样感慨地说。

从那时起，他开始整理从柜子里拿出来的一箱又一箱资料。他开始访问抗战胜利后与父亲同时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

他找到费正清。从费正清那里，他才知道父亲的助手、中国记者羊枣，因为被认为是为共产党工作而遭国民党逮捕。彼得的父亲曾在1945年秋天到杭州去拜见国民党将军顾祝同，请求放人，但没有结果。

费正清告诉他，羊枣在监狱里最后被打死。尸体送回来后，妻子发现他的身上血迹斑斑。羊枣去世后，共产党人在上海的兆丰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举行过一次集会，彼得的父亲也参加了。

彼得从此开始了他的追寻。开始，他只是想写写父亲在中国的经历，但随后他决定写与中国革命有关的所有美国记者的故事。他认为从1927年到1949年来到中国的不少外国记者，都可称为浪漫主义者。

现在，与这些重返中国的老记者们一起走在中国的土地上，兰德不只是感受。他在观察，他在研究，他在把目光从这群与父亲同时代的美国记者身上，延伸到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中。

他想知道，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为何让一代代外国记者如此着迷，他们为何雄心勃勃地在这片土地上冒险，他们又如何以不同方式报道中国，并在这种报道过程中，赢得名声，开创事业？

他随着这群美国老记者走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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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一代代西方人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走过。

旅行家、冒险家、考古家、商人、传教士、侵略者、政治家、记者……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中国的想像，每个人都有他的中国故事。他们伴随着中国的历史，他们也参与着中国的历史。

客观的，偏激的，善良的，恶意的，在他们种种不同的体验与叙说中，一个神秘、古老的中国，渐渐变得清晰，变得具体，变得不再陌生和遥远。

走进中国，发现中国，这是那些西方人的故事，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故事。

在最初走进中国的西方人中，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的无疑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当他1271年启程前往中国时，他当然没有想到，将是他为走进中国的西方人，写出第一个精彩的故事。

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年。研究马可·波罗的西方学者发现，在他的中国游记中，马可·波罗最爱使用的形容词是“伟大”。

毫不奇怪，一个来自地中海威尼斯小城的旅行者，走在中国的杭州、苏州……一个个江南重镇的富庶肯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能不对中国城市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场面之繁华而叹为观止。

他不止一次来到长江边，注目滚滚而去的江水，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条河流程如此之长，穿过了如此多的地区和城市，江中来来往往的船只是如此之多，运送的财富和货物是如此之多，实际上比基督教世界所有河流和海洋加在一起还要多！”

马可·波罗到底是位意大利人，似乎天生具有与众不同的浪漫。他那艺术家一样的浪漫，渲染着他的中国印象。在风靡了一代又一代的他写的关于中国的游记中，他呈现的是一个辉煌、壮观、充满诗意的东方古国。

更多的西方人踏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进中国。

商人们来了。

浩淼大海上商船来往穿梭。一船船运走中国的瓷器、茶叶，一船船运来西方的香料、珠宝。

传教士们来了。

著名的利玛窦走进了中国，他也是意大利人，他成了最早在中国获得永久性居住权的传教士之一。这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任，第一个穿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服装。

他有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能绘制地图。他很乖巧，或者说他很能理解和迎合中国人的观念，他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中国被标在中央位置。

著名的汤若望也走进了中国。这位德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北京城观象台的一间房子里，观察天象，研习历法。他颇受清朝顺治皇帝的青睐，汤若望向顺治皇帝进呈自己制作的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这些西洋玩艺儿，令宫中人耳目一新。

汤若望成了宫中常客。在顺治眼里，这位西方人真像一部活字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汤若望被委任为钦天监监正，并赐二品顶带，成了最早在中国宫廷中担任要职的西方人。而在十七世纪英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中，顺治皇帝也被说成是“欧洲化的皇帝”。

然而，鸦片也运来了，炮火也运来了，侵略也运来了。

鸦片战争中，甲午海战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古老帝国，在列强的炮火中溃不成军，领土被切割，权利被剥夺……

