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和钱钧是少林寺师兄弟，晚年常去看望，离开后：钱钧说了啥

“1986年初春的一个下午，师兄，你又来啦？”钱钧略带沙哑的嗓音从富贵山小院里传了出来。许世友没回答，只往炕上一坐，抄起紫砂壶给自己倒了杯浓茶。两位八旬老人隔着小方桌相对而坐，谁也没急着开口，却把他们半个世纪的交情烘托得活灵活现。

提起这对少林寺出身的将军，不少老兵会先想到一句顺口溜：“河南俩硬汉，一个敢死一个扎枪。”敢死的是许世友，扎枪指钱钧——练“朱砂掌”练到能隔衣破砖。据说二人第一次真正对话，并非在嵩山寺院，而是在长征途中一处临时宿营地。昏黄篝火旁，许世友发现对方使用的罡步、手型和自己极为接近，俩人这才意识到出自同门。火光摇曳下，许世友一句“原来咱还是师兄弟”让周围战士听得一头雾水，却成就了一段军旅情谊。

顺着年表往回倒。1905年，两人同年出生，只差三个月。许世友八岁进寺，头两年挑水扫地，靠吃斋饭长身体；钱钧则十三岁擅自离家，凭一腔少年勇气摸到山门口。少年许世友练的是“硬桥硬马”，师父拿湿棉被裹桌子当盾，逼他练撞击；少年钱钧迷恋轻灵路数，一心拜在英三杰门下习朱砂掌。练的不一样，苦头却一样，深夜贴壁、清晨吊臂，掉下来自己再爬上去。对一个农村娃而言，寺里咸菜配粗米已经算得上“大鱼大肉”，二人都咽得心甘情愿。

离寺的时间也很接近。许世友十六岁得母病重消息，“夜翻山墙”跑回家；钱钧则在五年满师后，背包下山谋生。走出寺门，他们很快被时代巨浪裹挟。大革命、土地革命、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几乎所有关键节点，两人都以不同身份出现在战场前线。许世友带敢死队，赤膊冲锋；钱钧当政委，身先士卒。老战士至今津津乐道：许世友一次攻寨中弹，从两丈高处坠下，被当作烈士抬回，结果两天后自己坐起来找水喝；钱钧也不遑多让，被诊断“牺牲”后直接放棺材里，隔日清晨翻身坐起，把守灵团长吓得一屁股坐地。若非亲历者记录，简直像听书场里的侠客传奇。

1949年新中国诞生，两位少林汉各有任命。许世友一度转战河北、安徽，1955年调任南京军区司令；钱钧在山东、湖北辗转，1965年出任南京军区副司令。表面看是上下级关系，私底下依旧喊“师兄”“师弟”。身边参谋回忆：军区会议结束，大伙都往食堂去，许世友却常拐进副司令办公室，门一关能聊一下午，谁也不知道他们在讨论兵棋还是当年插黄豆练掌功。有人劝许世友切磋一下拳脚，毕竟军营里好强风气浓。许世友摆手：“跟自己师弟怎么打？我一出手就用真劲，他何必接这茬。”

钱钧的克制远近闻名。六十年代，他负责民兵训练，江苏省军区副司令谢中光仰慕已久，特意搬来二十多斤压缸石请示范。钱钧拗不过众人，马步一扎，掌如锤落，石头碎成四瓣，尘土飞扬。围观民兵大呼过瘾，他却笑着拍拍裤腿：“少看热闹，这东西战场上能救命，私下乱来只坏事。”短短几句话，既有武者自信，也透出老政委的谨慎。

80年代，两人相继离休，南京成了“少林师兄弟”聚首之地。许世友住中山陵8号，人称“陵园里的老虎”；钱钧安家富贵山，被街坊唤作“笑面佛”。有意思的是，许世友极不喜欢热闹场合，凡节庆接待，左右空两排，无人敢贴近。可一坐进钱钧的小院，他就像换了个人，掰着手指数哪个战友爱吃烧鸡，哪个首长唱京剧跑调。两位耳背老人都嗓门奇大，经常各说各的。一次散场后，许世友在车里问秘书：“钱司令今天说啥来着？”秘书李福海差点没把笑咽回去——“首长，您俩都没听清对方。”

离开富贵山小院时，许世友总要站在门口转身作揖，再甩一句河南腔“改日再来”。钱钧看着师兄远去的背影，会对身旁警卫调侃一句：“我这徒弟啊，山东待了十六年，就写本书吹十六年。我山东十八年，写两本行不行？”轻描淡写，却透露出难得的亲昵和自豪。

至于“钱钧说了啥”，南京军区老参谋们给出一个标准答案——没什么高深，大概就是那句：“我在山东十八年。”他用调皮的方式回应师兄的回忆录，既维系了少林门内的幽默，也把两个人半生戎马、同处一地的经历轻轻点破。外人看来像场玩笑，当事人可心照不宣。懂的人都明白，这不是攀比，而是一种默契：同门、同乡、同龄、同战壕，连驻防时间都能无意重叠，再难得不过。

1995年秋，钱钧病逝南京。许世友早一年离世，未能送别。整理遗物时，家属在钱钧书桌里找到一张便签，上面仅写八个字——“师兄已去，吾亦无憾”。字迹遒劲，墨迹仍新。或许，这就是两位少林汉子最后的交代：人在，情在；人走，话也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