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欢：亲华派，是叛逃到中国级别最高的外国领导人，葬于八宝山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79年夏天，北京迎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

他不是来访的外交官，也不是被公开邀请的贵宾，而是越南的前国家副主席——黄文欢。

那时候，刚打完仗。

中越边境硝烟未散，伤痕还在，气氛极为紧张。

可就是在这种时候，黄文欢突然出现在中国。

他的到来，不仅让中方有些意外，就连不少越南国内的人也一时摸不着头脑。

可谁知道，他其实是逃出来的。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不过不是从战争开始，而是从一个名字讲起。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南海，有个“熟人”大家都叫“老蔡”。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他就是黄文欢，越南驻华大使。

为了保密，他的身份从不公开，就连接待他的中国干部，也都只按代号称呼他。

那会儿他在北京，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周恩来、陈毅，甚至毛泽东。

他中文说得好，讲话不疾不徐，人也很沉稳，是典型的老式革命干部。

可就在20多年后，他成了越南政府眼中的“叛徒”，还被判了死刑——缺席审判，罪名是“背叛祖国”。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早在胡志明去世之前，越南党内的权力斗争就已经暗流涌动。

黄文欢是胡志明一手提拔的“自己人”，两人从1920年代就并肩搞革命，感情深得很。

可黎笋不一样，他虽然资历也老，但路线和黄文欢完全不同。

一个想靠苏联，一个更倾向自主发展。

胡志明去世后，黎笋迅速掌权。

有传言说，胡志明的遗嘱被动过手脚。

黄文欢知道这件事，但那时候他选择了沉默。

1975年，越南统一。

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党内斗争越来越激烈。

黄文欢主张独立自主，反对一边倒亲苏，也不赞成与中国对抗。

这种立场，在那个靠队伍站位生存的年代，很容易成了“异类”。

1976年，他被踢出中央委员会。

消息传来时，很多老战友都难以置信。

可这只是开始。

后来他身体出了问题，咳得厉害。

去医院检查，说是肺结核。

可吃了好几个月药，病情一点没好转。

越南医务系统本就紧张，可对他这种级别的人，按理说不该这么敷衍。

他开始怀疑。

不是药的问题，是人有问题。

果然，事后查出来，那段时间负责他治疗的医生，确实接到了“特殊指示”。

不给他治好。

就这么简单。

1978年以后，中越关系急转直下。

边境冲突频繁发生，黄文欢试图劝说黎笋克制，但没人听。

相反，黎笋更警惕他，认为他在替中国说话。

1979年2月，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

越南损失惨重。

战后整肃开始，黄文欢彻底成了“危险分子”。

那年7月，他设法离开越南，辗转来到中国。

这次逃亡，他没带多少东西。

后来身边人说，他只带了几件旧衣服和一本随身的笔记本。

中国接待他时，有点意外。

但态度很明确——这是老朋友，不能怠慢。

当时他咳得厉害，立刻被送到301医院。

查出来不是肺结核，是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还好发现得早，治疗及时，保住了命。

这事儿传出来后，不少人都沉默了。

原来他不是多疑，而是真的被“下了手”。

身体稍微好转后，他主动召开了一场记者会，披露了越南内部的一些情况。

包括黎笋怎么篡改胡志明的遗愿，又是如何一步步边缘化亲中派的。

记者会上，他语速平稳，眼神有些疲倦，但说话很清楚。

他没有咒骂，也没有情绪化。

只是说：“我不是叛国者。

我只是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一开始的理想。”

这话后来被记录在案，成为他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次公开发声。

之后的几年，他住在北京，过得很简单。

偶尔有人来拜访，大多是老朋友。

他开始写书，回忆越南革命的经历，也写一些对越南现状的看法。

写得很细，不夸张，也不情绪化，像个老编辑，一笔一划抠字眼。

1986年，黎笋去世。

老山方向的炮声也慢慢停了。

中越尚未建交，但气氛缓和了不少。

黄文欢开始参与一些民间交流活动。

他不是官方代表，但因为身份特殊，很多越南人见到他都会停下来鞠个躬。

他不说太多，只是微微一笑。

1989年，中越战争彻底结束。1991年5月，他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遗体告别仪式很隆重。

八宝山礼堂里坐满了人，解放军的将领、老外交家、还有一些老越南同志。

大家都知道，这位老人，走得不容易。

他的骨灰被分成两份。

一份安葬在北京，另一份撒进红河，顺水南流，回到越南。

之后很多年，再也没人提起“老蔡”这个代号。

参考资料：
陈元，《黄文欢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越关系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湘潮》编辑部，《震惊世界：越南领导人黄文欢来华前后》，《湘潮》2015年第5期，第45-46页。
黄志宏，《中越关系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