十九世纪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

一次急剧的感情突变发生了。中国在英国军队面前的彻底溃败，以及不愿接受西方的干预和西方的观念，使得她从被尊敬和钦佩的地位，滑至被蔑视的地位……他们突然发现了与他们原来认为的她的辉煌完全相反的弱点，一种新的印象遍及了美国和欧洲，认为中国是颓废的、垂死的，已从昔日的灿烂堕落了。

从此，一个古老、封闭、自大的中国，一个曾经被马可·波罗浪漫化的中国，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撞中、在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中、在开放与封闭的替换中，开始了艰难的历史行程。

更多的西方人，走进了中国。

4

走进二十世纪，一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同时又国门大开的中国，给那些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真正能够发挥各种作用的历史大舞台。传教士已不再是主角，走到前台的是政治家、革命者、外交官和记者。

稍稍回过头看看，就不难发现，从孙中山到宋庆龄，从蒋介石到宋美龄，从张作霖到张学良，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中国政治家身边，总是不时环绕着一些外国人。

他们扮演着不同角色：顾问、秘书、朋友、战友、清客，甚至保镖。他们发挥着不同作用，有时左右着局势，有时决定着命运。他们彼此的关系常常显得复杂而微妙，相互依赖或者利用，充分信任或者有所提防，不管怎样，他们既然走到了一起，也就构成了特殊的组合。

他们扮演着不同角色

没有一个又一个外国朋友的帮助，孙中山恐怕早就跌落在接二连三的失败之中，再也难以东山再起了——譬如那位长期充当孙中山私人保镖的英籍加拿大人马坤身上，就有过一次次惊险故事。

没有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的介入和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肯定会重新书写。如果没有苏联顾问鲍罗廷，北伐和1927年大革命该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没有共产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红军会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开始长征吗？

西安事变中，没有先后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冒险前往，从中斡旋，张学良和蒋介石这两位主角该如何见面，如何妥协，其实也是很难确定的事。史迪威、陈纳德、赫尔利等这些在中国抗战中依次出现的人物，各自的影响与作用，又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值得重视的还有那些活跃在中国的外国记者。

记者职业注定与冒险联系在一起，他们借助得天独厚的优势，总是用鹰一般的眼睛注视着中国，用猎犬般的嗅觉，感应着这片动荡土地上发生的一切。

他们的笔分量不同，他们的观点和倾向也不尽相同，甚至分属不同政治阵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中国历史现场上重要的目击者。他们亲历了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这个东方古国的不少爆炸性新闻，都是经他们之手公布于世。

有关这个东方古国的不少爆炸性新闻，都是经他们之手公布于世

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时，是澳大利亚人、《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里森发出独家新闻，让欧洲人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危机；

还是这位莫里森，在担任袁世凯顾问期间，想办法将日本试图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密约内容透露给同行、也是澳大利亚人的端纳，使端纳发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

1927年，在广州、上海、武汉，一个个重要历史场景中，总是少不了外国记者的身影，斯特朗、希恩、瑞娜……他们亲眼目睹了大革命的悲剧，目睹了蒋介石、汪精卫、宋庆龄、鲍罗廷、陈独秀等一个个风云人物政治命运的大起大落；

三十年代初，在宋庆龄、鲁迅周围，汇聚着史沫特莱、斯诺、海伦、伊罗生等外国记者，是他们把蒋介石独裁专制的白色恐怖，向全世界揭露；

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从酝酿到爆发，居住在北京的斯诺、海伦夫妇都积极投身其中，直接发挥外国记者的特殊影响，斯诺亲自拍摄的游行场面，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还是斯诺，冒险家一般走进陕北，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工农红军依然存在的真相，拍摄了一大批不为人知的中共领导人的照片；

史沫特莱经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她，还有贝特兰，把发生在西安的一切，通过广播，通过电讯，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报道；

抗战期间在重庆最有名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河南饥荒和国民党政府腐败的真相，使访问美国一时风光十足的宋美龄，顿时失去了头上的光环；

一批批住在雾都重庆的外国记者，纷纷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走进他们认为将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延安……

正是一次次爆炸性新闻的发表，这些外国记者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历史时钟的摇摆。他们走进了中国，他们的中国故事，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他们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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