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的力量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9月15日，经过国家文物局科学鉴定，认为扎陵湖畔发现的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并公布了刻石释文。我认为这一鉴定具有很高的科学性，是完全依据科学手段检测得出来的结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应当轻易、随意否定刻石的真实性。我相信，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下，任何机构和学者，都不会出于某种需要而改变历史事实，故意作出非科学的判断。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对刻石的真伪问题不能讨论。实际上，文物的辨伪以及历史事实的真相问题，从来都是文物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经常讨论的问题。我们是研究历史的，大家知道，历史上真正没有争论的问题其实是不多的。通过辨伪、争鸣求得历史真相，这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一段时间以来，围绕尕日塘刻石时代的争鸣，无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严肃认真的。通过争鸣，我们对刻石本身，特别是对刻石释文的释读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方面，光明日报功不可没，不仅继续发挥了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作用，更推动了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发挥了引领作用。我认为，学界下一步的重点应当转移到对刻石内容、文物价值及其保护和秦代历史的研究上来。这里我想从“秦制的力量”这个视角来谈谈看法。

秦的统一是一件大事，其很多意义我们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认识不全不是我们的认识水平问题，而是由于资料的原因，我们对秦制的认识还不够。秦的统一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并不仅限于昔日战国七雄的地域。这个国家虽然时间不长，却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建立了十分严密的制度体系，具有极强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手段。我们通过传世文献，还有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等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说，里耶秦简反映出秦对湘西地区直接治理的严密程度，远超我们过去的认识；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等反映出秦代有严密的法令体系；等等。尕日塘刻石虽然是关于秦始皇遣人采药之事，似乎与秦始皇个人有关，但实际上是与整个秦代制度有关的，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到秦制的巨大力量。

首先，秦始皇是动用了整个国家体制来采药求仙的。秦汉时期，追求长生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据《史记》记载，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曾“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求神药”，也“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里耶秦简中还出现了“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社会上出现了秦始皇即将去世的谶言。三十七年，秦始皇再次东巡，试图“变气易命”（《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9页），以延长寿命。这就是说，秦二十八年至三十七年之间，秦始皇曾令人于全国各地遍求仙药。昆仑山向来被视为仙药产地，传说是掌管不死药的西王母和诸巫的居所。《吕氏春秋》载：“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高诱注：“寿木，昆仑山上木也。华，实也。食其实者不死，故曰寿木。”（《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第317页）《淮南子·览冥训》：“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淮南鸿烈集释》，中华书局，第217页）在此大背景下，秦始皇在派人向东入海求药的同时，派人向西前往昆仑山采药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刻文仅书写“采药”二字，但应当就是为秦始皇寻找不死仙药。这种大规模的活动，显然是国家行为，只有动用国家力量才能完成。刻文中明确“皇帝使五大夫臣”的标识，说明翳一行是代表国家，而非个人。

其次，五大夫一行的行程与秦代交通制度规定相符合。今天，从咸阳出发，途经兰州至西宁，沿青康公路（214国道，部分与“唐蕃古道”重合）至扎陵湖，共约1450公里。秦代对官吏物资转运、休假返乡的行车速度有严格规定，如“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六十里，空车八十里，徒行百里”（《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50页）；“吏岁归休卌日，险道日行八十里，易道百里”（《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12页）。秦代1里大约415米，如果按重车60里/天计算，58天便可到达。如果按险道80里/天计算，44天便可到达。秦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出现“今年祖龙死”的预言，始皇令人占卜得到“游徙吉”的卦验后，从三十七年开始第四次东巡。秦以十月为岁首，我们推测，如果五大夫翳在三十七年的年初接受皇帝委派任务，至三十七年三月，中间有五个多月的时间，根据前面推算的行速，“三月己卯”到达扎陵湖北岸，从时间上来说，完全符合秦代里程行速和时间条件。

再次，刻石原因可能与秦代法律规定有关。与已知秦代刻石大都为彰显皇帝功德、表达政治理念不同，尕日塘秦刻石有明显的记事性质。为什么要在此刻石？秦代法律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第258页），即一个人不能同时兼用两种方技，如果药方不灵验，也是死罪。秦法还有“失期当斩”，即不能按时抵达目的地也是死罪。我们判断，五大夫翳监领的采药团队虽然到达了扎陵湖北岸，但是可能因某种原因他们未能到达昆仑或无法采到规定的药，为了避免秦律制裁，故在此刻石自证。这是为什么采药团队没有到达昆仑却在此刻石，并标明至昆仑距离的原因。

实际上，秦统一后在地方设置了医官制度，里耶秦简就有反映。五大夫一行采药与秦代医官制度是否有关也值得研究。近来，我看到大家还从秦统一后民族治理史的角度分析秦使臣西行的可行性，也是很好的制度史视角。总之，刻石文字虽然不多，但从制度史去观察，还是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卜宪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