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毛主席的高参？伟人：古有孙子，今有郭子，此人水平不亚于我

他是我国的开国中将，更是毛主席的军事高参，甚至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此人水平不亚于我”，他就是郭化若。

提起这个名字，可能许多人听着都觉得有些陌生，但真要翻翻我国的军史，还真是绕不开他，毛主席那句著名的“古有孙子，今有郭子”，说的就是郭化若。那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1904年的福州，闽江码头边的棚户区里，郭化若就出生在一间漏风的小破屋。父母是最底层的劳动者：父亲在码头扛货，母亲在家纺纱，一天忙到黑，挣的钱刚够买米，连块像样的布料都买不起。

那年代穷人家养孩子难，郭化若上面还有2个姐姐，为了让儿子能读书，老两口硬是咬着牙把女儿卖给了远房亲戚，这事成了郭化若一辈子的遗憾。

郭化若从小就懂事儿，9岁起就帮家里干活：早上帮母亲摇纺车，下午去报馆抄稿子。报馆的活儿累，但有个好处：能接触到各种文章，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晚上回家再就着煤油灯复习。

16岁那年，他考进了福建省立第一中学，拿着录取通知书跑回家报喜，可一打听学费，立马蔫了，一年的学费，抵得上父亲大半年的工钱。没办法，只能去福州农林学校读预科，想着“农校学费低，还能学门手艺”。

可念了一年转本科，家里还是凑不齐学费，郭化若咬着牙收拾了几件旧衣服，没跟父母打招呼就去了广州，他怕看见爹妈为难的样子，也想着“去大城市闯闯，总能找条活路”。

1923年的广州，到处都飘着“革命”的气息。郭化若在福建会馆找了个落脚点，每天蹲在街边帮人写家书、抄文稿，有时候一天挣的钱只够买两个馒头，饿了就喝点水扛过去。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份稳定的活计，让远在福州的父母少操心。

1924年，国民党改组，到处招兵买马。郭化若看着这群人喊着“改变社会”的口号，觉得“或许跟着他们，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就报了名入了党。转年黄埔军校招生，他听说“不用交学费，还管吃管住”，眼睛一下子亮了，这对穷小子来说，简直是“登天”的机会。

他揣着攒下的几块钱，挤在3千多个考生里，硬是凭着之前抄稿练出的文笔和自学的算术，考上了黄埔四期炮兵科。

在黄埔的日子，郭化若才算真正开了眼界。周总理当时教政治课，讲的是“为人民服务”；陈赓跟他们聊游击战，说“打仗不能硬拼”。这些话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发了芽。

那时候蒋介石正拉拢人才，见郭化若成绩好、脑子活，两次找他当参谋秘书。换别人早就答应了，这可是靠近“大人物”的捷径，可郭化若却拒绝了：“我来军校是学打仗的，想的是上战场保护老百姓，不是在办公室里写材料。”

这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没发火，却记了这个“不识抬举”的学生。后来有人跟郭化若开玩笑：“你要是跟了蒋，说不定早当大官了。”他却笑着说：“路选错了，官再大也没用，我要走的是能让穷人翻身的路。”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郭化若跟着教导团往南昌赶，可到九江就被国民党部队拦下了。等他好不容易绕路摆脱阻拦，起义军已经往广东撤退，他一路追，脚都磨出了血泡，追到广东三河坝才赶上队伍。

那时候不少人见起义受挫，偷偷跑了，可郭化若没动，他跟战友说：“革命哪有一帆风顺的？只要方向对，再难也得走下去。”

后来组织派他去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在苏联的几年，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训练场和图书馆：白天跟着教官练火炮操作，晚上啃军事理论书，连俄语都是靠查字典一点点学会的。

1929年他回国，一到上海就找组织，说：“想回红军队伍，跟朱毛一起干。”

那会儿红四军刚从井冈山转到闽西，朱德见他是黄埔加苏联留学的“双料人才”，直接让他当二纵队参谋。没过多久，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里面分析了红四军的问题：

“队伍里有些干部只懂打仗，不懂组织群众；装备差，得想办法搞点‘土办法’补短板。”

毛主席看完信，专门找他聊天，聊完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福建人，看问题却不‘浮’，看得深！以后就留在我身边当参谋。”

