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超无罪！正义虽迟必到，法治进程中的警示与里程碑

2025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安徽亳州宣判，宣告车超、李勇、谢广英无罪。这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提起抗诉、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再审的案件，不仅洗刷了四人背负二十余年的冤屈，更以其完整的程序正义，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醒目标志。然而，在欣慰之余，我们更需冷静审视：这一最终抵达的正义，其起点恰恰源于当地司法系统一次沉重的“失守”。

回溯“车超案”的源头，其诞生并非偶然。脆弱的非法口供、存在重大瑕疵的鉴定意见，竟能轻易穿过侦查、起诉、审判的多重关卡，最终铸成铁案。

从涡阳这起案件的原始处理中，我们不得不反思基层执法办案中的问题：非法取证屡禁不止：本案中存在明显的非法取证问题，原审被告人家属在案件侦查阶段就曾提出刑讯逼供控告，但未得到重视，以及鉴定证据使用不规范等。

此次最高司法机关的强力纠错，恰恰反衬出筑牢地方司法防线的紧迫性。必须正视，在某些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法治原则仍可能在各种压力下变形、妥协。

本案中，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无罪抗诉”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改判，作用不仅在于个案平反，更是一次对基层司法实践的权威示范与强力矫正。

它清晰地划定了司法权力的边界：非法证据必须排除，科学证据必须审慎，疑罪必须从无。这一“自上而下”的监督，弥补了地方司法生态中可能缺失的纠错动能，为整个司法体系进行了一次“刮骨疗毒”式的净化。它警示所有司法从业者，任何对程序的践踏、对证据规则的漠视，都将面临来自制度顶层的审查与否定。

“车超案”的最终昭雪，是法治的胜利，但更是对地方司法环境的一次深刻警示。国家的法治进程，既需要最高司法机关高屋建瓴的引领，更依赖于每一个基层司法单元的健康运转。

· 必须强化内在约束：需要进一步完善地方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落实司法责任制，让每一位检察官、法官都能真正只对法律负责。

· 必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司法系统内培育一种“敢于质疑、审慎裁判”的文化，破除唯考核论、唯效率论的短视思维。

· 必须保障司法独立：需要确保地方法院、检察院能够抵御法外因素的干扰，成为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强堡垒。

从呼格案、聂树斌案到今天的车超案，每一起冤案的纠正，都是对司法公信力的一次艰难修复。

“车超案”翻案了，但它所揭示的问题不应随之翻篇。这份来自最高法的无罪判决，既是对四位当事人姗姗来迟的正义，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诊断书”，诊断出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司法肌体中的痼疾。真正的法治进步，不仅仅体现在最高法院的庄严宣判中，更体现在每一个基层法庭的日常实践里。唯有当正义在案件的起点就能得到实现，我们才能说，法治的根基已经深植于这片土地。（资深媒体人 柯南）