1930年，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退，路过安源煤矿。郭化若看见矿工们会爆破，还能搞到炸药，立马跟毛主席建议：“不如把这些师傅组织起来，成立个工兵队。以后炸碉堡、架桥、挖战壕，都用得上。”

毛主席同意了，郭化若就去矿上跟矿工们聊：“跟着红军，不光能有饭吃，还能帮着老百姓打反动派。”矿工们都愿意来，红军第一支工兵队就这么成立了。

后来打吉安，这队矿工出身的工兵，用炸药炸开了城门，国民党部队还纳闷：“红军咋突然有这么厉害的‘新武器’？”从那以后，工兵成了红军的“标配”，郭化若也得了个“工兵之父”的称号。

他还没停下，又盯上了电台，那时候红军没通讯设备，情报全靠人跑，慢还容易出错。他下了死命令：“不管缴获的电台是好是坏，都得留着，不能扔！”后来抓了几个国民党电报员，他没把人当俘虏，天天跟他们聊红军的宗旨，有个叫王诤的电报员被说动了，愿意留下来。

郭化若就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还让他们每天监听国民党的通讯，整理出来的消息起了个名儿叫《参考消息》。

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郭化若被调到红军学校当训练处长。那时候条件差，没有教材，他就自己写；没有教具，就用泥巴捏火炮模型。学员们都说：“郭教员讲课不绕弯子，啥复杂的战术，经他一讲就懂。”

1937年抗战爆发后，毛主席找他谈话：“国民党那些将领，你跟他们讲马列，他们听不懂；讲古兵法，他们倒能听进去。你研究研究《孙子兵法》，用老祖宗的道理，跟他们讲怎么打鬼子。”郭化若就抱着《孙子兵法》钻研，还结合抗战的实际情况改。

1939年，他在延安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课。毛主席也去听了，听完跟人说：“化若讲得好啊，把老兵法讲活了，水平不亚于我。”周总理也夸他：“郭化若在军事理论界的地位，就跟郭沫若在文学界一样。”

后来他还写了《军事辩证法》，用“对立统一”讲打仗。那时候延安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也是他主编的，里面全是实战经验，前线的战士们都抢着看。

1944年，中央要办延安炮兵学校，找郭化若当校长。那时候条件差到极致：火炮是从敌人那缴获的，东拼西凑才18门，有的炮还缺零件；观测器材更少，不少模型都是教员和学生用泥巴捏的；吃饭也成问题，他带着师生们下地种菜，边上课边劳动。

有人说“半年才能开课”，他偏说“三个月就行”。那段时间，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编教材，跟教员们一起搭课堂，学生们也干劲足，宿舍漏雨就自己补，器材不够就轮流用。

1945年3月15日，炮校终于开课了。朱德去参加开学典礼，看着操场上的土炮和学员们的精气神，说：“这炮校办得好！以后咱们的炮兵，就靠这些娃娃了。”后来这所炮校成了“人民炮兵的摇篮”，不少学员后来都成了开国将军。

1949年上海解放，郭化若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那时候上海刚解放，特务多、秩序乱，他白天带着部队巡逻，晚上研究怎么抓特务、保机场。他还组织战士们帮老百姓修房子、种菜，跟上海市民说：“咱们解放军不是来占地的，是来保护大家的。”

1950年，中央要建上海防空司令部，又让他兼任司令和政委。那时候雷达少，他就组织人建“防空监视哨”，在上海周边的高楼上安排哨兵，一发现飞机就报警。靠这个“土办法”，还真拦下来好几架国民党飞机。

1955年授衔，本来组织考虑给他上将军衔，毕竟他的资历和贡献摆在那。可他却找组织说：“我没打过多少大仗，跟那些在前线拼杀的将军比，差远了，给个中将就行。”这种主动降衔的事，在当时没几个人能做到。

后来他当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分管军训，还是老样子，不搞虚的，天天泡在训练场，跟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

1958年以后，他转到军事科学院，专门研究军史。那时候条件差，没有电脑，他就手写，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战役的细节，跑遍了档案馆，还去采访老战士。

1985年离休后，郭化若也没闲着，天天在家看《三国志》，研究诸葛亮的兵法，还写了篇《孔明兵法之一斑》。1992年，山东惠民建孙子故园，他都90岁了，还亲笔题了“兵圣孙武”4个大字，那字写得苍劲有力，跟他的人一样，一辈子扎实。

1995年11月26日，郭化若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